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据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好民主革命遗留问题，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形势，纷繁的工作头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何种方针，应当如何确定工作重点，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战略策略?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方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更是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搞好矛盾的转化工作。时时刻刻把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如前面所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建国后的主要矛盾，国内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那末，是不是新中国刚建立，主要矛盾马上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并没有机械地教条地运用主要矛盾的理论，而是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出发，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促进矛盾的转化。 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唯物而又辩证地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从古未有的伟大胜利。但是，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党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些老解放区的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还有新解放的三亿一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今年秋季就要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我党在领导完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这个重大任务，所面对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极为激烈的伟大斗争。 而解决这些敌人，就是当时我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敌对方面。这也是当时工作的重点。毛泽东正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为我党规定了“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面对这些敌人和困难，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主要是： 我们要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鉴于当时中国存在的客观情况，最后进一步强调了党的总的战略策略方针。他说：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要四面出击》)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强调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并且指出，为此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主要是： 1.开展土地改革，消灭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样一些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对于消灭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对于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深刻地变革地主阶级的反动经济基础，这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创造一个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极为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自指挥和部署，各野战军分别向我国的西北，中南，华南，东南，西南进军，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到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及少数海岛外的全部领土。使新中国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 以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从1950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比较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所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更合情合理，更得人心，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拥护，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其一，1947年土地法，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反封建，但也往往会损害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现时的规定，土地不打乱平分，而是中间不动、两头平分，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分给地主一份。这种政策和做法既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满足了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有利于团结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允许他们保留高于当地平均数的土地量;下中农则可以分进一部分土地)，也可以避免由于土地关系的不必要的变动可能引起的减产等损失。其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富农在政治上倾向地主，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革命战争，由于革命战争要求农民承担出兵员、出公粮、出义务劳动等任务，为了更多的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提高他们支前的积极性，党采取了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全国解放后，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富农在政治上有了中立的可能，而农民的负担也没有战争年代那么重了，他们的某些需要可以采取由国家发放贷款等办法加以解决，因此采取中立富农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而只征收半地主式富农出租的土地。土改以后，富农一般占有相当于平均数两倍的土地。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地主，安定中农的情绪。再有，现时的土改政策规定分给地主一份土地。这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所搞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是根本对立的。现在这种政策，更有利于把地主分子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使得共产党进一步得到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农民的热烈拥护，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使得农村生产力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推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2.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与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着重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五种反革命分子。 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规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使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达到了如期的目的。 为了保证镇反运动的胜利进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第一，对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毛泽东指出，那些南霸天、北霸天，“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要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第二，要实行群众路线，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因为只要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检举、揭发、追捕反革命，反革命就无处藏身；群众起来了，不但使坏人逃不掉，也可防止好人受冤枉。第三，对反革命要打得狠、打得准、打得稳。所谓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毛泽东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打得准，就是不要错杀。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以此作为量刑的根据。在运动中，强调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捕人、判刑都有严格的控制，并经过精密的审查。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在群众运动高潮起来以后，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斗争中，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就是对于犯了死罪但其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者，还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毛泽东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建设”。这样，党政军经团各界中清出的反革命，十之八九的死罪分子就可以保全下来不杀了。他强调：“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诸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残余反革命势力，使得基层政权进一步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手里，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安定了社会秩序。 与土改和镇反运动相结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比如：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反对封建把头制度;在社会上，严格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经过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就迅速荡涤了这些在旧社会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赞许和刮目相看。这些污泥浊水，在毛泽东时代禁绝了三十年。可是，“新时代”也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这些丑恶现象迅即死灰复燃，把整个中华大地搞得乌烟瘴气，丑恶、腐朽、糜烂，不堪入目。 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胜利完成，使得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尔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3.进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仍然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严重任务。为此，对外，毛泽东党中央按照七届二中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和总方针，必须正确解决如何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和应当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何种关系这两个重要问题。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历史状况、现实情况，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明确答复。所谓“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就是说：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讲到，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承认问题，不要急于去解决。当时的考虑是：一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在中国就一天不给它们以合法的地位;二是旧中国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新中国应该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后再同帝国主义建交，这对于防止帝国主义钻进来捣乱有好处。二中全会据此作出过相应的决议。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方针和《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新中国坚决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外国在华的驻兵权，并收回了外国兵营的地产权及征用了兵营和其他建筑，中国海关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起来，外国在华的内河航行权和自由经营权也被废除了。中国已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有香港、澳门作为我国对外发展关系的窗口，从这个大战略策略方针出发，毛泽东党中央决定把这两个地方暂时留在英国和葡萄牙手中。 关于“一边倒”。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就是，中国人民为了“达到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国际上正在出现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即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范畴)坚持敌视人民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还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一样。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决定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事实上，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有关于军事合作的条款。这个条约对于巩固中苏两国的国家安全，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 不过，苏联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新中国是存有疑虑的，他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按他的理解，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并非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说过，“一九四九、一九五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文集》第7卷，P42)我抗美援朝以后，他才打消了这种疑虑。有一个时期中苏关系发展得比较顺利，苏联对中国的建设给予了有力的支援。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一再告诫，中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周恩来还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对外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美国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的主要支持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同时，也曾主张“采取和美国以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尤其希望在两利的原则下发展（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当代中国外交》P30) 全国解放前夕，为了探讨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考虑到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这一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曾经通过黄华向他表示他可以私人身份来北平，中共领导人可以在北平接待他。由于美国政府坚决敌视人民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民关于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没能实现。美国政府在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公开对他们在中国的失败表示不甘心。他们把中国人民的胜利说成是中国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说什么“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现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而他们将“鼓励”“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当年，毛泽东曾经对这个白皮书批得体无完肤。然而，不想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美国当权者艾奇逊、杜勒斯们“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竟在胡耀邦赵紫阳及其后的徒子徒孙走资派们之手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这真是开了历史一个大玩笑!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直接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要不要参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临着的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毛泽东从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的战略全局出发，从解决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战略高度出发，在党中央开会讨论是否参战的问题时坚定地指出，“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当然，决定参战，就必须准备迎接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指出，我们要作好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样的准备；但同时要相信，“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同朝鲜人民一起,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前线司令部直接指挥和部署下，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最终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上述决策的英明。这个胜利，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获得了必要的教训，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场战争是解放战争在特殊条件下的延续。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不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中国的独立是不巩固的，中国人民要在和平环境中安心地进行经济建设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胜利，同时也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条了不起的经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01-106)对于这个问题，他后来还曾说过，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P43)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国就不可能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新中国的建立，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政权，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只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经济基础，作为政治的主体的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特别重要的中心工作来抓。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反复地强调，“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软弱无力，无法实现。”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能否领导人民做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这是一个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能否开展的极大的问题。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需要党和政府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正确的政策。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以后，如何对待外国资本、地主经济、官僚资本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关于外国资本。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党中央曾经设想，独立的新中国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接受外国投资。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对外资企业应分别先后缓急给予正当解决的决定，对外资企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不同的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分别对待”的方针。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只没收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财产，一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财产均不没收，只是废除它们依靠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一般外资企业只要遵守中国法令，不危害国计民生，可以继续经营。全国解放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有一千多家，主要属于英美垄断集团。由于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遂对这些外资企业进行了监督、管理。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后，悍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赴中国港口。中国政府至此乃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在华财产。其他外国在华企业，由于不再享有原先的特权，特别由于美国实行封锁禁运，大部分陷入瘫痪状态。它们中间，有些企业申请歇业，有些企业自行放弃经营，有些企业自动要求转让给中国政府以便抵偿他们在中国的债务，有些企业则由中国政府作价收购。这些被征用、收购的企业，随后即成了中国国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地主阶级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的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它是在土地改革中被消灭的。如前所述。 关于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主义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在生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经由一般垄断而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它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工商业，而直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的发展在根本上并不等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它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垄断的国家政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管的日、德、意在中国的企业，以及他们靠反革命武装所经营二十多年形成的、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官僚资本集中于大城市。随着解放战争中大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已经开始没收了一部分官僚资本;到1949年底，中国大陆的官僚资本企业已经基本上被人民政府接管。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要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中也有一小部分是由没收的敌伪财产(日德意企业、伪满和汪伪政权的公营经济)或被征用、收购的若干其他外资企业转化而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原来解放区的公营经济。由于官僚资本是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占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这就使得在主要由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一下子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人民政府在接管城市时，对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是区别对待的。具体地说，对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原则上是打乱、解散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彻底打碎反革命的国家机器;而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则原则上不是打乱、解散，而是先原封不动地接收下来，而后逐步进行改造。中共中央指出：“现时资本主义的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不仅为我国准备了科学技术，同时又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发扬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去掉其不合理性和反动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P314-315)这种分析既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得人心的。正因为如此，人民政府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接收进行得比较顺利，生产很快得到恢复;随后，经过民主改革、生产改革，这些企业成了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分析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存在五种经济成分，是符合实际的。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的基本经济纲领就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此，就要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二中全会认为，利用、限制和改造(当时还没有直接用改造这个词)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首先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中表现出来。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不胜其苦。新中国成立前后，物价仍在剧烈上涨。从客观情况来看：当时解放军正在向全国胜利进军，军费开支浩大，1949年军费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为了稳定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人民政府对国民党留下的大批军政人员原则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样，连同原先解放区的脱产工作人员在内，人民政府需要保障900万人的生活。这些浩大的军费和公教人员的生活费支出，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但当时物价之所以剧烈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投机资本利用上述情况在市场上兴风作浪。 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不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新生的人民政权就可能站不住脚。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了以打击银元投机和打击粮食、棉纱棉布投机为目标的两次经济战线上的“战役”，第一次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第二次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把投机资本的冒险活动有效地压制了下去。到1950年3月，全国市场物价终于完全稳住了。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斗争，是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的工作结合进行的。过去，由于敌人的分割，各解放区是分散经营、各有币值、各管收支、各自供给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全国统一以后的形势的需要。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的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在管理上应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在当时情况下，我们的收支状况虽然紧张，机动力量有限，但是，如果能够集中起来有重点地使用，还是可以办成一些事情的。也就是那时常讲的一句话：做经济工作不能撒胡椒面，而要必要的物力财力首先解决重大问题。为此，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个决定，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使然，并不是照搬某个外国模式。 1950年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基本停止，物价更趋稳定并略有回落。这就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曾说过，这个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在旧中国吃够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苦头的中国人民，为此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示了无限感激和钦佩之情。这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工作方面也是完全有办法的。他们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途由此更加充满了信心。通过这场斗争，社会主义经济也真正掌握了市场上的主动权。正是这场斗争的初战胜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才开始树立起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权，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去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使之各得其所。 不过，统一财经、稳定物价，还只是使中国的财经状况得到初步的好转，而不是根本的好转。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指出，为了实现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前面已经讲述了土地改革问题，这里简要地说一下调整工商业的问题。 市场物价稳定以后，1950年3、4月间经济生活中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等现象。私营工商业之所以发生困难，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随着物价稳定，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上原先那种虚假的繁荣现象不再存在了，这就使得一部分商品一时销不出去;由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私营工商业原先经营的面向国外市场和面向达官贵人等的产品，这时也找不到销路了。而商品滞销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的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太低，这个问题在虚假购买力消失之后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从工作上讲，人民政府为了平抑物价而采取的紧缩银根的政策，虽是必要的，但也对于正常的工商业的经营活动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毛泽东指出，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所以，“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毛泽东文集》第6 卷，P49) 调整工商业的内容，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方面。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其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其主要措施有：投放货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开展城乡交流;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合理确定工缴费;在商业方面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并调整价格以便使零售商有利可图;等等。这些措施迅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党和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对原先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改革，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了;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通过调整工商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困难也得到了克服;而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步缩小直到基本停止，以及由于对干部实行低薪制、供给制等等，国家所需的经费也相应地有了节减。这样，国家的财经状况就得到了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20%。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178.6%，比1936年增长126%;农业(包括副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36年增长185%。人民生活也有了切实改善。 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的胜利完成，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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