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考证

一九七四年在邓小平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和江青、张春桥等左翼势力发生冲突的时候，毛泽东往往采取批评左翼的方法，来支持右翼势力。但是当右翼势力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全面整顿为名要扭转文革的方向时，毛泽东开始了对邓小平为代表的右翼力量的批评，并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对右翼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策略。由于右翼势力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策化了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示威行动，毛泽东才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我们看到，不论是不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还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对党内右翼势力的限制和打击都是有限度的。这表现在他是让叶剑英以生病而不是罢免的名义离职的，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时候，仍然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没有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交给左翼势力，而是让相对游离于左右两股力量之间的华国锋来掌权。这表明他对右翼势力仍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处理的。这是为了避免采取过激措施，致使他们铤而走险，将党内矛盾推向激化，是稳定党内右翼势力的斗争策略，也是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和平交接。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毛泽东不将权力交给左翼势力，对右翼势力往往还网开一面，留下了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呢？ 

前面我们已经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1）毛泽东必须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广大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出发，制定适宜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否则就会造成党内分裂和政局动荡，也难以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创建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很早就看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但是由于斗争时机的不成熟，他在积极工作的同时，也一直在忍耐和等待。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中的红军在过了湘江惨遭损失之后，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层逐渐觉醒的情况下，才以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从军事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后来，有人问毛泽东，你既然早就看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为什么不极早站出来进行斗争，而要等到红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后才进行斗争的呢？ 

对这个问题，长征期间担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伍修权说：“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出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50] 
我们从伍修权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但是由于当时党和红军领导层中的多数人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因而斗争的时机并不成熟，还需要进行艰难的说服工作。这样就只有等到湘江血战之后，在党和红军领导层的高级干部逐渐觉醒的情况下才发起斗争。但是在斗争中，为了团结党内更多的同志，他又是讲究策略的，仅对当时错误的军事路线作出了纠正，而对错误的政治战线仍然暂时予以肯定。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策略中获得启示。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分明认识到如果右翼上台，他们倡导的路线一旦得以实施，就会在中国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当时在舆论战线中也是这样反复来宣传的。 

但是由于现实社会中并未出现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来的思想理论观点尚未得到历史的验证，党内许多党员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当时积极起来参加文革，在相当程度上是处于对毛泽东的信任，而不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他们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却没有认识到当时党内右翼势力倡导的路线与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逻辑联系。这表明他们对文革中反修防修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他们参加文革是一种自发的行动，而没有变为真正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自觉行动。这种以高昂激情而非理性认识去投身于文革的行动也就注定是难以持久的。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毛泽东对左翼和右翼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毛泽东要制定对左翼和右翼的政策和策略就必须从这种现实状况出发。这种状况就是当时右翼路线尚未得到真正的实施，更未出现在右翼路线实施下资本主义大规模卷土重来的事实，因而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并未出现与右翼势力斗争的自觉意识。这就表明毛泽东对党内右翼势力发动彻底斗争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制约了毛泽东对右翼势力采取的进一步行动，致使他只能对右翼势力发动一定程度的反击和斗争。否则的话，就会导致党内的分裂和动荡，而不利于党内的稳定和权力的平稳交接。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2）针对党内左翼与右翼激烈斗争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必须谨慎对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党内的分裂与动荡，酿成严重的后患。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武装斗争是在各个根据地相对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党内形成了许多山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是从党内存在山头的事实出发，在山头问题上制定了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削弱山头、削灭山头的政策。[51]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党内的山头问题，不仅没有影响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反而在克服了山头倾向以后，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同样，文革晚期的毛泽东在制定政策和斗争策略时，也必须从当时党内左翼和右翼斗争的实际出发，谨慎对待双方的斗争，防止出现后患。这种后患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讲，“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52] 

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会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因而就可能导致他们的激烈反抗，甚至会铤而走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这一点，因而提前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打了招呼，要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表示与他们站在一起，同舟共济。后来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并非杞人忧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抓捕。一九八○年冬被审判，要不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江青等人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有人坚决反对，江青是会被枪毙的。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十大以后，党内左右两股势力的斗争逐渐走向尖锐的时候，右翼势力头面人物开始策化如何抓捕文革势力的代表人物了。 

王震曾受叶剑英委托，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进行联络工作，并将联络的结果向叶剑英汇报。他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迷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 [53]王震想了想，终于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54]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据与王震接触密切的邓力群后来也曾回忆道：“我常到王震同志那里去。王老几次给我说过，主席去世前后他都到天安门去了，他有点忍不住了。他想要到天安门去剖腹。这时，他肾上生了一个结石，要开刀，就代替了剖腹。主席去世前，王老几次到叶帅那里去，说这样一伙人，这么不得人心，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很容易就解决了嘛。好比开政治局会，我进去一冲，把他们一提溜不就解决了吗？叶帅说，主席还在，你搞这个很危险，他不用说更多的话，只讲一句不赞成，通过广播电台一广播，我们不就全军覆没了吗？事情要解决只能等待。毛主席当时身体不好，病很重。意思是毛主席在时不好动手。叶帅还问王老，你同哪些人能说得上话，同他们要保持联系啊。王老说，汪东兴我还可以给他说得上话。”[55]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王震虽然当时在抓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是积极的，后来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也卖了不少力。但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状况，资本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的严重隐患，王震忧心万分。临死前他觉得很惭愧，对不起毛泽东，由衷地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远看五十年。当然这是后话。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要对左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下手了。不过是碍于毛泽东的声威，这个时候由于没有把握，因而还要等待时机而已。 

面对右翼咄咄逼人的攻势，毛泽东对左翼和右翼采取的措施会直接影响到右翼势力的行动。他不能不考虑到党内左右两股势力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将权力交给左翼，对右翼进行的打击也是有限度的。从他选择了与左右两翼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华国锋来看，他的选择是慎重的。他采取了一种相对倾向于左翼的斗争策略，以平和左右两翼之间的矛盾，防止极端事件的出现，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3）党内斗争的原则决定党内斗争的策略。毛泽东从党内斗争的原则出发，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策略，是不可能在党内斗争中去采取非法斗争方式的。 

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既然认识到了如果右翼一旦掌握政权，实行他们的路线，中国就会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为什么他不采取措施将右翼势力一网打尽呢？ 

毛泽东主张党内斗争中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不能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他一生都是恪守这一信念，严格遵守这一原则的。同时，他还认为右翼势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斗争，党内右翼势力就会产生。因而党内右翼势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是有必然性的。即使这一次把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拿下了，还会有新的头面人物冒出来。这不是好的办法。正确的方式不是消灭右翼势力，而是将他们置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使他们主张的路线不能在党内取得支配地位。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高层政治生活会，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自己过去在党内斗争的经历时说：“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士。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56]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毛泽东回忆了两次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打击下的情形。毛泽东恪守党内斗争的组织原则，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一面进行着艰难的说服工作，一面等待着党内同志的觉悟。 

也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在八月十六日的讲话中批评了彭德怀在长征期间主张扣押人质的事。他说：“张国焘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唯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57]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毛泽东主张在党内斗争中用说服教育的方法，等待着党内同志的觉悟，而不能采取武力解决的方式。当时的情况是，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混编为左路军、右路军分头北上。当时党中央随右路军北上。在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方针主张南下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转而同意张国焘南下的方针。这时红一军团已经北上，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兵力微薄，因而彭德怀才向中央提出扣押人质的建议。 

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说：“（我）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经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58]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在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准备追击。后来彭德怀回忆说：“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59]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程中，不论是遭到党内同志的误解和打击，还是自己的正确主张没有被接受，他都遵守党内的民主程序，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服从中央的领导。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他隐忍待发，做着艰难的说服教育工作。他对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方式深恶痛绝，严格恪守党内斗争的底线，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矛盾和分歧。由此我们也就理解毛泽东在党内右翼势力就其性质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他们的面目也没有公开暴露的时候，就只能采取批评教育和说服的方式，而不可能去采取武力斗争方式的。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右派一旦上台，就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当时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党内左右两翼之间的实际斗争状况以及党内斗争的原则要求与毛泽东高度的党性修养，这些因素使他既不会采取将右派一网打尽的策略，也不可能将权力交给左派，而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平衡两派的作为，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待将来在时局的演化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觉醒。毛泽东只有“天知道”的回答，实际上预示着当时斗争形势的不明朗，同时也有对左右两派一旦出现对抗就会导致局势动荡的忧虑。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由以上我们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对毛泽东去世前关于自己所做两件大事的考证中可以看到，这个谈话的基本内容是有史实依据的，也可以获得其他文献资料的印证。另外，我们从谈话的用语和风格上来看，他与毛泽东其他的谈话和行文风格确有相似之处，这又是别人难以模仿的。因而我们认为这个谈话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被认可的。这个谈话是毛泽东去世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四、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毛泽东将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是确实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其他谈话的文献资料中得到印证。这两件大事就是建立人民政权和巩固人民政权，从革命的性质上来说就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2、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意味深远的。 

这里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是将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呢？ 

我们知道，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建立，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毛泽东也曾说过三大战役的胜利都没有使他这样高兴过。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一基本矛盾，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基础上（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有一个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同时还要有一个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会得而复失。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正含义。我们不幸地看到，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已经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史实中从反面得到了验证。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正是这样毛泽东才将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将经济基础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3、从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毛泽东采取措施在竭力避免交班时出现“动荡”和“血雨腥风”的结局。 

毛泽东估计了交班的两种结局：一种是在和平中交班；一种是在“动荡”，甚至“血雨腥风”中交班。鉴于党内左右两翼进行的激烈斗争，在权力的交接上他既要巩固文革的成果，又要维护社会的稳定，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局面的出现。围绕这个中心，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谨慎地去处理左右两翼之间的斗争，防止不测情况的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他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许当年汉高祖的“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60]的歌声能够表达他此时无奈、悲凉的心境。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4、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认识和利益处置上的局限成为制约毛泽东文革措施实施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决定文革成败的决定性原因。 

虽然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但是他们从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这一直觉出发，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必要性，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涵义，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成败与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逻辑联系，没有真正认识到一旦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益就会受到资本的侵犯，他们也就会由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者。这表明他们对文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局限，导致他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在走资派的小恩小惠和挑拨利用下，他们却发生了分化。不少人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成为保守派，成为走资派维护自身利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他们冲在前面，成为走资派的挡箭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出现了。面对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毛泽东分明意识到在这些群众的背后站着走资派，他不可能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冲在前面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文革的战略和策略做出调整。他一面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61]一面也只好等待着这部分群众的觉醒。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试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工农大众的觉醒，他们深刻认识到了文革成败与资本主义复辟及自身命运的逻辑联系，立足于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从大局着眼，既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能够及时揭穿走资派的伎俩，清除内部的败类，还会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发动政变呢？如果有人胆敢这样做，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就会风云聚会，不约而同地群起而攻之。这定会让他们在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粉身碎骨，身败名裂。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又怎么会失败呢？资本主义又怎么会在中国卷土重来，工农大众又怎么会由国家的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汲取的沉痛教训。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5、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是真实的吗？ 

通过前面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谈话的内容是有史实依据的，谈话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前。从考证中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较早出现于叶剑英的讲话（谈话）。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叶剑英是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讲述这个谈话的。但是由于叶剑英没有交待清楚（或交待有误）毛泽东谈话的对象与时间，同时后来又也没有找到这个谈话的原始记录稿，于是就使一些人对这个谈话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莫非叶剑英是为了避免“动荡”和“血雨腥风”的局面，为了说明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的合理性，而有意这样讲的吗？当然，这还有待于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考证。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51]，第345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第2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 月第一版。 
[11]，第1页；[33]，第54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3]，第144页，147页；[25]，第148页；[61]，第385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7]，第487页；[28]，第488页；[35]，第487页；[36]，第488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1770页；[8]，第1781页至1782页；[9]，第1782页；[15]，[16]，第1768页至1769页，1777页；[17]，第1752页；[18]，第1645页；[19]，第1645页；[20]，第1610页至1617页；[21]，第1666页；[22]，第1691页至1693页；[24]，第1451页；[26]，第1740页，1752页，1756页；[29]，第1469页；[31]，第1401页；[32]，第1042页；[37]，第1679页至1761页；[38]，第1704页；[46]，第1768页；[49]，第1777页。 
7、《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81页；[5]，第181页；[6]，第188页至189页。 
8、《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主编，陈之骅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34]，第45页。 
9、《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39]，第346页至358页；[43]，第419页。 
10、《南风窗》，二○一○年第八期，《“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章剑锋著。 
[44]。 
11、《“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席宣、金春明著，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42]，第305页。 
12、《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访谈、整理：朱元石等。当代中国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第一版。 
[40]，第242页至243页。[41]，第244页至245页；[45]，第251 页至253页；[47]，第211页至212页；[48]，第216页至217页。 
13、《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50]，第185页至186页。 
1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52]，第408页。 
15、《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58]，第202页；[59]，第203页。 
16、《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53]，第638页。 
17、《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下），范硕著，华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54]，第556页； 
18、《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征求意见本），“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55]。 
19、《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第六部分，《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二○○○年三月三十日）》，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30]。 
20、《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56]，第192页至193页；[57]，第336页。 
21、《史记》，司马迁著，岳麓书社出版发行，二○○一年九月第二版。 
[60]，第358页。 
22、《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13]，第37页至38页；[14]，第38页至39页。 
23、《党史博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二○一三年第三期，《李海文：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 
[1]；[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