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于1991年3月7日呈报国家领导人的有关当时经济形势的秘密报告（《第六号报告》）充分证明了上述情况。该报告写道：“所有原料基本能够满足主要食品规定零售量的70%—100%……在接受调查的区域，按票证销售的肉类制品每人每月只有300克至2000—3000千克……由于原料缺乏，今年1月在雅罗斯拉夫尔州取消了肉票……几乎到处都在实行使用票证购买通心粉制品和粮食的做法……在利佩茨克、伏尔加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每人每月只供应500克的粮食或通心粉制品……70%的地方要凭票购买植物油……对居民的茶叶供应实行严格规定……凭票购买的还有盐（标准为每人每月300—1000克）和面包（每人每天500—1000克）……商品供应数量有限导致居民必须排队购买……商店开门前很早就排起长队……大部分家用电器和设备、家具、车辆、地毯、进口与国产服装和鞋类、床上用品等会分配给企业、组织和机构……数量也并不多，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在基洛夫市，1000名工作者一年才分到3辆摩托车、8个吸尘器、10个录音机、41个电熨斗、2个冰柜、92双国产皮鞋。登记购买冰箱的人排到了9—10年后，欲购买洗衣机和缝纫机的登记者排到5年后，要买电视机和成套家具的排到了2000年。”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已开始遭遇危机，并且形势在加剧恶化。对此，国家领导人是知道的。最典型的证明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奥西波夫院士牵头起草的报告《苏联社会及国家政治情况：现状与预测》递交给了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公布后也为广大民众所知晓。该报告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指出：“从一些共和国试图不惜一切代价脱离苏联和几百万公民移居国外开始，社会上的离心倾向就开始增强并且很难挽救。国家形势的紧张程度在加重，社会毫无出路的感觉在增强。根据社会学研究资料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民众丧失了明确的生活方向；进入最高领导层的人不够专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在通过一些即使不能制止但哪怕能减缓离心倾向和流血冲突的重大决议时行动迟缓，瞻前顾后，延误时机；国家一直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所通过的决议不进行科学论证；虽然设立了各种专门顾问机构和办公室，但其决策经常出现失误，落实到实践中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整个社会生活进一步官僚化（特别是在中层决策者当中），国家政权的官僚做法使社会逐步陷入瘫痪状态（例如，外国投资者要来苏联投资兴建酒店，得在大约二十年后才可以开始营业，也就是拨给这家酒店建设用地的租赁期满后才可以开始，等等）；要建设一些公用设施的承诺却变成了空话；等等。这里还可以列举一些其他原因，但主要问题不仅仅在于此，还在于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出现了偏离。领导层专注于权力斗争，而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利益都变成次要的了。”[6] 这份报告得出一个重要同时也是极其准确的结论：“……造成这些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改革不适合社会发展规律。缺乏系统、全盘考虑的改革导致经济发展不景气，带来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对居民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的急剧减少以及主要居民群体生活水平的下降，也导致社会发展更加不稳定。具体表现就是民众对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越来越不满，民族与地区间的关系尖锐化，对改革失去信心，感觉社会缺乏保障……”[7]另外，奥西波夫院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例行报告中还写道：“……1989年末国内出现的危机状况在1990年有转变为全国性灾难的趋势，对一个具有完整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国家及其民众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数百年来形成的经济联系正在被快速破坏，居民生活水平在下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出现民族与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大，社会分化与失衡进程以几何级数发展，人民的财产——石油、钻石、黄金、有色金属等被白白浪费，地方政权开始独断独行，犯罪率在上升。民众不相信能够摆脱危机，并对社会感到绝望，这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8] 然而，国家领导人仍按自己的思路颁布各种政策，对于学者的警告已经完全听不进去。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共各地，从市到州、边疆区、共和国的书记都收到了这样的报告。几万名演说家和宣传者在党的会议上发言。民众大量阅读报纸杂志，花几个小时看电视，体验参与辩论的感觉，人人都在关心政治。 令人奇怪的是，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利用民众被唤醒的政治热情来推动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相反，充满激情的反对派却毫无阻拦地在利用“公开性”来破坏苏联。出现这种失误的责任不在别人，完全在于国家领导人以及那些改革的领导者。 到1989年前夕，灾难已经呈现出不可避免的特征。 我们还可以用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数字的对比来分析改革期间苏联经济的变化。198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人均4953美元。1991年底，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实物总量不到美国的20%。 1991年夏季之前，关于苏联何去何从的问题早已不是神秘的话题。经济危机的严酷现实撕下了联盟国家的神秘面纱：国家发展已经脱离原有轨道，进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倒退时期。到1991年底，诸如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生产缺乏激励机制、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等因素，事实上已经导致国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能力。可以说，在改革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使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简单概括，可以这样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天堂社会”，确立了公平原则。宣称改革的人们来了，改变了所有的一切。他们在一个名叫苏联、异常富裕的国家，硬是创造出了“短缺”，全国的民众都成了“短缺”的牺牲品。人们的生活突然间改变了：不知怎么回事，火柴从商店的货架上消失了，于是人们开始排长长的队伍抢着购买。“弄到”火柴的人高兴不已，没“弄到”的人便来交换，用沙拉酱、奶油、粮食、罐头等等，拿什么的都有。 当然，人们的生活并不寂寞。他们到处寻找并阅读那些废话连篇的宣传出版物，为了购买莫泊桑的书整夜排队，互相转述非法出版物中的新作品和有关“亲爱的伊里奇[9]”的笑话，谁要是买到一本思慕已久的书就成了一个幸运儿，享受其他藏书者无比羡慕的追捧。同时，人们也知道了，苏联境外的藏书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建功立业”的。如此之多的不正常现象使全社会充满了对国家的不满情绪。 这种不满情绪不断蔓延。那些未获得城市永久居留权的临时人员对自己的状况很不满。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农村的广大空间，竭尽全力地挤进城市的贫民窟，在城市里像农奴一般地工作，忍受无尽的屈辱。这是一些受剥削的人，忍受着贫困和城里人的专横。他们为什么要热爱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听从诸如苏斯洛夫、索洛缅采夫、契尔年科和格里申这样一些煽动者的口号呢？ 还有一些通过先克维奇[10]的节目了解到外面世界的人，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希望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调换收音机频道，收听不同的“电台”，听到的却是无线电干扰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会怎样看待这个被人为封闭的世界，这个让人们无法正常获取外界信息的政权呢？ 在社会主义苏联，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按富足程度可以购买小汽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利，一个“弄到”，而不是“买到”汽车的人会引起大家的羡慕。不过，这个“弄到”车的人又给别人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通往幸福的路？以这种方式开上汽车还能算作社会主义吗？在难以计数的党、共青团和其他会议上，领导们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些情况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怎样的印象？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困惑。 苏联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压制其他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首先是知识分子，结果使他们成了对社会不满的人群。 这种情况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首先是把斯大林时期社会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变成反苏的力量。其实方法很简单，当然也很奏效：由于食品不足，学者、科研人员和大学老师，包括一些精英，都跑到蔬菜基地忙着弄“土豆”吃。工人对设计师、建筑师和发明家不满，劳动人民对知识分子不满。知识分子被迫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前所未有的好处，他们通过有损尊严的程序加入苏联共产党，在分配住房、汽车、商品票证时学会了耍花招和作假。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彻彻底底变成一支反苏的力量。梁赞诺夫的电影《车库》就反映了一种温和的民间抗议形式，影片中著名学者、实验室主任马尔科夫将名片放进土豆袋的情节，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和对苏联社会制度的不屑态度。 具有反苏倾向的活动随之出现。这些活动的主要策略是在各阶层当中培养对苏维埃政权、对党以及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这场所谓社会变革的其他推动者还包括：“影子经济”的幕后操纵者、古玩和旧书市场的投机者、贩酒大王及毒枭等。在他们的操纵下，反苏的知识分子通过电视荧幕、舞台、原创歌曲、非正式组织、文学晚会等，十分卖力地破坏苏联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必须用“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的形式来传播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在一些作品中出现了用笨拙的手段揭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情节，反倒引起人们的喝彩。 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开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证明，社会各阶层的团结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还是在二战后的德国，社会团结都是国家走向强大的重要动力。对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走向强大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这一条。相反，所有帝国，包括迦太基、罗马、拜占庭以及大英帝国等，甚至苏联，其走向崩溃的原因首先在于教师和学者社会地位的降低、“上层人物”的自私、领袖的虚伪带来的社会冷漠以及平民阶层的赤贫化，也就是社会的分化。 苏共意识形态的领导者费多谢耶夫、波诺马廖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曾不遗余力地做宣传工作，结果社会矛盾被他们的宣传给掩盖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继续加剧，甚至转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戈尔巴乔夫时期打着“公开性”旗号伪造历史，也从意识形态方面推动了苏联的社会分化。 还有一些工作失误也为外来的虚假情报和小道消息混淆视听打开方便之门，例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有过很多作品和描述，在当时曾引起各种猜测，以致掩盖了事实真相。不过，有关核泄漏的真实情况在今天已逐渐公开。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当时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官僚强迫核电站站长布留哈诺夫下令关闭第四个涡轮机组的保护系统，这种违规操作导致能量无法释放，最终发生爆炸。4吨多使用过的核燃料散布到空中，数量大约相当于350个（投入到）“广岛”（的原子弹）。从技术上说，这场核事故并非反应堆的设计问题，而是人为操作造成的，类似事故在其他核电站从未发生过，原则上也不可能发生。而在对事故责任的处理中，只是把核电站站长布留哈诺夫当作替罪羊判处7年监禁。这一判决把人们的目光引到了这场空前灾难的后果上来。结果是，这一事件极大地推动了所谓“公开性”运动。这场事故后不久，人们可以公开一切。不过，最时髦和影响力最大的“公开活动”是诋毁苏维埃制度、编造国家历史、篡改民众的历史记忆。实际上，公开性成了改革者向社会意识注入的毒药，而不是推动民主的力量。 当时，在另一个领域，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也在加剧，其对抗与冲突形成极为强大的离心力，这就是民族矛盾。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不只是国家精英，还有地区的精英，都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地区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对抗，这些对抗有的范围不大，没有带来什么影响，但有的则可能转变为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在人们的祝酒词和笑话中反映出来，而在政治层面则表现为民族自治程度加强以及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不再完全服从。此外，一些民族精英还打起了“反俄牌”，煽动反俄情绪。地区分裂主义成为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的苏联解体的一个起因。 除了上述这些情况外，苏联社会中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和谐因素。例如，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党政关系而非物质关系在社会上造成了全面的不平等，各个级别的人蛮横无理几乎成为生活中惯常现象，伪善是仕途发达的手段，撒谎成了正常的行为习惯。同时，在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俄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东正教的道德伦理、国民教育程度和许多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习俗，这些本来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现在却起了反作用。当一些人把国家财产变为私有的行为不再遭到唾弃时，民众的反社会主义情绪也就很容易被激发。特别是那些在几十年间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如今更有机会兴风作浪了。 当我们从上述矛盾积累的角度来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当时的领导者一直拒绝通过协调机制主动解决各种矛盾，实际上其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戈尔巴乔夫等人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最终使他们丢掉了统治权。 毋庸置疑，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环境、贸易、交通、意识形态、信息交流及其他矛盾都发挥了作用。对自身发展所需原料、粮食、天然气、石油、矿产和饮用水的争夺曾经引发民族和国家范围的激烈冲突，这种情况还有可能继续。其解决途径可能是多样的，比如通过战争、族际冲突或民族对抗、在内部挑起纷争等。不过，所有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民族的自私自利导致国家的动荡与纷争。 任何一个大国都会努力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国力，以加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要抵御冲击，与这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相抗衡，没有社会团结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苏联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复杂，再加上人为因素，使得它无力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犯。即使国家精英或部分精英作出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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