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又走在“土地改革”的前列

　　蔡金安

　　安徽，可谓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曾出过十八户农民签红手印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还有被媒体称为“由农民编写的广泛流传的”“要吃米，找万里”的俗语，有多名中央领导人对小岗村或上门或发话表支持，其中，“要吃米”的万里支持的力度最大。

　　近日，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土地流转”等问题的指导意见，从此安徽20县区农民可以通过流转方式“买卖”宅基地。此消息又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昔日的安徽在“包产到户”上冲锋陷阵引得高层喝彩，如今的安徽正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敢闯敢干的冲劲大跨“土地流转”的步伐引领潮流。

　　“包产到户”、“土地流转”都属“土地改革”的范畴。在主流媒体又一次大张旗鼓地正面宣传安徽的“土地改革”之际，笔者在网上查阅了一下被誉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第一村的凤阳县小岗村的资料，看到了当年高层围绕是否推行“包产到户”有过激烈争论，最终“包产”派大获全胜，也看到了被援助了大量资金树为典型的小岗村至今仍然很穷很惨的真实现状，这种现状不知令那些大力支持它的人情何以堪?

　　既然真实就是力量，要用事实说话，那么，笔者就把搜索到的几篇反映真实情况的贴文(节选)附录于后，见仁见智，大家随意吧。

　　安徽国土资源厅发布深化农村改革指导意见

　　据新华网合肥2013年11月13日电(记者 姜刚)记者13日从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获悉，安徽省12日发布《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其中将建立多元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今后，农民可通过流转方式“买卖”宅基地。

　　上述消息公开后，安徽省国土厅有关人士担心有人误读，特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文件中称之为“可以流转使用宅基地”，并非是“买卖”。

　　其实，细看一些媒体的报道，“买卖”是打了引号的，也就是通过流转方式进行处置的意思。

　　早在2008年11月，安徽省首家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就在大包干发源地凤阳县挂牌成立。今年试点的地区仍有凤阳县。见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11/14/292591.html

　　安徽省首家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在凤阳县挂牌成立

　　农民对土地流转欢迎与担忧并存

　　埇桥区朱庙村村民沈加亮把家里的十五亩地流转给了一家现代农业投资公司，他说承包费是一千斤小麦，一亩地一年的收入达到一千多，我在农闲的时间，还可以出去打工，也能得到一部分收入。

　　而埇桥区永历乡今年60多岁的农民何先生则说，最近村里正在搞土地流转，每亩地每年给1000元，将耕地流转给一家公司种树，他对此很不情愿。他说自己想种地，不愿意给他。自己和老伴都60多岁，出去打工没有人要，只能依靠家里的十几亩地收入。如果他自己种这十几亩地，种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一年收入3万多元，而交给村里流转，一年只有一万多元的收入。而对于宅基地也将会有流转的办法，何先生说，“我得住房，卖了房上哪儿住去?”

　　专家不认可土地流转

　　郑风田：改革试点面临法律制约

　　11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安徽省政府出台的这个文件透露的信息还不是很多，很模糊。但是对于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流转属于跳出法律的改革。

　　郑风田说，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其中就涉及退出权。但现在国家的法律就没有明确农民宅基地的退出权，如果退出自己的宅基地去别的村庄买房子，法律是不允许的。

　　李昌平：农村建设用地不能流转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认为，农村建设用地不能流转。农村建设用地，法律规定只允许在农民内部交易，不允许去市场上买卖的。“这是底线。”

　　李昌平说，如今发展城镇化、工业化需要土地，就应按照国家土地法律，进行“农转非”。而现实情况是，有很多非法使用农村建设用地的情况，有很多小产权房出现，对于这些情况，国家应该严厉打击，进行处罚。而不是以改革的名义，让他们转正，这等于把前面的法律都否定了。

　　李昌平认为，农民的宅基地如果可以进入市场交易，对于大量有钱人是好事，而对于农民来说并非有利。如果宅基地进入市场，土地价格将降低，如今的土地价格是因为管制才这么高，放开后，土地就没有价了，农民的宅基地将更不值钱。

　　李昌平说，现有的土地法律法规，从宪法到土地法、基本农田保障条例，土地征用管理条例是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如果集体土地可入市交易，将打破整个土地法律体系。

　　附录：

　　一、历史回顾：“包产到户”由幕后到前台

　　笔者按：

　　据媒体报道，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书上签了红手印。从此，小岗村也由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一跃而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实际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围绕是否进行“包产到户”，中央高层意见不一，争论激烈。回顾我国农业战线1978年末至1980年初的一段历史，可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还发过社论反对，中央主要领导华国锋、李先念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的王任重及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都对包产到户都持否定态度，这些一度使力推“包产到户”的万里、赵紫阳等人遇到较大阻力。随着对“包产到户”观望不语的邓小平逐渐在该问题上变得强硬，不久，王任重被调离国家农委，万里接任了他的农委主任职务，从此，包产到户重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铺开。

　　文革结束初期为何多数中共高官反对“包产到户”?

　　作者:lin1017 于 2013-01-19 10:48

　　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113167259/1.html

　　本文摘自：人民网，原载于：《北京日报》2007年5月28日，作者：林蕴晖，原题：《不避不讳历史真相》

　　杜润生是中共党内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人民出版社新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的决策内情，书中如实叙述了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变革逐步突破认识障碍的过程。摘登如下。

　　1979年初，杜润老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

　　当年对集体化农业的体制应否进行变革，由于受到原有认识的局限，中共高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最为突出的，就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

　　(1)华国锋等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润老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讲话中，“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王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润老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杜润老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后来，思想也有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任重调离农委，离任前与杜润老恳谈，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杜润老在与李先念交谈后，李也表示：“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此后，三人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老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老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润老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是邓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杜润老认为：“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杜润老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阳关道”与“独木桥”也成了这场争论留下的一句名言载入史册。

　　二、资料：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力挺安徽凤阳小岗村

　　笔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和地方领导对被树为“包产到户”典型的小岗村支持的力度之高，是可圈可点的，这反映出改开后高层的执政理念。围绕是走组织起来的集体化道路还是走包产到户的个体化道路的争论和斗争，毛主席在世时就遭遇过多次，但胜方在集体化这边。毛主席逝世后，形势发生逆转，“包产到户”被高层奉为中国农民致富的法宝。

　　■万里与凤阳、小岗村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08/11/05/002149531.shtml

　　1977年6月，万里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第一个月就来到凤阳。位于凤阳西部的马湖公社搞起了大包干到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支持了马湖的做法。由于县委的推动，到了第二年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办法，一下子就在全县广大农村铺开了。麦收完毕，万里又来到凤阳，对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办法给予了极大关注。

　　1980年1月2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万里点名让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重点介绍凤阳大包干到组的经验。会后10天，万里驱车赶到凤阳，陈庭元在这时才推出小岗村，是想试探一下省委领导对大包干到户的态度，没想到万里真的去了小岗村。

　　生产队长严宏昌却乐不起来，因为上边念紧箍咒不让他们搞。万里说：“有什么紧箍咒呢?小岗还没有盖瓦房、住高楼!我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见到许多家庭农场都有两排小楼、一个是住处，另一个是放小汽车和拖拉机的库房，先进得很呢!今后不要再给小岗村念紧箍咒了!”严宏昌说：“有人说我们小岗村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历史车轮倒退!”万里显然被激怒了：“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使农村富起来，就照他的干!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谁再说你‘挖墙脚，拉倒车’，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你是生产队长，就这样干下去，这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5年后我还来小岗，看你们的新面貌!”

　　由于万里的支持，陈庭元消除了心中的顾虑，小岗村也由秘密走向公开，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