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初开始的“五反”运动，是继争夺市场领导权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严重的较量，这个斗争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98)这个斗争，也是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为了首先抓好共产党自身建设，“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能够合格，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的腐蚀、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任，所采取的重大政治运动。 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和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市场购买力逐步提高，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克服了一度遇到的困难，而且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反限制活动也加紧起来。许多不法资本家通过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即采取“五毒”行为，向工人阶级实行猖狂的进攻。这种进攻，具有严重的性质。据京津沪等9个城市的材料，45万私营工商业户中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者达34万余户，占76%。一些不法资本家的活动是有组织的。有的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权甚至被他们所篡夺。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滋长了贪污腐化行为，有的甚至蜕化变质，成了贪污腐化分子 毛泽东对于全国胜利以后党内可能发生腐化现象的问题具有高度的警觉性。前面已经讲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发出过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告诫。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说是“进京赶考”，并且特别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当他发现党内确实有人被糖衣炮弹打中这样的情况以后，毛泽东坚决地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停止许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公开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认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对有问题的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P190-191) 在“三反”运动中，首先由领导干部检查官僚主义、右倾思想和某些浪费现象;接着号召坦白和检举，并且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打虎队”，围攻大贪污分子;最后进行核实问题、定案、处理。在整个斗争过程中，贯穿着批判资产阶级丑恶思想的教育。 当时担任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负责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领导的机构)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他深有感触地讲到，“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他讲到，当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均担任过天津地委书记)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曾要他把自己的意见转报毛主席，即考虑到他们过去有过功劳，是否可以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147\152) “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这场斗争“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贪污腐化行为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不发动群众，不可能把这种行为揭发出来。不过群众运动的高潮起来以后，往往会发生过火行动，造成扩大化的错误。当“三反”斗争出现扩大化的苗头时，毛泽东即强调指出，“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毛泽东文集》第6卷，P204)由于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三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反”斗争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表明，“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往往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因此，1952年初，在“三反”斗争进入高潮的同时，与“三反”斗争相配合，中共中央决定在大中城市中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毛泽东强调，必须“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他要求各级党委严密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毛泽东文集》第6卷，P192)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展开斗争。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发动广大工人、店员群众对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揭发、检举，同时要求不法资本家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政务院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规定：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文件把工商户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在一般情况下，守法户占10%-15%，对他们当然不存在退罚的问题;基本守法户占50%-60%，只要他们退出违法收入的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只要他们退出违法收入，而不处罚他们。这样就安定了95%的资本家，使仅占工商户总数5%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完全的孤立，就是在资本家中间也陷于孤立，从而有利于争取和改造大批资本家，彻底粉碎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对运动的反抗。 到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工人阶级赢得胜利而宣告结束。 6.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整党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5月，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全国胜利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曾经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便通过整风，使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搞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所在。这次整风，是在当年夏秋冬三季进行的。1951年3、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要求通过整党，解决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许多思想上、组织上不纯的现象。会议之后，首先在全党普遍进行了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教育，并且经过典型试验，各地各部门都适时地开展了整党工作。1952年2月和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和《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据此，党的各级组织均结合三反斗争，对党员进行了坚持共产党员标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教育;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妥善处理丧失党员条件或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并且把三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批优秀的非党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 “三反”、“五反”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整党运动。经过斗争，我们对“五毒”、“三害”已提高了警惕性，并在运动中解决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这一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糖衣炮弹曾经打倒了某些立场不稳、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的人们，却不能打倒久经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所教导的中国共产党。大批贪污分子被清除之后，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去腐而后生肌，在组织上也比过去健康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清除身上的痈疽，这充分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避免李自成的血的教训，经得住胜利的考验的，是可以脱出历史上剥削阶级由胜而衰的周期率的。毛主席共产党更加得到人民的热爱、信任和拥护。 有的老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民的传统的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干才，现在认为是可耻了”。(薄一波：《为巩固“三反”、“五反”的伟大胜利而斗争》)这就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和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工人监督在许多企业中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能力，不能不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威力压倒了。五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五反运动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步骤。 7.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中，其中一项就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同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两种偏向，“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P19) 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及各项社会变革的迅速发展，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也不断得到改造和扫除，无产阶级的进步的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在广大人民中间逐渐被接受。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进行改造，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提上了日程。 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几乎是文盲，基础教育极为薄弱。在城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工人、贫民子弟一般读不起书;在乡村，还有相当多的私塾教育，贫苦农民大多无钱入学。旧式教育对于传播民族文化有一定作用，但是它渗透着大量封建的内容和毒素;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科学技术进步培养人才，但因为教育主办权多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所控制，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旧有学校教育事业远远不能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极需要革故鼎新，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使教育事业从过去掌握在剥削阶级和少数人手中，转变为由党和各级政府掌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二是使教育事业从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转变为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服务。党和各级政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强调对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不能采取像摧毁反动政权机构那样的做法，而应采取先妥善接收，再逐步改革的谨慎政策。对原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类公立学校，一律实行接管，各学校的教职员除极为反动的个别分子听候处理之外，按照原职原薪继续工作。对私立学校，一律维持原状，学校工作照常进行。这样，既充分发挥了旧有学校教育事业能为新中国和人民服务，又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稳定，能够逐步适应新中国的需要。这个政策受到社会各界和学校教职员的拥护和支持。在接收学校后，首先废除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废止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带有反动性的课程;建立革命的政治教育，增设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新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入学校。原有教育事业回到人民手中，为建设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创造了基础条件。 改造和接办教会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许多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这些教会学校在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的原则下，继续接受外国津贴。但是，某些外国教会却藐视这个原则，无理干涉学校行政，阻挠学校改革，或以断绝经费来源相要挟，或利用教会学校暗中进行反动宣传和敌对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开始接办教会学校的工作。1950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教育部明令将违反中国法令的罗马教廷主办的辅仁大学正式接收自办。同年12月底，针对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的挑衅行为，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教育部随之贯彻执行，继辅仁大学之后，全国各地对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514所中等学校、1133所初等学校实行接办，分别情况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或有中国人民自办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 为培养工业建设人才，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一是对许多大学的文、理、法学院或系实行合并，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二是将各大学的工学院和工科各系实行合并，组建多科性工学院，或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工学院，基本形成机械、机电、土木、化工等主要专业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同时，进行师范、农林、医药等院校的调整。经过调整，大多数省份拥有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到1953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1所，其中综合性大学14所，工科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其余为财经、政法、少数民族等院校。全国初步形成学科、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学校体系。1952年，政务院决定实行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原有79所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首先从文学艺术方面着手。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给大会发来了贺电。贺电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党号召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这给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一届文代会使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分离的两支革命的文艺队伍汇合在一起。五四以来处于分散形态的“新文艺运动”由此进入了“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与会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在文艺思想、文艺方向上形成共识，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确定为今后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大会还成立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类文艺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重点发展人民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我国有着丰富的戏曲遗产，几十万戏曲艺人影响着几千万观众和听众。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团结和改造这支重要的文艺队伍。强调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喜爱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把他们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动员他们积极地参加对旧文艺的改革。1951年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成为繁荣戏曲事业的方针。党和政府还提出了戏曲改革的任务和要求。 国家还对新闻出版事业，科学技术建设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等等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业进行了改革和建设，使它们成为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前，知识分子的数量很少。党和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一步强调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必须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充分利用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 从旧社会过来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进城之后，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绝大多数继续从事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工作，以用其长;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社会政治地位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共同建设新中国。党还积极争取留居国外的学者和留学生回国，帮助他们实现为国效力的夙愿。1950年前后，李四光、华罗庚、叶笃正、程开甲、赵忠尧、王淦昌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和学者毅然决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裕条件，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中最突出的是钱学森同志。当他听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激动的热泪盈眶。他立即申请返回祖国。但遭到美帝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种种阻挠和迫害，并以丰厚优惠的条件做诱饵。不管是硬的迫害，还是软的诱惑，对钱学森来说，都是徒劳的。他矢志不渝，要回到他深深热爱的祖国，要为祖国效力、争光。终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心和周到精密地安排下，钱学森终于冲破了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他竭尽全力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当他被授予国家的最高荣誉奖时，他曾满怀激情地谈到他一生的三次激动：突破重重封锁，学成回到祖国;和焦裕禄及孟泰等人同列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他的晚年，他临走之前，仍然念念不忘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他曾严重地指出，中国若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取消了公有制经济，中国就完蛋了!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的壮志豪情和伟大的胸襟啊!他真是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好榜样! 到1952年底，已有2000多名回国的留学生和专家学者。试想，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数以多少万计的知识分子，不论公派还是私去，千方百计出国留学或作访问学者，但学成后，即千方百计不回来。有人曾戏谑，“这几十年来清华、北大大约百分之六、七十的优秀人才都是给美国、西欧等外国培养的”。这大概不会是危言耸听!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来看，由于刚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不久，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还有很大影响。许多人对新的社会事物不了解、不熟悉，大都有重新学习的愿望，希望深入地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按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各地纷纷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等各种短期训练班，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时事政策、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社会实践和理论课程。新解放区的大批青年学生，以及许多受旧式教育或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和教育，了解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等基本道理，开始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逐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打下初步基础。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致信周恩来，热情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任北大政治学习运动的教师，以期提高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赞赏和支持这种主动要求学习的行动，决定把学习运动扩大到北京、天津所有的高校。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向参加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的三千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现身说法，入情入理，亲切诚恳，使教师深受教育和启发。使他们深感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后，京津两市20所高等学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实际，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由此，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开来。毛泽东赞扬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国文联决定在文艺界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从1951年11月下旬到1952年夏，各地结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全国展开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初步澄清文艺工作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52年1月，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开展学习运动，结合全国正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形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1952年六七月间，科技界也开展了学习运动。至此，由教育界开始的以改造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我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心和领导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是一次学习运动。主要通过学习有关文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举办各种报告会，组织参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展览会，或参观工厂、农村，帮助各界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站稳革命立场，解决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划清敌我界限的问题，树立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启发自觉的原则，由知识分子结合个人经历，在一定范围的会议上检讨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及不良作风，听取并接受群众的评议，由所在单位的学习委员会提出帮助他们改进的意见。对于个人政治历史上确有问题或污点的知识分子，在组织清理阶段要求他们忠诚老实地写出材料，由组织上作出适当结论，以便他们放下历史包袱，获得谅解，轻装前进。经过上述步骤，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于1952年秋基本结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它符合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希望重新学习、转变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的。实践的结果也说明，通过这种改造思想、提高认识的活动，有利于促进广大知识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巩固政权的实际斗争，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在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观念方面取得初步成绩。通过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重要步骤，在党和毛主席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指引下，广大知识分子经受了思想改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跟上新时代的要求，为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奠定了思想基础。 8.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抓好政治领域里的革命运动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重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电影《武训传》开展讨论。1950年底至1951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1951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 《武训传》所反映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乞讨，筹钱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只能是幻想。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5月20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毛泽东尖锐而鲜明地批评了电影《武训传》，击中了它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而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P46、47)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关心下进行的第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它象一面镜子，使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猛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无论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还是思想战线上，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尖锐激烈地存在着。若对这种形势不认识，或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听之任之、麻木不仁，任其自由泛滥，势必有一天，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所以，无产阶级要提高警惕，要经常不断地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审视1951年5月开始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它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迅速涤荡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提高了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以后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打下了基础。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争作贡献的积极性。 有论者认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这种看法未免带有片面性。围绕对《武训传》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作者和编导。有赞扬的自由，当然也应当有批评的自由。这谈不上简单、粗暴。至于毛泽东同志写的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尖锐地指出了《武训传》的要害，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这场讨论的影响及意义。凡是稍有一点新闻知识的人，都懂得报纸的党性原则，更不待说是党的机关报。在社论中鲜明地表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无可厚非!这也谈不上简单、粗暴。在《武训传》讨论和对资产阶级唯心论错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对涉及到的人物，如影片的编导孙瑜，主要演员赵丹，以及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上确实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也联系思想实际作过自我批评。但对他们的处理是恰当的，并没有作任何的政治结论，也没有给任何组织处理，事后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继续做他们的执导和演员。因而这更谈不上任何的“粗暴”、“简单”、“过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实之词”等等。 否定论者还说什么，这次批判“不实事求是”，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一切，无限上纲”。其实，这种指责本身就是不实事求是的。这里要涉及到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评价问题。 正因为这次批判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又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处理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行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根据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这样做的本身恰恰说明，这次讨论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即把学术的争论与深入社会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了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先河。决不象某些论者所言，是扣帽子、打棍子、以势压人。若是如此，完全没有必要组织十几个人，花几十天时间，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实地调查。只要凭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发个指示，下个政治结论不就行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头三年，运用唯物辩证法领导着极其复杂、极其艰巨的工作，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工作，抓住工作重心，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正确确立路线、总的方针和具体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工作既认真又抓紧，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善于“弹钢琴”，抓中心、抓重点，又正确处理好非重点工作和一般工作，正确解决矛盾和矛盾的转化，牢牢掌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有条不紊地领导着党和人民胜利地到达彼岸。铁的事实雄辩的证明，“进京赶考”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第一次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 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之后，毛泽东又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新的更加伟大而艰巨的工作和任务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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