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以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民工被排斥在诸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之外的深层因素。建议“十二五”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 一是尽快剥离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十二五”的土地政策调整，要把剥离附加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重点之一，使农民工能实际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应当叫停诸如“土地换社保”等各种不合理做法。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二是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统一建立完善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 三、“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政府转型的约束指标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既关系城市化进程，又关系和谐社会建设，牵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全局。为此，应当明确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作为“十二五”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政府转型的约束性指标。 1. 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政府的公共职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建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责任主体、市县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和管理的分工体系，为“十二五”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财力保障和组织保障。 2. 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问题。这里的主要建议是：第一，将农民工纳入居住地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第二，规定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用于改善农民工住房保障。当前，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理应让农民工参与分享。建议“十二五”时期明确规定50%的土地收益要用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住房保障。第三，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办法。 3.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就业服务是当前农民工的迫切需求，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建议尽快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农民工和所在城市户籍人口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完善由城市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共享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制度和机制，确保农民工通过所在城镇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享受自助式公共就业服务。在此基础上，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就业、失业统计范围，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资源及就业状况调查统计登记分析制度。 “十二五”时期，“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将大大加快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将对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为此付出努力!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2月12日一期文章】题:中国劳动力不足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缺陷(作者日本桃山学院大学教授严善平) 在笔者看来,有关中国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看法大多源自未能准确把握事实,且未正确理解劳动力不足和工资激增的成因。 过去30年里,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所占比例降至38%,共下降了30个百分点,从业人员却增加了约1000万,增至3亿人。在此期间,中国总人口增加了3.6亿人。另一方面,农村耕地面积减少,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粮食作物二熟制逐渐转为一熟制,实际耕作面积大幅缩小。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农机总动力已达到原来的7倍以上。农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减少,而农业从业人口数有所增加。由此不难推断,农村存在潜在的过剩劳动力。 尽管如此,中国各地声称劳动力不足问题严重。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制度层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城市人口退休年龄过低,造成大量人力资源浪费。中国城市人口的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白领和蓝领女性退休年龄一般分别为55岁和50岁。退休过早显然不利于确保劳动力供应。 其二,农民工通常在30岁以后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农民工事实上基本无法拿到城市户口,在医疗、教育和就业等各方面都受到差别对待,因此难以一直在城市生活下去。农民工多从事体力活,随着年龄增长体力下降,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等过了30岁,不少人为了结婚生子及照顾父母而匆匆还乡。 有关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30岁至40岁的打工人口为5500万人,之后5年内减少了1200万人。 如果取消对农村户籍人口的差别待遇,拓宽农民工的就业面,那么农民工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城市一直工作至退休年龄。如此一来,城市劳动力人口将大幅增加,劳动力不足问题随之解决。随着农业从业人口数减少,过剩劳动力引发的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低下问题自然得以解决。 如果在取消差别对待的同时上调城市人口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力会进一步增加。 从表面上看,中国劳动力不足问题相当严重。但如果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大城市提供有利环境,那么中国仍能在一段时间内拥有丰富的劳动力。 也说民工荒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30079) 一 最近几年，除2009年外，几乎每年开春即有关于民工荒的报道。今年更甚，不仅沿海发达地区有了民工荒，而且报道说中西部地区也有民工荒，地方政府甚至大打感情牌，以将民工留在本地。 与民工荒报道相呼应的是关于中国人口红利耗尽，或关于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理论预测。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即认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正在发生逆转，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中国经济结构面临困境与转型。 与民工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难到什么程度?大学毕业生的预期月薪只有1000元左右，远低于农民工预期月薪的2000元，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新脑体倒挂成为见惯不怪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关于民工荒的报道铺天盖地，一方面，全国九亿农民，真正外出务工的不超过2亿，至少还有数以亿计可以外出务工的农民却未外出务工。民工荒，民工工资就应上涨，工资上涨，就会吸引更多农民外出务工，从而有更多农民外出务工。奇怪的是，这个过程好象并未发生。 这是为什么? 二、 2011年春节前一个月，笔者到发生民工荒的核心地区广州番禺调研，这时还没有发生民工荒，因为民工还未春节返乡。走在珠三角大地上，可以看到字迹已很陈旧的招工广告，大都写有：招收18—30岁，身体健康，女工，月薪1500—2000元，等等，大都对年龄有相当严格限制。我们到番禺比较偏远的榄核镇调研，榄核镇经济虽不发达，但也办有不少工厂，全镇约有一半的农民在当地工厂务工，遗憾的是，当地超过40岁的农民要想在本地获得务工机会竟也是很困难的事。 30岁左右的番禺农民在本地工厂务工，月收入大多在1500元，他们的收入甚至不如外来农民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外来农民工更能吃苦，更愿从事脏、累、苦、险、重活，而本地人吃不了这个苦。工厂是要赚钱的，他可不认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更重要的是，外地人普遍加班，一个月2000元收入，是以每月休息2天，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换来的，本地人希望每周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0小时，收入因此赶不上外来农民工。 事实上，沿海工厂需要劳动力，是有相当苛刻条件的，这些条件如年轻(18—3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愿加班，等等。笔者调研时发现，农民工将每月2天的休息日当作节日：要好好睡一觉，好好逛商场及好好谈恋爱的。既然这两天休息对农民工这么重要和珍贵，为什么不能每月休息4天，或每周休息2天?这是国家的法定休息日啊。工厂招收农民工，仅仅是将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机器，那里会想到农民工也是人呢! 换句话说，沿海工厂既不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又不降低招工的标准与要求，这才是民工荒的核心问题。 三、 实际上，即使如此，看起来的民工年年荒，其实也只是春节才荒，这个时候的民工荒，是因为农民工在工厂的劳动不能累积(即劳动报酬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农民工换个地方碰运气的成本就极低，他们返乡过春节，之后再到哪里务工，得再想一想。他们也要趁春节与父母子女团聚片刻。工厂希望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农民工一天春节不过，都留在厂里生产赚钱。当农民工还在家乡考虑到哪里务工时，工厂却迫不急待要开工生产，这个时候，“民工荒”叫得山响，好象到处都缺农民工。实际上，再过十多天，随着农民工大量外出，民工荒的企业很快就招到人手，很快就提苛刻劳动条件，很快就又将农民工将作机器对待了。 民工荒，仅是春节时的正常情况，因为沿海工厂并不为农民工提供真正保障，农民工年节要返回农村家乡，再外出则要考虑下一步的务工方向。 四、 民工荒的起点恰是2003年国家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提高粮价，并继而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时候。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减轻了，粮价提高，种田有利可图了，新农村建设，国家投入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农村生产生活的条件改善了。在家务农，一年可以有万元以上收入了。在家务农，农业收入加兼业收入，赚不了大钱，开支却少，年年有节余，小日子过得蛮好，因此，农民就有了一个不外出的选择，沿海血汗工厂(2003年到苏南一个工厂调查，农民工一月工作时间累计竟达510小时)不提高工资，不改善条件，农民就不外出务工了。 这样一来，民工一荒，工资略涨，劳动条件也有改善。但城市生活成本也在上涨，其中推高城市生活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尤其让人深刻印象)，一方面使进城务工生活成本增加，一方面使务农收益增加，这两个增加，就使农民工期待更高工资和更好务工条件，也有更多不外出的选择空间。2010年农民居民首次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今年出现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 农民工不外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出获得务工收入往往是以家庭分离为代价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甚至留守丈夫，都是因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致使农民无法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仅在春节，一家人才有几天时间团圆。笔者调查发现，甚至有相当部分农民工数年不回，因为一年打工的钱，回家一次就花掉了。回家太不容易。而这个时候，沿海工厂急需农民工，农民难以在家久留。留守已成为农村致命之痛。农民宁愿在家务农，收入少些，但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 在家务农而不外出务工，可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这对农民家庭来说是十分地重要(对任何家庭都十分重要)，但户均不过十亩的耕地显然太少，因此若可以在务农的同时，又在附近务工，或家庭成员中有人务农，又有人在附近务工，这样就同时有务农+务工收入，又有完整家庭生活，这样的状况就比较理想。 如果工厂就建在农民家乡，农民务工不出省，甚至不出市，从务工的地方回家很方便也很便宜，则这样的工厂就会大受农民工的欢迎。或者说，沿海工厂搬到中西部农村，这些工厂不只是好招工，而且简直是做了不让农民“妻离子散”的慈善事业。当前中西部也有工厂，农民工也在当地务工经商，不过，直到今天，中西部务工工资还比较低，工厂条件还比较简陋。尤其是地方(县市)就业条件(主要是工资收入)很差。随着中西部经济发展尤其是随着产业递度转移，农民在不远离家乡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工厂务工，则于农于工，都是大大的好事。 实际上，不仅仅只是由市场来决定产业转移，国家也应有政策支持，因为沿海地区发展本身就是国家政策支持的产物。国家下决定支持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就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几乎是永恒的动力，而且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兼顾家庭与就业的选择。 六、 2009年春节是最近几年中唯一一次没有媒体报道民工荒的春节。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并导致部分工厂停工，农民工就业成为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将农民工就业放在第一位，甚至为了让农民工有就业机会，而鼓励农民工创业。我当时即写文章说，大学生创业都很难成功，鼓励农民工创业，岂不是要害农民工?他们赚点钱不容易，创业将手中的血汗钱打水漂，实在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我还说，我们不用担心农民工失业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还有土地，出得去，也回得来。不说2000万农民工，就是5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返回家乡照样生活得很好。这就是中国特色。 同样，在今天貌似出现民工荒时，又有人出来说应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取消户籍制度，鼓励农民永久居留城市。这种说法的核心是要将农民无产阶级化，让9亿农民为中国血汗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样想法好是好，只是，当9亿农民都已经不可逆地“被”进城了，他们又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作为人的农民，就随时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的定时炸弹。 在农民可进可退，进可攻退可守的情况下，中央通过调整农业农村政策，和调整产业支持政策，将是否外出务工，是到沿海务工还是本地务工的选择权留给农民自己，这样就可以在中国的城与乡、农业和工业、沿海和内地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这本身岂不是大大的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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