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五十、《红都女皇》事件-红色中国网

文革系列专题：五十、《红都女皇》事件

一、江青接受美国学者采访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国对外友协邀请美国学者维特克夫人访华

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淡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江青接见维特克夫人

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决定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

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江青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

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

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多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研究江青接见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及时间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

一九七二年八月底，江青在广州继续接见维特克

两地的谈话总计6次，约60余小时。

江青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一九七二年九月，张颖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

并提出：“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周恩来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

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

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

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一九七二年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

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关于江青接见维特克一事，闹得沸沸洋洋，说江青在谈话中“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关于这个方面，当时的主要陪同者张颖是这样说的：

“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事实证明：维特克根据与江青的谈话及收集的其它资料，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江青传记译名为《江青同志》，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

二、《红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五年，香港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红都女皇》。这本书在香港影响不大，在内地却引起轰动。

据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说：

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主要是写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涯，为她树碑立传。

据知情人说，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早就对江青狂妄自大、到处炫耀自己的毛病反感已极，这次又让人抓住把柄，告上门来，内心的恼火和尴尬可想而知，甚至一度真的动了和江青分手的念头。

当然，毛泽东知道这并不现实，和江青离婚在政治上的影响太大，况且江青还是他手中对付党内外复辟势力的领军人物。再加上目前正需要集中精力对付邓小平的时候，更是不能自乱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擅长在政治上玩弄"阳谋"的毛决定顺势行棋，拿朱德的告状信做点文章，摆出一副要和江青决裂的架势，在政治上迷人眼目。为此，毛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然而，毛泽东导演的这出离婚戏并没有演下去。毛的批示转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建议暂缓执行，给压了下来。周这样做，自然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人们不少非议，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势一举解决江青的问题，以绝后患。其实，这正是周氏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所谓"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如果不是虚晃一枪的话，也是毛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否则，一旦毛回心转意，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在后来扭转政局以后，毛泽东还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会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变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另据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记载：

《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

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一条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此处理江青，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毛泽东的批示予以“暂缓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一九九二年,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内幕’。”

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情况。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二00五年，《文史博览》第12期刊载了张颖的一篇文章：《红都女皇》真相。

文章说，我看到这篇文字（一九九二年,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20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编造谎言,真是荒唐至极。

文章说，“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5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在北京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红都女皇》在香港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1972年8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毛泽东(一说是经由邓小平，一说是经由汪东兴)。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件事，在1975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