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毛泽东与刘、邓在中国农村发展方向上两条道路斗争的第三回合，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弄到手党中央 领导大权，一见到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就立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在全国肆无忌惮地强行推广“包产到户”，毁掉农村集体经济，打开了逐步“改革”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大缺口。而这一切却是在“完善”人民公社的“生产责任制”的幌子进行的。 这就是邓小平长期深藏心底的真实的政治主张。什么 农民单干是走“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道路”呀，什么政治诚信，“永不翻案”呀，“通通见鬼去吧”！反正“实用就是真理！” 邓小平是打着实践标准出山的。 现在，包产到户已经实践了近三十年，而毛泽东时代 的集体经济也实践了近三十年。那么，两个近三十年“实践的结果”又如何呢？实践再次证明，个体经济虽然也能增产，但确是增产有限，集体经济比它优越得多，更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更合符农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摧毁人民公社，恢复个体经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从倒退。 事实胜于雄辩。比比两个“近三十年”，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首先是，比粮食生产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吃饭问题是第一大事，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从这两个不同时期粮食增长的情况，应能就有力地证明集体经济同包产到户熟优熟劣。 从增长的速度来看：1953-1980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2.4%；而1979-2007年仅为1.7%，低了0.7个百分点。大包干以来粮食增长的这种速度，比之被骂为所谓“国民经济崩溃边缘”的文革十年，也相开见绌。文革十年粮食年均增长仍达2%，也高出了包产到户年均增长的0.3个百分点。真是莫大的讽剌！ 从粮食产量来说：在农村实行集体经济的时段，从1955年到1979的 2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8395万吨，增加到33211.5万吨。平均每年增产617万吨。而从1983-2006年，同样是2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38728万吨增长到49746万吨，年均增长为495万吨。前24年集体经济时段比后24年包产到户时段，年均多122万吨，高出24%。 这些事实难道不是表明，集体经济更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其次是，比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来强调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主要的或者第一的要素是劳动者，因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大小高低，乃是衡量生产关系适合不适合生产力状况的主要尺度。 走资派及其附庸知识精英在强行推广包产到户时，众口一词：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严重缚束了农民的积极性，而包产到户则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此种论调看似有理，集体经济时农民“出工不出力”者确有，但是实则似是而非，不可不辨析清楚。 如上所述，集体经济时期比包产到户时期，粮食年均增长率高出0.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量多了122万吨，而那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农业生产条件极端恶劣，基本没有或很少化肥的情况夺得的，难道不全是我国亿万农民战天斗地、辛辛勤劳动、精耕细作的结果？能说包产到户时段我国粮食增长慢一点倒是“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产物？此其一。再说，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同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积极性，不可混为一谈。正如马克思所说简单的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所以，集体经济的劳动者能干出大量个体劳动想都不敢想的事业，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就算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主动性，但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又发挥在什么地方？铁的事实表明，近二三十年我国农村的青壮年根本就无心农业生产。如今农村究竟还剩多少人，还有什么人专心农业生产？留在农村务农的多为妇女、老人，人称“3899”部队。他们耕作粗放，不肯增加投入，种田全靠化肥，反正只图点钣吃，致使不少地方严重抛荒弃荒，水利建设损害老化无人问津，到处睹愽成风。大家担心“农业危机”决非杞人忧天！这就是包产到户“调动”的结果！ 再次是，比农田水利建设。 水是农业的命脉。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水字当头。农田水利建设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前提。几千年来，我国农民吃够了水旱灾害之苦。农田水利建设的状况最能显示农村经济制度的优劣。 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广大农村正是凴着的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充分调动农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在没有多少机械的条件下，同心协力，战天斗地，持续开展兴修水利的高潮，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业绩。截至全国大包干前，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建国前的三亿六千万亩易涝农田，有二亿七千万亩得到治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解决。”（《文集》第6卷，第451页）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国、苏联等国家。此种惊天动地的伟绩，非集体经济莫属！ 众所周知，在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的近三十年，又新修建了多少水利建设？原有的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甚至惨遭到破坏，目不忍睹。如今个体农户，已是“一娘生九个崽，连娘带崽十条心”，哪能齐心水利建设？又哪有能力搞水利建设？当然，这些年也修建了一些水利建设，但多系国家制投资的结果。 如果不是坐享集体经济长期“大办水利”之福，包产到户这些年我国农业的境况会是什么样？ 最后是，比两种经济体制的两个“第一村”。 在邓小平的指令下，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后，陆续推向全国。经过主流媒体长期的鼓噪，小岗村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第一村。” 到1983年，全国的人民公社基本被摧毁了。但集体经济却是“杀不尽、斩不绝”，江苏省的华西村，河南省的南街村，河北省的刘庄公社、北京市的韩村河等等,却至今顽强地坚持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制度，坚持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星星点点的集体经济在极其困难的大环境下，巍然立屹立于全国农村包产到户汪洋大海中，闪耀着骄人的光彩。南街村被誉为“中原第一村”。这两个“第一村”比拼竞賽结果又如何？ 南街村是我多年向往的地方。今年国庆，我女孩夫妇开车陪我和老伴去南街村进行了短暂的参观，圆了我们的“梦”。 南街村在三中全会之前，原本是先进临颖县的一个先进大队，粮食亩产超千斤，烟叶亩产超千斤。1981年，在邓小平强行推广包产到户的风暴下，也不得不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五年过来，每况愈下：长期积累的集体财产分了，大型农机卖了，有点能耐的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承包地又有的出租或抛荒了。产量连年下降，农业严重倒退了。1986年，原村支书王礼斌带领全村，在自愿的基础上重新把土地收归集体，重返社会主义的大道。经过二十几年的艰难奋斗，创造出的骄人业绩“让中国乃至世界都震惊了”！请看《一个奥门记者眼中的南街村》： “南街村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由当年30元起家的砖厂到今天有26个企业的集团，实现了产值达14亿元。十几年经济增长达2000多倍！财政收入占临颖县的3/1以上。南街村以其可以和中国深圳特区类比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中国乃至世界都震惊了！ 它有着‘红色亿元村’、‘中原一枝花’、‘中原第一村’的美誉。在这个村里，弘扬一种“傻子”精神，他们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这里的村民更像是企业集团的员工。在他们的家里，早已看不到任何的农耕用品，家用电器，中央空调、电话一应俱全。他们实行的是一种低工资加高福利的政策，每人每月200元人民币工资，却享受着水、电、冷装着冷暖气、住房、上学、医疗等16项公共福利。在这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了人人自由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最纯正的共产主义精神。十几年时间里，勤劳执着的南街村人高唱是“英特耐维纳尔一定要实现”的凯歌一路走来，他们用鲜活的事实让世人看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神圣和伟大。尽管一路风雨兼程，他们依旧痴心不改”。（《一个奥门记者眼中的南街村》第22、23页） 这就是奥门记者金运在南街村一住几个月，经过深入的走访调查所著《一个奥门记者眼中的南街村》中的客观公正报导。金运自述，自己父母都被打成右派，参加过劳动改造，受过批斗。经过南街村的调查，“我受到很大的震动。这种震动来自于南街村，来自于南取得的骄人成就和他们的奋斗精神。对南街村由陌生转为认同，由原来不理解变成了一种肯定和向往。我也亲身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冼礼。我不是共产党员，没有读过《毛主席语录》和《共产党宣言》可是我有一点和南街村人一样的，那就是—向往真、善、美。” 1994年10月，张爱萍老将军夫妇专程参观南街村。在南街村住了二天，全方位地进行了考察，非常激动，挥笔手写笔题诗：“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 我们慢步南街村大街，感到由衷的喜悦。这就是“城镇化”的最好典范！ 那么，被中国领导人吹得天花乱坠，经过“第二次解放”之后的小岗又是怎么样了？ 这里，以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中对小岗村的记实为证：小岗村“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温饱”水平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上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中国一场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小岗村二十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同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第234页） 小岗村如此不争气是在给邓小平脸上抹黑，当然不行！于是，在小岗村大包干二十年大庆的前夕，人不知，鬼不觉，突然“旧貌换新颜”了。这两位作者讲的原先那“七个没有”，一下子都“有”了，“江山依旧”变成“面貌一新”。全村盖起了40套住房，修起了水泥马路，喝上了自来水，新建了小学，户户装上了电话，等等。只不过，这一切全由有关省厅、县局无偿奉送270多万建成的形象工程，是专为迎接江泽民前去参加小岗村包产到户二十年大庆的“庆典工程”而已！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导致“三农困境”的缩影！ 然而，小岗村的农民毕竟是善良、纯朴的，他们痛定思痛，反思了二十多年包产到户的“切肤之痛”，毅然决然重返“集体路。”。 一向敌视南街村《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发表了该报记者徐楠的一篇题为《曾经的分田开路先锋，现在要“重走集体路”》的新闻报导。说的是，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的生产队长严俊昌等18户农民密室策划，按下手印，“分田单干”。二十多年，粮食增产了。“而真正让粮食增产的，还是化肥和杂交稻。”种粮只管饭吃，小岗村此后改种经济作物。无奈“屡屡被市场玩弄。”。“单干的农户，在市场面前开始痛感个体的弱小，并引为切肤之痛。”“单干‘山穷水尽’”？严俊昌1993年从村支书的位置退下来，此后小岗村的支书一直由省里派任。”“现任村支书沉浩此前任职于省财政厅，上任不久，他组织了一场‘红色考查’，集中参观了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这也是一次‘洗脑之旅’。”沉浩告诉记者，“我们在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参观南街村时，他留下这样的感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命运总是这样富于戏剧性，2006年小岗村突然宣布，将土地集中到村里，重走集体路。”往事不堪回首，曾经带头包产到户的严俊昌说：“一、我没有想到能活到今。二、小岗村今天这样子，我心里有愧。大包干只能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共同致富的问题。” 小岗村人不顾及邓小平及后继领导人的旨意，不屑于所谓的“第二次解放”经历二十几年的实践，痛定思痛，挫折，毅然决然放弃自己曾经“冒着坐牢风”搞的包产到户，作出了“重走集体路”的历史选择。 这就宣告邓小平这种所谓“伟大历史创举”的彻底破产。 小岗村几十年经历走过的“集体—个体—‘集体’”的曲折道路，实在发人深省，令人猛醒！ 什么“伟大的历史创举”，原是历史的大倒退！更雄辩地证实了毛泽东关于个体经济也可以增产，但增产限，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社会性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是社会主义等科学论断，乃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 够了！够了！两个“近三十年”在全然不同平台、完全不等条件下的拼比竞赛的实践结果雄辩证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比个体经济私有的生产关系更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性质，它能容纳生产力比个体经济更快的速度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根除社会两极分化。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包产到户是农村必然两极分化。 如今包产到户的中国农村，哪里没有两极分化？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国改革就走上了邪路，包产到户岂不正是这样这样！ 这就是历史的回答！ 总上可知，建国六十多年来，在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个体经济、少数人富裕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经历了三个回合中，前两回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取得速胜和刘、邓挑战的遭受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大权到手，也就抛弃“永不翻案”的誓言，立即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毁弃人民公社，把中国农村推到了神往已久的资本主义“邪路”。 现今中国，“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吃钣问题又开始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农村两极分化触目惊心！如果说，曾经率先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现在又“重返集体路”，期求“共同富裕”，那么，全国的包产到户又皆怎么办？“特色理论”一筹莫展。碰到南墙应回头，只是错误路线“为头的改也难”。既然包产到户走不下去，一“改”不行，那就再“改”，反正“改革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来解决”。即将召开的新“三中全会”加快改革的力度，这大抵是重要议题之一。 农村改革路在何方？在小岗村“重返集体路”里已经露出了端倪。原来，他们重返的所谓“集体路”，完全不是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之路，而“加速土地流转”，另走“中国特色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的客观规律。如同包产到户走进死胡同一样，“新富农”、农业资本主义之路将会失败得惨！ 令人痛心的是苦了中国广大勤劳、善良的农民！ 令人气愤的是毁了毛泽东和共产党艰辛创立伟大社会主义事业！ （2013，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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