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 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话说中共七大结束后，南下部队和干部就要离开延安了，陶铸也在这批南下干部之列。由于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凶险，中央决定此次深入敌后一律不调女干部，也不准带家属。可是曾志下决心一定要随陶铸一同南下。因为她在审干运动中也曾被审查过，所以她在一次舞会上找到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说： “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 毛泽东有些为难地说：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单让你去呢？” 曾志倔强地说： “不能一律不准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泽东见拗不过曾志，便宽厚地笑笑，挥着手爽朗地说： “好好！我支持你去敌后！回去我同少奇同志讲讲。” 结果，中央真的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了。 毛远耀、毛朗明也于6月19日离开延安南下。毛朗明曾担任359旅9团政治处民运干事。行前，毛泽东对毛远耀说： “你这次随军南下湖南，到那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如果有机会回到韶山故乡，见到家乡父老，代我问他们好。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团结起来，大家都要有这个信心。” 后来，南下部队和南下干部刚刚走到半路，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投降了。此是后事。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一架美式军用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在山城上空盘旋了一圈，向北飞去。飞机上载着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一行是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赴延安访问的。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生于江苏川沙，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1905年，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救国会派”，以张君励为代表的国社党，以章伯钧为代表的第三党，以左舜生和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经过协商，3派3党联合组织成了包括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被推举为常委会主席。 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时，会内会外有人想甩开共产党，召开单方面的国民大会；共产党方面也表示不再参加。黄炎培极为忧虑，他在参政会上说： “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 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人相继发言，赞成黄炎培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7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3周后，他们得到延安的肯定答复，并邀7人访问延安。王云五因故未能成行。黄炎培在行前发表谈话说： “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7月1日上午35分，黄炎培等6人乘机起飞。下午1时30分，飞机降落在延河畔的简易机场上，黄炎培6人走下飞机，看到迎面而来的欢迎人群，不仅吃了一惊：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张闻天、博古、邓颖超、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30多人，中共几乎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到机场了。 毛泽东与6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走到黄炎培跟前，开口就说： “我们是老相识了！有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面露诧异之色，他说：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道： “先生知道么，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到你。1920年5月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那个杜威博士的大会，你主持会议，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想想确有此事，便笑了起来，连称： “不敢当！不敢当！” 黄炎培称赞毛泽东真个好记性。此时的黄炎培，嘴上说不敢当，心里却暗暗得意。后来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到延安之行，都十分得意地说：“想不到当初我作报告之时，台下大群的听众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的风趣话，使场上的气氛，霎时从宾主的客套，变得如久别重逢的家人一般。 毛泽东和傅斯年握手时，自然也说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他与傅斯年及胡适的关系。 7月2日下午，黄炎培等6 人应邀到杨家岭会见毛泽东。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比较宏伟的大礼堂，靠山面阳。黄炎培等人从大礼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一个接待客人的会客室，坐落在大礼堂的后身之上。会客室呈长方形，光线充足，中央放着一张长条桌，四周摆满各式椅子，可容纳20余人。毛泽东就在这里会见了黄炎培等人。 黄炎培步入会客室后，惊异地发现在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沈钧儒次子沈叔羊作的画，这幅画上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酒壶旁有几只杯子。画上还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幅画是在1943年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中，沈叔羊为其父亲“画以娱之”；叔羊请我在画中题词，我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子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就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想不到，这幅画竟然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 此时此地的黄炎培看到自己的作品，一股知遇之感的暖流，涌遍了周身。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在会谈中，毛泽东一再鼓励黄炎培等人在延安“随便走走，多提意见。”他还说，你们“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 在这6位客人中，天性好动的黄炎培还真的在几天时间内几乎跑遍了小小的延安城，会晤了许多新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会见时，对他执弟子礼。 且说是日晚，毛泽东为黄炎培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致答词，他说： “我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国团结上努力，我们相信，现今世界有一种好的趋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在由分而合，走向团结的一条路。”“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很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它问题了。”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观看了文艺节目。秧歌剧《兄妹开荒》给黄炎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的家里作客，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政策，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 “中共作风，到民国三十一年那年才转变。那时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当了中共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黄炎培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与毛泽东探讨了教育学上的看法，毛泽东说： “我并没有其它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毕业生。” 黄炎培认真地说，你所讲的话，都是“教育学上的要点”。 毛泽东抽着烟，问黄炎培道： “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毕竟是熟读古今历史，有着60多年的丰富阅历，他感悟出中国有一条可怕的周期率，有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他心中的一团疑惑。他说： “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人心所归的革命政党么？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早就有所注意，他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见黄炎培如此说，他略作沉吟，朗声答道：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心头的那团疑惑涣然冰释，连连点头，心中暗暗称好。他高兴地说： “是的，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致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以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4日晚上，毛泽东又单独邀请傅斯年到家中做客，他们交谈了大半夜，情甚融洽。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工作，肯定他在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的贡献。傅斯年说：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毛先生等人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临别时，向毛泽东求书法，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已是凌晨时分了，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展开宣纸，笔走龙蛇，为傅斯年写了两个条幅，又写了一封短信。他将写好的信和条幅装入一个大信封中，并在信封上写道： “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转孟真先生 毛缄” 事情办完了，毛泽东方才入睡。 7月5日，工作人员吃过早饭，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将他装好的大信封按时交给了王世英，王世英又转交给傅斯年。傅斯年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 7月5日 毛泽东书赠给傅斯年的两个条幅，一个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在《始皇》一诗中的两句，他写道： 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宋人诗句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7月5日 另一个条幅写的是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他写道：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时，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已经待了5天，其间，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3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协会议”的一致认识。 短短的五天访问结束了，黄炎培等人就要离开延安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为黄炎培6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毛泽东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 12时50分，飞机飞返重庆。 后来，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一位女士笑着说：‘连妇女卫生纸都是由公家发的。’”“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乎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7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 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包括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21日，毛泽东发表《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他写道： “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1945年8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向驻扎在安徽大悟山的新四军李先念的第5师下达《关于迅速集中兵力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 “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致临时张惶，遭受挫折……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8月6日，美国在日本第7大城市广岛扔下了第1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帅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中苏边界，向日本关东军75万大军发动强大攻势。 8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还着重讨论了时局问题。朱德、彭德怀、陈毅、彭真、聂荣臻、叶剑英等15人作了发言，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他说： “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 毛泽东所说的声明，就是他后来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中说：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9日这一天，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至此，广岛和长崎市变成一片废墟，市民死亡多达30万人，受伤者不计其数，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日本当局并没有因此停止战争。第二天，日本大本营通报全军说：“不要惧怕这种炸弹，我们有对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