审查之一：假党员问题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８日，专案组印发《张爱萍专案情况汇报》（第一号）： “一、关于入团问题……据张爱萍的同乡、同学和四川历史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张爱萍确于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在达县期间曾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张鲤庭、戴治安是领头的，学生中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刘灵柱、曾繁福、邓廷壁等最为积极，他们当时都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这些情况同张爱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关于入党问题……据张爱萍的一些同乡、同学和老党员、老贫农的回忆，一般都听说张爱萍于１９２８年在达县地区教书期间入了党，并在罗江口一带组织雇农进行过秘密斗争，有一位老贫农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给张爱萍当过秘密交通，并留下一个当时送信联络用的铜牌子（由其孙李纯武保存下来的遗物）已交我们带回。总之，所获张爱萍在达中毕业后去上海之前这段历史同张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专案组又提出《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 １２月１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牟仲宇再次被传唤。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１９２８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张爱萍逮捕关押、２８日的第一次审讯。 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对张爱萍第三次审讯，张供称：“如果介绍我入党的张鲤庭和戴治安都不是党员，我也不算是党员。” 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总部领导人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１９２６年入团和１９２８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１９３０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 审查之二：特务问题 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６日，张爱萍专案组组长说：“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至１月２２日，连续进行了１５次突击审讯。 １９６８年２月，彭丰根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１９６８年３月５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一、在所有档案材料中，无法找到彭、顿加入特务组织的确凿证据，也无法证明福民医院就是日本的特务机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一切属实，也是１９３３年及１９３７年发生的事，而张爱萍是１９３０年在此疗伤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务组织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呢？ 二、彭丰根的供词上，只是说顿宫宽是特务，顿把张爱萍拉入特务组织，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也从未参加过特务活动。一个不是特务也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的人，根据什么能指证特务组织内部的活动呢？ 鉴于上述情况，在后来的专案报告中就没有有关日本特务的提法了。 审查之三：通敌问题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６日，总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曾秘密指使：“还要查他在华东海军任司令时把我军机密泄露给敌人的罪行。” １９６７年６月７日，中央二办的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同志并小组同志：反间组是张爱萍一手搞起来的……该组在张的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张对审查该组极为不满…… 同时提出，过去没有并案审查，没有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包庇了他？ 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上面提到的所谓包庇人的名字。 这封信是通过总部负责人转呈的，他写道：“即呈报江青并复制叶群同志。（签名）” 一个月后，总部负责人再次催促进展。由于一直没有突破，专案组建议：“未查清张爱萍在华东通敌问题，建议逮捕原反间组成员……”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他们在上送的批捕报告上写道：反间组是“蒋匪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任命潜伏上海的特务”，“为潘汉年、扬帆收罗起来”，“张爱萍从潘扬那里接受到海军”，“给台湾蒋匪送情报”等等。 经军委办事组报中央批准，将原反间组成员抓捕归案。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１日、１２日，和６月２７日开始了第２６次、２７次和第２８次审讯。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中央二办又将材料并附通敌罪证，送往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圈阅后报江青。 一九六八年四月张爱萍的《绝命书》 受凌辱，身名戕 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１９３０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１９３０年入党的。因此，我１９２８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１４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２０天爬在床上写了２５０００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狱夜沉沉何时旦，心烦意乱不能眠，一家六口难团圆。 四十二年从党命，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泣泪于狱中 还有一些零星的纸条，上面写着： “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们，日夜怀念你们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们真是都很安健，可减轻我的一些痛苦。” “衔冤情，无处张。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儿女，愧痛难当！” 有一张是我弟弟生日那天写的：“往年生日喜气洋，十八不庆泪两行。未见三子长成人，竟然年少历风霜。”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他问自己：“但愿日出浮云散，明年今日可补偿？”可希望又在哪儿呢？人到了绝境，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殃及孩子们。忘掉我吧！他写道： “如果家里人宣布脱离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前途。” 这些文字可能写于１９６８年的１月至４月。 一九六八年张爱萍写给中央的两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８个月了！革命４０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时时辱骂，有时还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 他又写下了长达２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在上海治伤，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他又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 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 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７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待罪人张爱萍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３日狱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张爱萍“大彻大悟” 张爱萍说：“我在监狱里，反复地去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但百思不得其解。”“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们递给我一张九大的公报……”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６人，共１２人。不算毛泽东的２４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１２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造反组织支持的领导干部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 张爱萍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张爱萍说，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张爱萍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既然不信任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革命了一辈子，过一个清贫但却是安宁的晚年，不该算是个过分的要求吧。彭德怀乞求过，刘少奇乞求过，但他们还是必须***！”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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