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

　　老田说，按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组织起来以后，就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在文革时，两个比较大的成就：一个是普及了小学教育，再一个是对农民普及了合作医疗。

　　文革晚期，1968年以后，每个大队办一个小学，办学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文革前，小学都是公办的，靠财政拨款，老师是吃商品粮的，学生要穿越几个大队去上学，这就非常难以普及。到文革后，各地建立了新的革委会，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登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两个教师的来信，一个姓侯，一个姓王，这封来信后来被称为“侯王建议”。它的两个最主要的主张是：国家不要再投资办小学，小学要下放到农村的大队里去办;老师就在大队记工分，不再拿工资。这样的话，就可迅速地普及。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普及了，大多数人就能识字了。

　 　同样也是在1968年，人民日报登了一个贫下中农非常欢迎的好制度，就是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覃祥官的事迹。他跟老师的建议是一样的。他是在公社卫生院拿 工资的医生，由于感到公社卫生院没有办法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他认真计算像他这样拿工资的医生每年在全公社里能治多少次病，平均摊下来，治一次病要多少 钱。他当时算了要一两块钱，但这一两块钱农民出不起，如果要让农民出得起，一些成本就得降低。他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医院不能正规化，不能办在公社，必须办到大队去;第二，医生不能拿工资。这样他自己就率先不拿工资回到乐园公社的大队里当了赤脚医生。……不久，合作医疗迅速在全国普及了。

　 　实际上赤脚医生这个东西在1955年前后办高级社时很多地方就有这种经验。由于农民有病没办法治，开始试办，高级社出来以后，有三四百户头，抽一个人出 来当学徒工来学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承担得起，但是这些东西在1961年刘少奇、陈云他们主持调整搞退购的时候，全部被砍掉了。1961到1965年这段时间，农民又回到用市场化的价格来购买医疗的老路。这是很大一个障碍。文革期间，整个教育部、卫生部的机构乱了以后，新掌权的是军队干部。也不能说军队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比教育部、卫生部更强，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职业利益。当时没有中央政策。“侯王建议”在人民日报上讨论了半个月，然后各地风起云涌响应。合作医疗也是，到1968年以后，整个卫生部管理机构全部垮了，他们不管事的时候，各地风起云涌地响应。

　　当时，在文革期间，对宣传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普及提得非常高，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革命、教育革命。最后否定的是部门利益的扩张和最大化。

　 　老田说，八十年代，我国盛世修志，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修志，卫生部、教育部都出了一本书：教育部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卫生部出的是《当代中国 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两部书，对合作医疗使这么多人受惠，对普及小学教育使整个国家扫盲成效这么大，却都是全盘反对，而且提到普及合作医疗和普及小学教育 都只有几百字。

　　老田说，这些机构的官员为什么会反对这些东西呢?非常奇怪。后来我看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的时候，我想起来，只要这些机构的人掌权，他们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提高本部门本单位的平均服务价格，就是说同样一个服务，农民有可能出三毛钱，但他一定要提高到三块钱才满意，这样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就没办法看病。教育也是，把平均价格提上去以后，本部门就业的那些人的利益就会提高，那些人自然就很满意。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东西。本来我们建立一个部门，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机构，主要的目的面是为了方便积累经验，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但是叠加了这些东西以后，官员会长期要求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把平均的服务价格提高到绝大多数人承担不了的地步，这样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障碍。

　　我们看八十年代的改革，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向各个部门的官僚群体放权。放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涨价。我们现在看得很典型的，一个是医药，一个是建筑。

　 　整个改革过程，实际上是从教育部反对普及小学教育、卫生部反对普及合作医疗开始的，可以看到最本质的内容。他们就是要搞预算最大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像建设部和卫生部这样可以自己制定价格标准，很多部门没有这个，像工商行政管理局，它是一个纯粹的社会管理机构，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三乱，叫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环保局等部门也是。

　　整个改革开始，是部门利益的扩张，单位价格的上升，和整体的膨胀。后来很多人批评政府干预不对，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是从八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事，以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人民公社垮了以后，像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就没办法弄了。

　　有 个出国后在美国波士顿当教授的先生讲到：我们改革，放权和让利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放错了对象，放权给干部，让利给干部，这就错了。这就很腐朽很堕落。我们 整个共产党的整个政府的形象很糟糕，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放权放给他们了，没有放给群众，没有放给底层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 题。

　　我们再回头看人民公社的实践过程，它确实体现了很多新的东西，跟原来很不一样，而且还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一部分只有在文革中才能实现，原因就是官僚的管制去掉了以后，不需要人设计，很多东西自然能够发挥出来，像合作医疗和教育是比较典型的。后来反过来看，这些东西被否定以后，干部权力的扩张，利益的扩张，又是从哪里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再来解读我们的党史，再来总结党史为什么会被妖魔化，其实就非常简单。对干部的利益，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扩张还是收缩，大体上能够看到我们后来这段历史是怎么总结的。大跃进当然在这中间对干部的利益有很大的冲击，要求原来当官做老爷的方式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总结先进经验，并推广先进经验，这确实触及到许多人的当官模式。总体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我 觉得还是毛主席说得对：不是新的制度设计问题，还是自古要治吏，要告诉他什么是许可的，什么东西是不许可的，如果在官场里面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要把群众 组织起来开始全面的自下而上地揭露你的阴暗面，让你难看。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时代的三大决策，三个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前后承接，内部有逻辑关系的。

　　2013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