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专门给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供稿。】

一.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一）认识和抓住新中国初期的主要矛盾，并给予正确解决

　　在建立新中国之初的历史转变关头，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全力认识和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正确解决，促进矛盾向有利于我党领导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面转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有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1947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是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同时，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周密部署。新中国犹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日，很快就要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亲自领导和指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又在考虑新中国建国之初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1948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如果我们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这个文件的前两章是毛泽东亲自执笔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长时期内占据优势的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代替”。(《毛泽东文集》第5卷，P57)

　　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工作部署。在作会议结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新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其他矛盾，如民族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等等。

　　而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继《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之后，在九月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同时，毛泽东深谋远虑，对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这个矛盾主要方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部署。

　　政治上。毛泽东在阐述政权建设时特别指出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所谓国体，是指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里，毛泽东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即就其主体部分来说与工农民主专政是一致的，但它比后者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因为“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人民民主专政在根本上是与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相区别的。“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之后，1949年2月初，在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谈话中，毛泽东就新中国政权的性质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可是，最近这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各级政府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人民又重新沦为“奴隶”、“仆人”，又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不知和蒋介石政权还有什么不同?!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这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那时的议会，不过是封建军阀的工具而已。“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经济上。九月会议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形态。至于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究竟有哪几种，怎样对这些经济成分进行分析，毛泽东认为，那“还要考虑”。

　　当东北局报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的文件，经过刘少奇审改，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特别提到刘少奇在“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中指明是指“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我们整个的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毛泽东书信选集》P306)（点评：就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建国前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发生了分歧。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毛泽东则认为，必须要对资本家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要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笔者）

　　之后，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曾讲到，关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他说，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他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可能会快些。

　　军事上。1947年继毛泽东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1948年9月会议，进一步作了部署，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继之，毛泽东和党中央亲自领导和部署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使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以和平解放北平为标志取得完全胜利。之后第二天，毛泽东在同米高扬会谈中，关于解放全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去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外交上。国际关系和新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大城市陆续回到人民手中，制定明确的外交工作方针已经提上了现实的议事日程。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改定的。《指示》说：“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关于外交关系，《指示》提出了“另起炉灶”的方针，即是说：“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使领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国家一样，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指示还谈到了外资关系及外贸关系。《指示》强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人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这个指示，突出地显示了毛泽东党中央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坚定的民族立场和人民立场，原则性和灵活性，阐明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两周以后，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进一步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子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工作中的又一项重要方针，即“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样，毛泽东就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已经清晰地绘制出新中国的蓝图，这也为之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抓好主要矛盾，

　　为新中国建立做好充分准备

　　1949年3月5日-1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组织和迎接全国胜利，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研究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途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在唯物辩证法统帅下，高屋建瓴，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用主要矛盾和矛盾转化的原理指导革命实践，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主要内容是：

　　1.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首先，军事方针。经过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特别是经过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今后解决剩下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乎天津（战争解决）、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等待整编）三种方式。毛泽东强调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准备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按照北平或绥远那样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我们必须注意和学会这种斗争方式。要注意，这仍然是一种斗争方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促进矛盾的转化，不是不用斗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鉴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干部去接管广大的新区，建立新的政权，毛泽东还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必须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必须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工作队的作用。

　　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向城市

　　1927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毛泽东指出，采取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今后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为此，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环境中进行各种新的形式的斗争。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仅顾城市丢掉乡村。

　　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只有将城市的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为此，他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党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3.强调了要正确认识和抓住主要矛盾，并且正确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他分析了全国胜利后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自从1948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开始提出新中国建国之后的主要矛盾问题，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思考和认识，到这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新中国的主要矛盾问题。这说明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中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深谋远虑。而且，要着重抓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入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还着重地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偏向。他指出，在旧中国的经济中，大约现代化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的现代工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本形态，仍将是大量的分散的个体的。对于这种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经过合作社经济，引导它们向着合作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容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同时，又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而这是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他并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作了展望。他说，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分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状况，由此所决定的阶级斗争的情况。这就给人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这就使各级党的干部干起工作来，头脑清醒，痛快淋漓，勇往直前。

　　4.而要抓好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转化，必须首先抓好党的建设问题。这是关键，是要害。所以，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特别强调：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对于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以后面临的新情况，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但巩固这个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强调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5.不仅要抓好党的作风建设，还要搞好党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建设。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还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专门讲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及其矛盾转化原理指导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光辉范例。

　　这主要是：

　　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问题就解决了。“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委书记即“班长”(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党委委员(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要“互通情报”。要不耻下问。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就是要正确处理领导和下层、领导和群众之间矛盾的辩证关系。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仍然是要抓好中心工作(即主要矛盾)，并要兼顾好其他(次要矛盾)方面的工作。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要做到胸中有“数”。要出“安民告示”。要“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要力戒骄傲。要划清两种界限。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还要划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主要的和次要的。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所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至今仍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注意遵循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如今党委领导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不讲甚至根本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他们只知道个人主观武断、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一丝一毫的辩证法。

　　这样，经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的报告，就为新中国的建立，作了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等方面的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