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凤阳
http://news.sina.com.cn/c/2004-08-13/05143386087s.shtml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其他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开后，一些适应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江泽民与小岗村
http://news.rednet.cn/c/2008/08/26/1581208.htm
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来到“大包干”纪念馆，感慨地对小岗人说：“在当年‘一大二公’的环境下，你们敢于包干到户，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你们靠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靠的是改革的勇气，靠的是团结的力量，靠的是穷则思变的精神，说明路是人闯出来的。”
■胡锦涛与小岗村
http://views.ce.cn/view/gov/200810/06/t20081006_16980059.shtml
2008年9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同村民交谈，共商农村改革发展大计。总书记就村民关心的的3件事，一一作了解答，让他们放心。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田纪云回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节选)
2008年10月30日 14:59 炎黄春秋
http://book.ifeng.com/special/farmers/200810/1030_4916_854568.shtml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77年以后，他们两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大胆支持实行包产到户。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王任重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中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二、资料：真实的小岗村至今仍然很穷很惨
笔者按： 大量贴文反映小岗村搞包产到户几十年，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使农民走上富裕路，倒是出现了两极分化这种恶果。由于经济效益不好，小岗村一直没有像样点的设施，为了应付中央领导的来访，省市县协同作战，紧锣密鼓地给小岗村拨资金，修公路，建小学，配电话，忙得不亦乐乎。领导的来访总算使小岗村拥有了公路、小学和电话等。领导人走茶凉，小岗又复归沉寂。为了力保这个多名大领导树立的先进典型不垮，上级特委派“财神爷”省财政厅的干部沈浩到小岗挂职当支书，以使小岗能更便利地得到人财物的支持。只惜小岗像扶不起的阿斗，始终走不出效益低迷的怪圈，以致沈浩带领众小岗村人到走集体化道路取得卓越成绩的南街村参观学习。小岗的困境是什么造成的?是干部的素质问题还是道路问题?大家该认真思考了。
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在自己的卧房里，被子也未叠，报纸“装璜”的壁纸
如今严俊昌家的锅屋(做饭地方)，还是老式的落后的农村锅灶
■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节选)
陈窗 曾德方
http://www.edu.cn/20030305/3079056.shtml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主要生产粮食，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 1978年，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有些人，甚至把它说成是“闯出一条拯救中国农村经济”的“新路”。然而，熟悉内情的人却认为，小岗村搞的“承包”，尽管土地是公有，但从一家一户的经济模式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农民走这条“老路”，只能不断走向两极分化，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 1978年，小岗村大旱。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当时是队长)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严宏昌(当时是副队长)，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搞起了“承包”(大包干)。 当然，小岗村搞“承包”，这和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据说，万里曾五次(一说六次)到凤阳，并亲自到小岗村进行指导。万里十分赞赏小岗村搞“承包”，他对群众和村干部说：“我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一、脱贫致富之谜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 上面领导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小岗村。现在，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而在江总书记1998年来视察之前，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很难走汽车。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忙向镇里报告，要求修一条马路，但是镇里没有钱。后向县里报告，县里也说没有钱。最后报告到省里，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另外，在小岗村西头，还建造了一座很气派的牌楼。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承包”的首创精神，并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院墙，院墙虽说不高，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据村里农民说，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此外，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马路两侧，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并竖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友谊大道”四个大字。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又称保管)严立学聊天，问今年天旱减产，村里到底能产多少粮食?严立学把嘴一咧，笑着说：“ 6 0万斤。”(按：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自然村，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粮食产量也就是 120万斤，这和“展览室”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我们又问：“去年呢?”答：“60万。”再问：“前年呢?”答：“还是60万。”…… 哦，原来如此! 后来，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就叫有增无减，稳产高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正像某些人所说，是在玩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把戏。 严留昌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小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也就碰项了。”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他们也都认为，小岗村并没有“致富”。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承包”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很难拓宽致富门路，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很难进行规模经营，等等;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说，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八角一斤，现在稻谷只能卖到四、五角一斤，相反，农民种田用的化肥、农药、柴油、水电等费用，却是有增无减。这样，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因为种田亏损，生活不好过，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可是，某些干部却不顾事实，仍在鼓吹“承包致富”论。他们说，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所以致不了富。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能把现在的问题，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他说：“我们小岗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可是，有些干部，却利用我们搞‘承包’，来否定农业集体化，来反对所谓吃‘大锅饭’。原先，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他们只让我们‘包’一个生产队。我说，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到后来，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合成一个小岗村。可这样，还划得太小。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也不能搞规模经营。” 我们问他：“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 严俊昌两手一摊：“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我们问他：“不是干部还在宣传，说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吗?” 严俊昌把手一挥：“尽瞎吹，没有那回事!” 严俊昌对这种说假话、搞浮夸，十分反感。他向我们介绍：那是八几年，温家宝来召集他们开会。严俊昌的堂弟严宏昌，还有一个名叫吴风起的，一说起私人搞“承包”，就像浑身都能长出钱来，说小岗村一搞私人“承包”就富起来了，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严俊昌一听就觉得不对头，便说，搞不到那么多钱，也就是能解决个温饱。 然而，现在某些媒体却在鼓吹“承包致富”论。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等人，在他们写的《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中，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说：“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中外各国的共同经验表明，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农户的家庭经营。” 某些人甚至说，“承包”可以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提高生产力。
二、提高生产力之谜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今天小岗村的实践，是否已经证明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能提高生产力呢? 首先，我们到了县里设在村里的农技站，找到农技员吴广法。他一听我们说“承包”，就很有意见，他说：“‘承包’的弊病大大啦!”可是，吴广法一看我们很吃惊，忙改口说：“当然，我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这个‘承包’，弊病确实很大，它一不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往回走时，遇到一位名叫吴强风的青年农民。这人住在附近的板桥，约莫30岁上下，文文静静的，很像是念过几年书的样子。现在，他是到小岗这里来办事。 他认为：搞“承包”，根本就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由于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 我们为了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找到原先小岗队的会计严国平，还找了一些60岁以上的老农，和他们分别谈心。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很有份量。他们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来作比较： 他们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穷，也没有什么机器，但由于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搞大跃进，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终于做到了农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水旱灾害的苦难。可是，今年的旱情并不严重，但由于一家一户搞单干，不少人家还是抵不住旱灾，弄得减产减收，以致受苦受穷。 对这个问题，原先在队里当会计的严国平，一说起来就有气。在他看来，现在某些干部，不单会吹、会吃吃喝喝，而且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还会刮浮夸风和私有风。甚至，他们还用这个来诋毁当年农民搞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成绩。严国平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三、按手印之谜
原来，这张18个人按手印的条子的影印件，就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里。走进展览室，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这条大标语下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在这个影印件上，还附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仔细琢磨和认真比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上写的并不是18个人的名字，而是21个人的名字。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按手印的条子，还能不能代表小岗村农民的心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我们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以及小岗村周边的一些农民都说：现在的小岗村，已分化成穷富两派。) 村长严宏昌，在村里来说是属于富裕户。还有几家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和严宏昌一样，是发了财的。他们都怕变，都不愿意走集体道路。江泽民总书记来小岗村视察时，严宏昌就代表少数富裕农民提出了“怕变”的问题。严宏昌等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搞私有化。(这里的富裕农户，并不是靠种田致富，而是靠某些特殊关系和跑运输等致富。) 不过应当指出，农村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必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条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道路，从经济模式来说，也就是“美国式的道路”。列宁曾指出：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列宁全集》第13卷第 219页)。(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斗争》一文中并指出：“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牛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所以，即使搞土地不是私有的“承包”，也仍然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问村长严宏昌，今后是不是也要搞一点集体经济，好帮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比如，村长的亲弟弟严富昌，就是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可村长严宏昌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小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我们听了很吃惊，不好附和。严宏昌瞧了我们一眼，又说：“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可是，我们到小岗村东头的大严家自然村，找了一些农民谈心。他们对搞私有化，却不像村长严宏昌那么热心。相反，他们还有些谈“资”色变的样子。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农民徐家松告诉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我们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像这样的两极分化，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见村子中央的“友谊大道”旁边停着一辆警车和好几辆小汽车。特别是村长家旁边，还围着不少人。我们再一看，有些人在用卷尺量来量去，有些人在忙着拍照。据说，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长搞的私有小型瓶盖厂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 尽管说，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非常反对这种破坏生产的行为，但他仍认为，村长严宏昌主张搞私有化是不对的。 严俊昌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他向我们介绍：当年小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应该说，这个“承包”是暂时性的。当时万里也说，可以让小岗村干5年。可现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贪污的贪污。对这个问题，严俊昌感到很内疚，他说：“要早知这个情况， 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严俊昌反复讲，搞“承包”搞了20几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至于通过“承包”来进行私有化，这会造成多数人先穷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严俊昌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认为一家一户搞“承包”，大家束缚在士地上，不利于劳力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拓宽致富门路和农业机械化。农村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要搞科学种田，要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就要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严俊昌想了想，又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写个材料，我拿着去找温家宝。他那次找我们开会，说是要听真话。我这次去，就要告诉他，像这样通过‘承包’来搞私有化，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不少农民，除了某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外，多数农民也都赞成严俊昌这个看法。61岁的老农关友章，曾经到江苏等地一些富裕农村去参观过，他说：“人家都是靠集体经济致富，可我们还是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样干，撑破天，也就是搞个温饱。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体经济怎么行呢!” 现在，不少农民虽然希望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已经与美好的希望拉开了距离。他们似乎已经听到了旧时中国的民歌：“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 特别是，那些先穷起来的农民，更是有一种预感，好像过去那种“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运，又将降临到多数人的头上。他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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