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住房问题决定人心向背和天下兴亡核心提示：住房问题将决定当今中国的人心向背和天下兴亡，更加决定中国80后、90后这几代青年的社会政治选择。青年是住房问题中的主要群体和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只有真正解决住房问题，无房青年才可能在城市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中国青年一代中站住脚，青年一代才可能真正在内心深处做到既爱国又爱党爱社会主义。 一些人从欧美模式出发，片面地主张房地产市场化，公然反对“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标，甚至狂妄地认为一般老百姓本身就不应该有“住有所居”的奢想，能够“住有所租”就是不错的选择。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要照这些人的主张，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不可能从现在起就着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
原题：住房问题决定人心向背和天下兴亡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决定中国的命运和基本走向。准确把握、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全党上下必须高度关注的关键所在。 在20世纪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封建土地制度是封建主义的基础。中国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耕者有其田”纲领口号和基本政策，领导亿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得到了中国亿万农民的支持、拥护和爱戴，夺取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除了农村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外，城镇化进程中的住房问题开始上升为21世纪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 第一，中华民族奠基于农业文明，注重安居乐业的传统价值取向非常关心住房问题。“恒产者恒心”，“住者有其屋”历来是中国人牵情动心的基本需求之一和中华梦的主要内容。“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居者有其屋”的深刻关怀。 第二，城镇居民尤其是正处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面临着就业、上学、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重大民生问题，但是最根本的是住房问题。在所有民生问题中，就业是前提，住房是基础。住房是广大工薪阶层和亿万农民工在城市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根本和基础。有了住房，其他一切都好说;没有住房，解决其他问题都是空话，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尤其在房地产价格多年来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很多人花尽几代人的积蓄甚至穷其一生都无法买到一套哪怕足够容身的住房，更使住房成为城市工薪阶层、进城农民工及其80后、90后依靠个人的力量几乎都已经无法解决的焦点问题。 第三，据有关方面研究统计，当前我国已经转化为城市非农业户口的进城农民工只有27.3%，远远少于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的农民工，除了户籍制度以外，其中的根本障碍就是住房问题。由于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得不采取就业工作常年在城市，逢年过节再临时回农村的“候鸟式”的生活方式，不得不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夫妻分居的种种人生景象，不得不保留农村的居屋作为自己万不得已时的一种归宿和选择。
第四，当前中国的名义城镇化率据统计已经达到全国总人口的53%，由1978年1.72亿增加到2011年底的近7亿，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50%以上，因此，住房问题，准确地说是城镇化人口的住房问题已经与中国农村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列，上升为21世纪中国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更要看到的是，根据有关规划，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要达到70%以上，按2030年全国人口为15亿计算，就是2030年城镇化人口要达到10亿，将彻底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的传统格局，实现绝大多数人口在城市的重大历史转折，住房问题将最终取代土地问题成为21世纪中国摆在改革发展、执政治国第一位的基本问题。 第五，住房问题将决定当今中国的人心向背和天下兴亡，更加决定中国80后、90后这几代青年的社会政治选择。青年是住房问题中的主要群体和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只有真正解决住房问题，无房青年才可能在城市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中国青年一代中站住脚，青年一代才可能真正在内心深处做到既爱国又爱党爱社会主义。 第六，中国梦和中国特色道路已经把“住有所居”提高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承诺”的高度。发达国家经过几十代绝大多数居民的贫民窟生活，才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致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住有所居”问题，甚至在我国香港地区这样的地方，很多人也只能做到“住有所租”，成为终其一生的“房奴”。新兴大国俄罗斯目前基本上能够实现“住有所居”，但是究其原因一个靠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留下来的老底子，一个靠的是俄罗斯人口少、资源极为丰富的独特优势，其他新兴大国根本无法复制。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走的是私有化、多党制道路，都出现了严重的贫民窟问题，真正解决住房问题，起码还要牺牲好几代人的住房梦想及其体面而又有尊严的生活。 一些人从欧美模式出发，片面地主张房地产市场化，公然反对“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标，甚至狂妄地认为一般老百姓本身就不应该有“住有所居”的奢想，能够“住有所租”就是不错的选择。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要照这些人的主张，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不可能从现在起就着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 中国走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仍然在与高房价进行艰难博弈，但是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有出现其他新兴大国那么严重的贫民窟问题，而且住房问题已经被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国家最高决策层级，国家和政府制订的“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了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户)的指令性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亲自强调：“这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要全力完成。”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已经到了千方百计、寝食难安的程度。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尤其是生逢其世的中国80后、90后一代，在住房问题上，有可能也有权利要求有一种不同于前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贫民窟和以租为居、终身为“房奴”的前途与命运。 当然，我们不可能也不是要求一次性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更不是要求取消房地产市场都来搞保障性住房建设。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住房建设道路，总的方向就是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我们制定“十二五规划”规定建设保障性住房是3600万套(户)，再有几个五年规划，就可以在城镇化进程中依次逐步解决进城居民的住房问题，可以租房的形式短期过渡，尤其可以在每个中大型城市建设一批廉价租赁的“青年公寓”，以供青年人结婚生子的“过渡之用”。 总之一句话，只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共产党为人民、讲政治的特点，把保障性住房建设和“青年公寓”安排上升到党政一把手业绩考核的高度，我们就能够在中华梦里开出一朵中国人个个可以“住有所居”灿烂花朵。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曹建海：住房改革--增长为先还是民生为本?摘要：住房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但刚开始的住房政策基本上还是以保障机制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003年以后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标志着一个以市场调节为主、保障机制为辅的新的机制的确立。中国当前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过度市场化的结合。过于单一的房地产业，迫切需要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之外，有一个真正的来自民间的力量来跟他们抗衡。这个民间的力量就应该是自建房。现阶段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把过去以经济建设为抓手的改革，变为以民生为抓手的改革。 一、住房制度改革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原因《绿叶》：最近的中央政策特别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把解决改革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些结构性、全局性问题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就房地产业的发展而言，全社会都普遍比较关心，它所涉及到的结构性问题可能较为突出，您认为这些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哪些? 曹建海：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其实是国家层面一个大的总体设计和战略设计，这里面主要看改革的抓手是什么。过去的抓手就是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来带动其他的方面的发展，包括政治、民生等的进步。在短缺经济状况下，把经济建设、生产活动作为一切活动的中心，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当生产已经过剩的时候，如果还把经济建设作为抓手，那必然的结果就是产能的严重过剩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不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而且会给我们的资源、环境、气候和人民生活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适合于从1978年到九十年代初这段时间，这个政策在那个时代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时商品短缺非常明显，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才出现一些工业品的局部过剩。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激进的市场化理论的贯彻，政府对住房、就业、医疗和教育等统统进行了市场化改造，原来一些由政府和企业包办的福利完全被打破了。这个时期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市场化的共识：一切都要向市场化发展。由此，这个时期也成为激烈变动的时代，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引发了非常多的不满，而且随着国企的大量破产重组和数千万工人下岗分流，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 房地产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起初的设计是以保障房建设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处于补充的地位，直到2003年以后这个格局被打破。从2001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是靠出口，二是靠房地产。就出口而言，随着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产品开始销往国际市场。从2001年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工业品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房地产投资的真正发动，则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为了推进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在建设部和一部分开发商的推动下，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件，对推深化房地产市场改革作出规定，将原有的以保障机制为主的住房政策，调整为以商品房供给为主体的。推进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以商品市场调节为主，而保障房建设就被降到了一个辅助性的地位上去了。从2003年到2008年这段期间，保障房在住房投资和住房供给中的比例基本在5%以内，也就是说说，住房的95%都由商品房来替代了。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原来那种单位分房的局面。在这几年中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并且增速越来越大，发力越来越猛。 2008年11月份，温家宝总理在《求是》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从2003年到2007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表现为高增长和低通胀。实事求是地看，这个时期的经济就是靠出口和房地产拉动的，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廉价工业品、钢铁、水泥、工程机械等行业。这是一种高度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其造就的产能过剩和社会资源的浪费，给我国未来经济之路带来了诸多隐患。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高层一时非常迷茫，找不到经济增长点了。首先是出口不行了，房价在2008年开始回落，房地产投资也不行了。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点，中央把政府投资作为突破口，希望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社会投资。中央有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地方也有接近二十万亿的投资计划。由于各级政府预算赤字严重，政府投资的80%以上，是由国家控制的银行发放的贷款填补的。当然，单靠贷款支持的政府贷款，整体的投资和社会消费还是拉动不起来，所以政府就开始救助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救活股市，一方面可以扩大直接融资来推动社会投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财富效应扩大短期的社会消费。而针对房地产的大规模救市，让房地产业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龙头，则体现了政府高层希望重回2003-2007年“黄金时代”的梦想。 房地产市场是在2009年3月份救起来的。在此之后，房地产投资和政府投资一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政府投资力量有限，但房地产投资一旦发动起来，可谓势大力沉，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谓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但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钱从何来?其中一部分是资本金，一部分是来自银行贷款。立项的基本要求，有30%的资本金才能到银行贷款。那么，这30%的资本金哪来?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靠卖地的收入作为资本金。因此，土地财政加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土地财政表现为政府倒卖土地的活动;房地产开发则是开发商倒卖土地的活动。房地产商倒卖土地与建筑活动，主要以卖房为业务。由于开发商不参与建筑活动，其业务的核心，是倒卖土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就是由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合力推动的，由于土地的重要性，现在地方政府成为主角，开发商相对而言只是配角了。开发商借着地方政府的土地升值，然后通过房屋炒作，把房价推高获利。 中国各个城市的规模正在飞速扩张。如果不考虑土地违规因素，目前我国城市土地面积每年的增长速度约在10%以上。以这个速度计算，再有六七年的时间，各个城市的面积就翻番了。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活动中越走越远，引领了一场性质恶劣的圈地运动。目前地方政府依然乐此不疲，并且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中央也配合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地区规划，其实质就是增加建成区面积，为地方政府圈地推波助澜。 为什么土地面积如此扩张，地价、房价还在上涨?为了推动房地产投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和新的经济区规划，国家实施的是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质就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扩大信贷规模，其最终的结果是引起货币增发。由于我国货币增长速度是超快的，比土地扩张速度还要快，其增长量远超维持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导致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领域，这也是房价、地价不断上涨的原因。另一方面，这种上涨又推动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圈地和房地产开发热情。所以他们通过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投资贷款，通过一系列地不断扩张。房地产业投资是火起来了，但真正的实体产业现在搞不起来了，这是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绿叶》：造成房地产业现在这种的畸形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曹建海：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加市场化。地方政府拿地、征地权力无限大，加上利用市场化，权力就很容易变成金钱，直接把地拿到就变成自己的财富。而靠近权力的开发商，也很容易获得超额利润。中央政府也是权力过大，比如发行货币不受限制似的，通过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把原来存在库里的纸币直接投入到市场，然后变成国家资产，稀释了社会上的货币，因此货币的过量发行实际上是对人民财产的一种侵蚀。这种不受约束的货币政策，所谓推动经济建设只是借口，因为这种政策损害了人民财产，损害了民生，属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滥用。政府的利益情结，致其持续与民争利。因此，现在政府权力和市场相互配合，极大地损害了民生，这是目前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机会平等的经济，各个产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而我国在政府经济和房地产运动的冲击下，在泡沫经济引起的这种大起大落环境下，很多企业都放弃了实体产业，涌入到股市、房地产这些投机行业里面去了。 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们改革的抓手是有问题的。我们原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现在权力跟市场化结合到这样一个程度，如果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生为幌子，本质就是通过侵害民生补贴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又最终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分肥了。 二、房地产问题的应对之策《绿叶》：为了弥补商品房建设的不足，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保障房建设，您对此如何评价? 曹建海：现在保障房建设把棚户区改造包括在内，但棚户区改造某些程度上更像是圈地运动。很多棚户区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土地价值在不断升值，以棚户区改造为名把土地征来，更多地是为了建造商品房。因此，把棚户区改造当成保障房建设，本身就是别有用心。另外，现在的保障房当中，大约60%的部分是用来集中安置的。集中安置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城市拆迁、城市改造过程中，把别人的房子拆了，需要异地安置他们。剩余的大约30%到40%，类型很多，比如限价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等。但像经济适用房这样的住房，本来是给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却多数被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拿走了。一些城市由于没有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也变相地被权贵瓜分掉了。这样，给老百姓提供的也许只剩下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了。廉租房由于补人头，不补砖头，不管你穷不穷，你有房就不管了。其实好多老百姓没有钱，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但也许因为有自己的房子，就不属于保障范围之内，因此保障房能保障的人是很有限的，保障的效果也是非常差的。 保障房建设是由政府主导的，但由于政府人员缺乏监督，在操作上的很容易导致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可以借机去谋取利益的腐败问题。因此，我们现在的房地产业，应该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之外，有一个真正的来自民间的力量来跟他们抗衡。这个民间的力量就应该是自建房。现在的自建房已存包括农村住房，以及一些城中村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现在拿不到产权证，处在一个待拆除的非法状态。但有的小产权房建和跟商品房毫无差异，现在把它们拆掉重建，再由开发商建设，纯属一种资源浪费。如果是开发商违规，他们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建下去。但是小产权房因为涉及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共同利益，所以只能最终拆除。现在自建房只有这两条渠道，农村宅基地和小产权房，但它们都不能合法地市场化。政府搞城市建设把地征了，很少连房子一块征用，而是直接把它拆掉。地方政府要在土地征用中谋取利益，所以它不允许占集体用地的房屋合法化、产权化。 如果有了自建房，商品房的价格就有个可以类比的对象。就像我们自己在家做饭一样，我自己炒一个菜四五块钱，饭馆炒一个菜五六十，如果饭馆环境不是足够的好的话，我还是觉得在家里合适。所以政府要把房地产看得更宽一些，把非市场化行为，比如政府的保障房建设和自建房考虑在内进行统筹协调。在欧美国家，自建房都占了一定比例。在德国、瑞典都能占到40%，此外政府还会建一部分廉租房、保障房等，剩余的部分才是由市场来满足的。在这些国家，房屋建设主要对建筑企业进行资格认证，没有开发者的资格认证。开发商或开发者，谁都可以做，无非就是一个采购问题。 《绿叶》：除了保障房建设和自建房，政府在总体规划或者说“顶层设计”上应该有哪些作为? 曹建海：现在是我们在顶层设计上出了问题。过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顶层设计在短缺经济时代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出口不畅，又因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导致国内消费增长缓慢，这个时候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合时宜了。其实房地产建设现在看来，很难说它是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对资源的迅速消耗，我们把住房这个消费者当成了投资品了。由于在实际执行中，简单地把GDP增长看成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GDP为中心了，导致出现层出不穷的问题。新的顶层设计应该以民生为中心，所有的经济建设、GDP增长、工农业生产、房地产的投资，包括耕地征用征地、城市规划等，都应当以有利于民生为目标。民生是以人民的幸福指数衡量的，不是拿GDP来衡量的。 因此，现阶段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考虑到怎么有利于民生，要把过去以经济建设为抓手的改革，变为以民生为抓手的改革。当经济建设与民生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得退后。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第1期的《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要以民生作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这说得很好，但地方政府实际是怎么做的呢?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但偏偏是各种圈地运动、房屋拆迁如火如荼的时期，各级政府都从土地财政当中尝到甜头，以经济建设为幌子，干着严重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事，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严重分化。如果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忽略民生，就会变成权贵与资本相结合并使之利益最大化的一个设计，而庞大的公众则成为待宰的羔羊。这样的顶层设计注定是在制造火药桶，其引起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政府应该是隐藏在公众当中，不仅与公众融为一体，更应该与之休戚与共。 (本文据《绿叶》编辑夏永红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定后发表，刊于《绿叶》月刊2011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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