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庆模式的第二个重大意义，就是在实践上形成了一个历史转向的突破口……这就是重庆老百姓用“共产党又回来了”这句话赞扬薄熙来的原因。 20、2011年3月31日重庆演讲《学习主席党建思想，正确看待当前斗争》：……薄熙来搞重庆模式的意义，就在于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共产党相信群众，群众仍然愿意和共产党站在一起。 结论：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张宏良在吹捧胡温多年而不见 “招安效果”后，又恼羞成怒，近来逐步停止了对胡温的吹捧，改吹习薄，更有甚者，为泄“不被招安”之愤，极度失望之余，他还写出了一篇《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文章以示自己强烈的“内心不满”，当然，这种强烈的“内心不满”只是没被朝廷“招安”的“不满”而已。但愿现在正被张宏良热烈吹捧的习薄不要头脑发热，说不定几年后张先生一恼，又会写出《中华毁灭，灭于习薄》之类的文章来。 三、由改良主义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逐步暴露。 很多左派同志只看到张宏良对文革的肯定和对时弊的批判，但看不到他的阶级观点和阶级立场，看不到他先寄希望于明君的“康梁式”改良主义、后堕落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式”的投降主义的阶级立场。您也许会反驳说，就在几天前，张宏良在《应当高度重视陈奎元讲话反映出的重大政治交锋》一文中花了很大篇幅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明张宏良是马克思主义战士。我要告诉您的是，您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因为近来张宏良先生遭到了各处左派同志的严厉批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批他不是马克思主义战士，不提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在此时张宏良先生一反过去的常态，忽然大谈阶级斗争，您不感到他的变化有点突兀吗？您不感到现在的他与以前的他反差太大了吗？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在投机！他的投机与过去一样，一直未变！ 让我们再看看下面他的一些言论吧，他的这些改良主义与右倾投降主义的言论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张宏良。 1、“本届人代会（指2007年）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结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即将开始，其根据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和《物权法》。” “国家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在历史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强大仲裁者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初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扮演的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物权法》的确如同优美和谐乐章中突然插入的一道刺耳尖啸，虽然还不能说已完全打断了胡温新政激动人心的历史演奏。” －－摘自《进入转折阶段的中国改革》 2、“中国老百姓再次看到了希望，最主要最集中地体现在胡锦涛总书记那响彻云霄的宣言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新世纪的伟大宣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要重新带领人民推翻新的三座大山；这是中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不绝梦想，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次革命造反、刀起头落，无不是为了追寻这一梦想；这是耕者有其田的现代版，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阳光将照耀在每一个劳动者头上；这也是东方文化关于和谐社会理念的完整体现，只有幼者有其学、劳者有其酬、病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才能成为和谐社会。” “胡锦涛新政的亲民路线坚定不移，无论党内外有多大阻力，无论有多少政府部门阻挠反对，都要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今后的改革不再是仅仅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是要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历史自信，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辉煌论断，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 “中国人民再次挺起了胸膛，是十七大报告中对外政策给人的最深切感受。“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胡锦涛总书记这些断铁烁金、王道四射的豪迈语言，让30年来一直憋闷窝曲的中国人民一展胸臆地吐出一口酣畅之气，30年来几乎重新又被压弯腰的中国人民再次挺起了胸膛。” －－摘自《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3、“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人民的这一权利终于又夺回来了！”“整个报告给人的感受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政府的人民性质又回来了。” “记得去年两会结束后，在单位组织的经济形势报告会上，我就以“伟大的历史转变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题，表达了内心的欣喜之情，在当时遇到的许多同事朋友中，大家也都不约而同地对胡温新政充满肯定和希望，并且这种私下场合的肯定和希望，绝对是由衷的心里话。” －－摘自《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4、“中国崛起既是东方文化复兴的结果，又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条件。人类产生那天起，就沿着两条道路在探索：东方文化发展道路和西方文化发展道路。东方文化的本质是和谐共生，竞争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西方文化的本质是竞争和征服，合作也是为了更好的竞争和征服。西方文化的竞争和征服特性，使它更适合工业社会的发展，所以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西方文化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东方文化与之相适应。” －－摘自《中国崛起与东方文化复兴》 5、“从三中全会提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到六中全会完整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二次是七九年改革开放，第三次是这一次，恰好共产党经历了三个28年。” “谈到这次伟大转折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是三个回归，第一是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第二是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第三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 “这个政治信号说明了网络已形成了中央和百姓之间直接沟通的渠道，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沟通渠道，全力支持中央新的政治路线，我坚持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后一次机会，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 “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其标志就是胡温新政举起的人本主义大旗，人本主义大旗是胡温新政顺应历史潮流的最根本标志，人本主义大旗不仅形成了中国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甚至有可能让文明再次站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前列。可以这样讲，21世纪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就是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 “东方文化的本质是和谐合作，竞争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为了更高的和谐，而以网络信息和虚拟经济为基础的双赢社会，恰恰需要和谐合作代替竞争，所以西方的竞争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了，在客观上要求代之以和谐的东方文化，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 “现在，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又开始了更伟大的历史转变，同样是谁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文化龙头，谁就是未来世界的主导，人本主义大旗和建立和谐社会，标志着我们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文化龙头，所以未来世界的主导将一定是中国。以东方文化的和谐价值观为基础重新整合东西方文化，形成与全球一体化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将是２１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变革，也是未来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所要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 “就当前来讲，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捍卫还是颠覆被海内外喻为“胡温新政”的中央政治路线上。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体的中央政治路线，反映了中国最广大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是中国社会伟大的历史转变。” －－摘自《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 “本届人代会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结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即将开始，其根据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和《物权法》。” “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更是让他们夜不能寐，寝食难安，” －－摘自《进入转折阶段的中国改革》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这段话概括了改革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方向，改革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盛衰，所以必须要保证改革的正确历史方向，绝不能重演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改革的悲剧！” －－摘自《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四、对美国社会、美国司法制度的错误认识及言论 “目前美国建立在有罪推定、大众陪审团和惩罚性赔偿三大原则基础上的共同诉讼制度，代表着目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它完全来自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则，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成果的历史性继承。” －－摘自《大众民主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政治基石》 “国家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在历史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强大仲裁者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初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扮演的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 “毛泽东生前带领中国人民全面探索的、目前美国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政治的民主制度，是当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代表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摘自《进入转折阶段的中国改革》 “在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进行的大众政治建设，可说是殊途同归，毛泽东当时是摆脱苏联模式后的一种主动探索，今天美国的大众政治则是和美国其他创新一样，完全是被动的一种客观进程。” “美国社会的整个资本，在逻辑上已经落入到全体社会公众手中了，美国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所说的那种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像微软、思科等许许多多公司，已经是从里到外的公有制了，当然准确的说应该是社会所有制，这些公司的股东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人，已经不再是以往社会的私有制了。我们总不能说人家上千万上亿人拥有的企业叫私有制，我们三五十个老太太凑到一起编筐叫公有制吧，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而不讲道理的政治理论是征服不了群众，是没前途的。” －－摘自《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 “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再仅仅只是反映精英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同时也开始部分地反映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愿望，所以西方国家才能结束历史上的各种动荡，进入政治和解和社会和谐的发展阶段。” －－摘自《精英立法恶贯天地，开胸验肺鬼神皆惊》 “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解和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富国民族、剥削第三世界穷国民族的经济基础上的，即实现了国际层次的剥削制度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意义的人民民主。在这些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仍然是极少数资本家，才有实力去享受金钱操纵的伪民主、伪自由、伪人权；而广大无产阶级只是在资产阶级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统治下，获得了一些参与黑金操纵的伪民主的投票权而已） “当今西方国家两大现代司法原则——自然法原则和公众立法原则，恰恰是在吸收和改造中国文革政治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共同诉讼制度，简直就是文革政治探索的制度化翻版。” “既然自然法原则和公众立法原则来自于中国的政治探索，为什么西方国家凭借这两大原则建立了现代政治文明，而唯独把这两大原则的发明者中国抛在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后面？” －－摘自《精英立法恶贯天地，开胸验肺鬼神皆惊》 五、掩饰社会矛盾、鼓吹“和谐”的言论 “国家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在历史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强大仲裁者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初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扮演的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 －－摘自《进入转折阶段的中国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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