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敌我之争：“分蛋糕”与“做蛋糕”是两个敌对阵营 我们明明搞资本主义却挂了个社会主义的牌子，不得不以“特色”做包装，遂造成“宪法与法律打架、国体与政体龃龉、党心与民心分离、官员与群众对掌”的离奇景观，再加两条，就是“市场围剿政策，地方包围中央”，这么下去能有好?三十年来，你说改革，三十年后，那是欺骗，特色是个筐，啥都往里装，可问题是人民群众被剥夺，社会理想被驱散，反动精英因人格物化变作以叛徒特务卖国贼为主体的一群屑小，干部则在右派误导下整体变质，而这，却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毛泽东的伟大，更说明“反右”及文革都没错，错的是右派非毛没道理，撒谎，就更不道德，你就是一群王八蛋，不斗你还能斗谁?不搞你还能搞谁?耍弄别人对得起你吗?但最最严重的问题是：左派要求回头，右派力主普世;要求回头者看不到人心已散，力主普世者继续诈骗，殊不知社会撕裂，两个阵营都差不多摸起菜刀互砍了，再走回头路不流血?而以民主、自由为特征的普世却以妥协为前提，咱们谁都打不过谁，因而坐下来商量商量，定个框框，实际上就是你我各退一步，大家都在框框内玩，谁都遵守游戏规则，谁都温和理性，选输了就是输了，可以抗议，却不能拼命，眼前的中国能做到吗? 既然连这都做不到，那么还是算了吧，左右都该闭上嘴，和谐和谐，向和事佬学习，先搞和谐和稀泥。和稀泥一是无奈，二是体现了无赖，他在等历史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化。383不是暴露了吗? 383标志着右翼汉奸卖国贼已不屑伪装，暴风雨或许要来了。 左翼无产阶级怕了吗? 无论你喜不喜欢，无论你相不相信，世纪大审判的伟大意义，莫过于特色党于众目睽睽下暴打正义，暴打社会良知，暴打这个社会已残存不多的道德纯粹与人之所以为人的伦常天理，他们的愚蠢和颟顸，就是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形式上他们是审判者，实质上确在被审判，皇帝游街，当那层新衣被说破，他们已成功制造了反对派并大幅度动摇了中国各势力的政治板块，为自己制造了掘墓人。当薄熙来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特色党的政治节已操碎了一地，这必然导致民族自醒与历史反复，并渐次在政治对决中酝酿并锻打政治自觉、政治自信，催生伟大的毛泽东，以巨手完成历史矫正。 “做蛋糕”有其与生俱来的理论缺陷和伦理缺失：仅仅经过37年，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几乎被折腾光了，这时候跑马圈地谈做大做强，谈总量，不谈存量，谈数字，不谈分配，谈国家，不谈国民，殊不知搞经济说白了就生产、分配、消费三个基本环节，而肥大不代表强大，发疯不代表发展，你家上坟烧报纸吗?第一，谈总量做世界第二了，富了，可你的积累在哪里?第二，谈数字，国家富了，你富了还要发债券，还要脸吗?第三，国家有钱，买美国债券1.3万亿外加短期投资2.7万亿，这些还是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多少钱啊!可咱老百姓收入占比排名怎么三十年后退这么多名次?这些钱，你能给咱要来吗? “做蛋糕”理论虽残缺不堪，可改革开放37年实际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以数字代替GDP，以GDP代替建设，以建设代替发展，以发展代替强大，这一连串的偷换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骗，它极其准确地涵盖了右派汉奸卖国贼的反动本质。我们只要抓住这一本质穷抓猛打，无情揭露，就能为已被抹黑的“分蛋糕”正名。 “分蛋糕”的意义就在“共富”，就在减少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科学发展经济、和谐建设社会，就在于让普通老百姓共享改开成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分蛋糕”与“唱红打黑”结合，就是以正义和理想进一步跃升层次，最大程度地压缩“做蛋糕”空间。现在是前、后资本主义的嬗变形成期，后资本主义时代是血腥、垄断的暴利时代，是国际财团共济会空前联合的地球村，是证券吸血、印钞机抢劫、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对劳动者实施系统排斥的无良时代，对农地完成主人转换，把社会主义参与一举扫荡干净，阶层就永远固化了。此刻，我们左翼再不由自在的阶级转换为自为的阶级，结果只能是尽可能低地占有资源，让我们自生自灭。 总之，重庆模式追求公平、正义，它是以科学发展观矫正改革后遗症的一次可贵的探索，总体上虽不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得以发展来解决”范畴，凸显邓小平的改良色彩，但唱红打黑尤其是“分蛋糕”理论的提出，又使这个模式具备一定的毛泽东因素。或可肯定：薄熙来是个忠诚的邓小平主义者，但风雨过后，他必然被逼成坚定的毛泽东分子。他的最强优势就在于：人民已经接受了他。 惊心动魄的世纪大审判之后，社会人心已发生较大程度地转移，政治板块，就不能不随之转移。这是必须注意的。 第四 反党与保党之争：党性就是人民性 拥护共产党就要拥护毛泽东，就要拥护无产阶级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就要继承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教训。 右派汉奸卖国贼都不是人养的。毛泽东时代民不聊生，这个话他们说了很多年，就似乎给抹黑了，可那个时代并没有民不聊生，而是官不聊生，正因为官不聊生，那个时代的官员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因对不起人民，被有罪推定，被一脚踢翻在地，那样的时代好吗?那么个时代不好吗?邓小平认为不好，老干部认为不好，一大群精英认为不好，那是因人格物化，还因为私欲被拟，是故恶狠狠地扑上来反攻倒算，这才启动改革。但是，原则上说，老邓与右派汉奸卖国贼们的改革路径并不同，或者说老邓不彻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白了就是搞资本主义市场，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原则前一半与精英一样，后半段却走两岔了，往白里说，反动精英乃美国培养，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往沟里带，做殖民地，做仆从国，而老邓相比较而言却不受美国节制，可他搞了个冰火两重天，至第三代，纸里再难包火，便拿个“中国特色”忽悠过去，事实上内在的矛盾却不断累积，没有一天停止过，到现在很难撮成块儿了，偌大的中国该怎么搞? 中国怎么搞，这问题绝不是哪个人上桩后才开始思考。中国是红色社会，共产党是红色政党，国旗、国徽都是红的，老百姓在很久以前均接受过红色洗礼，最起码，老江上桩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韶山嚎啕大哭，老胡接班亦不甘落后，最先跑到西柏坡，去追寻正宗，去寻求人民的支持。再后来，老胡讲过不少公平、正义的话，老W明确给农民减负，他们还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接触网民，以图挖一个小洞，呼一口气，这些举动，反响都是正面的，可这种“正面”能持久吗?遍地烽火，遍地烽烟，不维稳还能怎么办?经济上升，人心下降，有的人称“中国已成为人类最缺德的民族”、“中国社会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社会”，可放眼历史，还没有哪个政权在经济腾飞时挥刀自宫，更何况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鼓鼓劲，就超过美国做老大，你知道吗?可这些事，到今天越看就越像陷阱。 有几个领域已被证明是陷阱，中国实际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经济危如累卵，美国虎视眈眈，这时候右派提出383消灭国企、出卖金融、出卖7亿农民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不撕破面皮，就再没闪展腾挪的余地了。其原因：改革开放背叛了人民，出卖了人民，共产党的党性就不能不跟着与人民性形成对立，而“党性就是人民性”，列宁说的，可如今这个共产党还是那个脱胎于工农的先进组织吗?看上去不像，但她也不像党校汉奸卖国贼所说的“只是个迅速致富的门票”。第一，我们承认党旗有所退色;第二，再怎么退色她总体上还是红的;第三，办好中国这些事依然离不开共产党。只要认识到这三点，就能够认识到我们左翼无可代替的历史作用：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党脱黑、入白、染红，使之逐步达到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再次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 在这里我想到个比喻：大审判是宣言书，大审判是播种机，大审判是宣传队。如果这个比喻成立，我们左翼在党和人民群众中就能起到桥梁作用、先锋作用、模范先进作用，促使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一定能做到。毕竟经过去的历史教训很深刻，国企改制时由于我们做了缩头乌龟，工人阶级就被搞成一盘散沙，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生不起，活不起，死不起，住不起;今天我们眼看着农民阶层被彻底剥夺再丧失最后的阶级自醒与阶级自觉，就必然被历史边缘化，眼看着中华民族被解体，而无计可施。这是不可饶恕的。 第五 出卖与保护民族利益之争：一部《惩治汉奸法》不能缺席 九十年代末某次(好像97年)中国改革论坛，高尚全、迟福林之流假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名，面对东南亚经济危机，轰然提出国企改制、金融改革与农田流转一揽子变天建议，时任总理的朱某遭遇阻力，跑到清华骂了一通老头老太太就匆忙决策，于是三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数万家国企被卖，最后只123家特大型国企因通钢事件幸免于难。此一举开了个坏头，那就是国务院自行扩权，违法绕开人大。然而即便朱某，他一手主导国企改制，却还是在金融改革与农田流转上收手，理由是：金融改革会导致经济主导权丧失，而农田流转会制造流民，我们的社会承担不起。可即便如此，朱某还被迟福林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抓住不放，直接点名攻击为“小脚老太太”、“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指责他错过了经济改革提速的大好机遇。 有了这个做铺垫，以后好了，上一届越权，公然出卖铁道部，那还是选在换届前，其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野蛮姿态，跃然纸上;而这届更好，才一上桩就公然越权，搞自贸区、搞383、搞财政改革，我靠!你这届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压缩官员、压缩经费。所有这些，从大街上随便找个小孩都知道，可你反其道而行之，搞自我扩权，搞地方支付，甚至在非战争状态和非经济崩溃状态下发行财政债券，是什么行为?在挤压谁的空间?这不是卖国求荣是什么?这不是欺压人民是什么?这不是投降资本势力专门把中华民族和共产党政权往沟里带是什么?这不是利令智昏灭绝人性贪得无厌是什么? 卢麒元说：中国资产阶级已进入最后的疯狂。 卢麒元说：老百姓不明白财税改革的内涵。简单地说，就是人家多开了两间税务局，一个叫金融税务局，一个叫地产税务局。总之，换着花样收钱，收到大家穷疯了为止。他们在香港就是这样干的!可惜，老百姓是看不懂的(有时候也不想懂);领导应该是懂的，但往往懂装不懂(利益是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悲剧就上演了! 卢麒元说：财税改革，是立法改革，主体应当是全国人大。道理很简单，国务院不能自己定义自己的事权，自己根本不可能改革自己，壮士断腕是不现实的。“简政放权”说法不妥，应该是“还权减政”。必须将立法权归还人大，必须在还权同时减政，并通过立法大规模压缩财政支出。国务院不要继续违宪了，人大应该履责了。 卢麒元说：以现在的通胀水平，国家财政提供的社保支出根本无法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而个人积累的社保基金将被通胀彻底吞噬。毫无疑问，恶性通胀已经迫使政府开始全面失责了。私有化、市场化、社会化、地方化，不过是政府失责的托词。为了拯救美国，为了资本牟利，置国民于水火。不能如此胡闹下去了，该收场了。 读这些话，这老兄的愤怒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因为事实很明显：以民族资本家之财力，无论购买大国企、参与金融、流转土地都不够格，唯一够格的是国际金融财团，说白了就是共济会控制的数千家巨型嗜血企业。而国企、金融、土地受制于人后无产阶级政权就失去根基，共和国造血功能就被人控制，予取予求，从而彻底沦落为殖民地、仆从国，而我中华子民也必然租住在宗主国土地上，成为到处流浪的一大批野狗，可怜你就建个贫民窟，要咱自生自灭，不可怜就给转基因消灭算了。请别认为这是夸张。咱中华民族的煤资源、水资源最多还持续二十年，到时南方没电、北方没暖气外加没水，这与杀人有多大差别?汉奸右派出卖民族，莫此为甚! 国务院这时候越权，摆明就是撕破脸，只对西方、对资本势力和对腐败官员集体负责，不再对国家民族负责了，因为他们已出卖并盗取大量的国家财富，如不能及时脱罪，就必被清算、追讨，急眼了! 就此，左右之争就上升到了出卖与保护民族利益之争。 第六 迫害与反迫害之争：我们拒绝贫民窟，你们也别梦想进入共济会，我们左翼的立足点就是民族自信 穷人怎么穷的?富人怎么富的?穷人的穷与富人的富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对价关系?我们的政策是不是促成了这种对价?给我们制定这种政策的政府还是不是人民政府?执行这种政策的官员还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剜疮与补肉是不是互为因果?整个“剜”与“补”的过程带没带欺骗色彩?被剜下来的那些肉有没有被你吃进自己的肚子里扒不出来?所有这些，都是右派汉奸卖国势力所不敢面对且不敢回答的实质性问题。一旦接茬，他们的骗局就露馅了。 还是看看现实吧：中国社会走过近三十七年的改革开放的路程，我们把以前糟蹋得一塌糊涂，把现在吹的天花乱坠。老朱就曾不耐烦：“你就在沙滩上建起了大厦，还有什么可吹的?”对此。老W赞同。他不得不赞同。因为我国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直逼美国之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壕沟也加深到历史上未有的程度：壕沟的一边，是巧取豪夺的资本家、出卖人格国格的买办，和党政腐败的各级官员，在日常生活里挥金如土，日出万金、十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同时，用剩余非法所得，开豪车、行豪赌、囤豪田、攒豪地、海内外置豪宅、送子孙海内外上豪学，当如此还无法安置完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时候，就干脆将现金资产也转移海外，将子女配偶秘密移民海外，一来经管海外资产资金，二来逃避国内政治和社会风险;壕沟的另一边，是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在为一日三餐糠菜果腹而愁苦不堪;数以近1.5亿计的农民工为每月不足千元工资而超负荷工作10-16小时，其中一部分常要因为讨要被拖欠的微薄工资，遭遇被老板扫地出门，被老板雇人殴打甚至砍手剁脚;数千万下岗工人像幽灵一样为养育子女，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各种谋生手段挣扎在生死线上;更有千万之众的花季少女和下岗女工不分白天黑夜，冒着被勒索、被赖账、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奔波在皮肉市场供人玩乐，被人凌辱，忍受道德和政策的双重夹杀;即便是所谓城市小资，也多被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沉重的压住;至于还有多少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或者啃老或者蜗居或者干脆绝望自我了结生命，多少老人又被贫困的子女赶出家门、被富有的医院挡在门外，老无依靠，不得善终，就更无法统计。 这种完全超出正常人思维和想象的两极分化，衍生出浮现于当今中国社会表层的一切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社会被明显的撕裂，即不同人群之间团结互信的丧失，代之以彼此漠视、对立、伤害乃至杀戮，有些人已经举菜刀了。从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横向看，各民族之间隔膜嫌隙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一些民族要分裂的迹象，极端的如疆独、藏独等组织的所谓“恐怖活动”;从政权层级结构纵向看，一些民族和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中央政府对这些民族和这些地方政府的支配领导能力，明显的趋于减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人家已经不相信你了。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级人群之间，如工农大众阶级和精英集团之间，暴富阶级和赤贫阶级之间，彼此敌视、敌对，最严重时候乃至彼此暴力杀害。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下面这幅画面：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若一方牵扯公权力且执法过当并触碰传统道德，那就好了，保证你转眼就犯众怒，引起围攻，若放任事态扩大化，那一定就有人站出来，登高一呼，山呼海啸，连番起爆，防不胜防，进而迅速衍化为包围政府、砸警车、殴打公务人员，遂酿成人人谈之色变的公众事件，社会稳定，受到危害。 这其实只是表层问题，是由深层问题导发的，深层问题就是制度安排。有资料为证，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照此趋势发展下去，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 但反观中国GDP世界排名：1978年第15名，1990年第10名，1995年第7名，2000年第6名，照此亦可预计，2007年第4名，2010年第2名，仅次于美国。两者的反差还包含一个一路飘红的指标，那就是中国年均增长高达20%乃至30%的财政收入，以及贪官污吏的迅猛增长，说明与民争利已使我们的政权堕落为散发着铜臭气息的利益集团，我们党已蜕变为积攒小钱的利益实体。于是，在现实的逼迫下，中国社会一切关心个人前途与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人，就都在反思现实制度的缺陷。或者说，老朱带领上一届为抵御东南亚经济危机，挽狂澜于既倒，确实曾挖肉补疮，甩掉许多负担，而被甩掉的那些负担，恰恰是社会的弱势阶层，是工人阶级，是一个曾经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讲条件、不计报酬的先进群体。现在危机过去了，我们的政府，无论谁，都没道理让他们再继续作出牺牲，可这容易吗?办得到吗?老板们干吗?如果确实办不到，可人们已经不傻了，觉悟了，看明白了，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追随你的指挥棒乖乖地跳舞? 老朱在位的时候，政令一出，雷厉风行，政商两界，噤若寒蝉，那时既得利益集团还没坐大，反动精英的丑恶嘴脸还没充分暴露，我们党在群众中威望尚高;可现在，党的政策没人信了，反动精英被看穿了，而资本家及买办势力则因绑架政策获得充分发展，成为怪兽版的庞然大物，他们与体制内腐朽势力相结合，让你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放屁都钻不出裤裆!根本上说，这一局面的形成虽影响久远，但造成这一被动的原因却并不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第四代优柔寡断，失去了占取主动、盘整社会的战略先机，这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想见：在西山会议露头之日，在《零八宪章》动议之初，若是打蛇打七寸，抓一批，杀一批，威慑一批，那就根本没有这么被动。叹只叹老胡软弱，而上层也确实存在争议，就这么放着，悬而不决，时机就这么错过了，局面就这么定型了，即便搞掉陈良宇、薄熙来，亦难免越往前走，就越吃力、越被动。终于换上习近平，还有回旋余地吗? 其实回想起来，难道被誉为日月同辉被给予了殷切期望的第四代就心甘情愿地这么碌碌无为?最重要的，以流行政治左中右标尺测量，则无论什么政治倾向的人，左也好，中也好，右也好，无论怎样定性现实的制度，资本主义也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权贵资本主义也好，都觉得这个制度不再具有可持续性。薄熙来例子很深刻：为老百姓做事，就不但得罪资本势力，且开罪官僚群体，因这个群体烂透了;为国家“发令出不了中南海”，为自家那就方便得多，于是就因势利导了，于是就人人知趣了，于是就人人发财了。当一个官僚群体大家都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从自身所在的阶级利益出发，甚至只是从失去了人民性的派系小圈子利益出发，谋求出路，寻找替代性制度安排，名曰救治现实社会，实际救治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及自己所在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却很少有人真正以人民利益为己任者，真正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这，就是中国目前政治和社会现状! “高层已没人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了。”看看两会每年都上演动物世界，来自民间的这句话，字字带血，一语中的，概括的非常准确。 第七 正义与非正义之争：抢来的、骗来的都必须追讨 毋庸讳认，以吏为师，是我们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老传统。除此，就是精英，就是贵族，就是被当局刻意推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子女。他们是老百姓的精神导师。 什么是领导?有个段子，说客轮要沉了，领导抢了一件救生衣，秘书提醒说：“局长，船上有不少女人呢。”领导怒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那事!”无疑，这局长就是我们的领导。还有个段子，船被海盗拦截了。索马里海盗：“三百万美元，一口价!”中方官员：“二百五十万!”海盗：“你当我傻啊?我知道你们说二百五是骂人的!”中方官员：“三百万就三百万!但你要写七百万!”海盗热泪盈眶伸拇指：“抢钱还是你们狠!”无疑，这，也是我们的领导。 什么是精英?据说大地震前有三个明显征兆：一，井水异常;二，牲畜反应异常;三，专家出来辟谣。但是细心的人指出，第二条和第三条重复了。精英，就是畜生。 什么是汉奸卖国贼?据说在那边，秦桧、李鸿章、汪精卫都哭了，秦桧哭：“卖国我是卖了，可怎么卖，肉还不都烂在一个锅里，北国也属于中国啊!”李鸿章哭：“我卖国，可我还吃过枪子呢!”汪精卫哭：“其实我也吃亏呢，下次卖，向后代学习，咱不但拿美金替中情局服务，制定政策，掏空中国，操控舆论，荼毒文明，还要把外汇全借给敌人，把全民族都带进沟里!”看，这就是汉奸，狗眼看人、华南报系、智囊团，他们拿美国人的钱，专门坏咱中国的事。 什么是富二代、官二代?有个女孩儿，读初中下课往家跑，给孩子喂奶，她是富二代，她的爸爸，在我国算是大富豪榜;某专家型官僚有个女儿，开辆宝马，背个坤包，雇一堆硕士、博士，写帖子，做坏事，她动不动就找人问一句：“见过名牌儿么?我这包上写着LV!”他妈的，再不济俺也读过小学，学过拼音，这玩意读“驴”，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官二代。动不动炫富，撞了人就跑，见面三句话不到就比爹，上床远比上进快，那他(她)，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不信你就去查一查，验证一下。 什么叫商人?讨一到十块的叫“乞丐”，讨百元千元的叫“借贷”，讨一万、十万的叫“集资”，讨百万、千万的叫“融资”，讨十亿百亿的叫“资本运作”。学会了融资，你就是商人;学会了“资本运作”，你就是大商人，可以去人大、政协当官了。 有本事谁敢保证自己家富过三代? 有魄力谁敢保证盘剥的财产不被追讨? 有担当谁敢推墙能推倒? 咱中国最大的难题是四千光棍，最大的希望也在于这四千光棍，他们被彻底边缘化，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最富革命性，因他们已被倾轧干净，造反成本等于零。这就是流氓无产阶级。右派经营卖国贼的经验：搞房改，变熟人社会为生人社会再误导进入公民社会、法治社会，让你扎堆都扎不起来，遂三变两变，就把你变进贫民窟了，就跳墙了。问题：这办法对城市好用，对三千万工人好用，你拿来对付有七亿人的农村就不一定好用，用来对付四千万光棍，那就一定不好用!若不信咱就等着看，历史，自然会公正合理地给你个答复：剥夺者被剥夺，决策者被追究，连那些转移资产者都必然被满世界追杀! 为什么汉奸卖国贼与既得利益者一个比一个愚蠢?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跟人不一样，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动物差不多。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当我们看到某个事物的时候，会去找内在规律，再沿着外部环境分析这个事物与更多的事物的关系，包括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从属关系、联动关系，从而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体分析。而既得利益者的思维与动物一样，只会依某个局部现象下结论，这些人就像老鼠，它看见食物就只想吃，不考虑是否有陷阱，不考虑漏了包之后怎么办、将来怎么办、他们的子孙怎么办，这叫钻头不顾腚，还叫老鼠枕着狗屌睡，找死!右派汉奸卖国贼作为既得利益集团阵营中一个不小的特殊群体，他们甚至以某个虚假的前提下定论，属于仅仅用一个谎言就下定论的简单思维。看看他们的文章，看看他们的论调，看看他们这么多年对我们的荼毒欺骗，所依，都无不是这样的简单逻辑，以偏概全，前提虚假，造谣生事，无耻之尤，他们用某个局部现象就简单地对整体下定论，甚至用编造的一个谎言就简单地推理出整体真相，这一招玩过多年了。譬如他们用现在特色时代的腐败论证西方的民主就能防止腐败，论证西方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制度好，但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世界最不腐败的国家;譬如他们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推导商品短缺推导毛泽东时代祸国殃民，再借此证明改革开放之伟大，殊不知那时差不多家家有一片孩子，且有极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你家穷，没吃的怎么没饿死你! 这些汉奸卖国贼出于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对美国每年都在世界发动战争的血腥法西斯行为视而不见，反而攻击共产党领导被压迫得生存不了的无产阶级搞暴力革命是血腥的，我问：谁吃饱了撑的去造反拼命?右派汉奸卖国贼的思维咋那么愚蠢?咱老百姓心里有委屈有血泪有天大的冤情，上访被抓，不上访也同样被抓，给你关进黑监狱，就这，还说不定哪天被拉进疯人院过一道，再拉去火葬场被灭口，难道咱觉得疼了就不能吼两嗓子?难道咱喊喊就是要制造动乱? 这其中的龃龉与历史性纠结，动动脑筋，相信谁都看得清。 第七 1%与99%：特殊历史时期的斗争建议 面对右派汉奸卖国贼已丧心病狂的政治经济形势，左翼应该要揭露与探索并举，宣讲与实践并重，理论探讨与社会启蒙对称强化，走向基层，走向民间，讲科学，讲策略，把斗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农村转移，放手发动群众，提高警惕，随时准备与“茉莉花”对峙。 第一，我再次强调：所谓左右之争，并不准确，右派的对手是包含左派在内的全体同胞，是整个的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正义人士。这是因为其主张被采纳三十年形成诱导，一是使党和政府由一个先进的、廉洁的、高效率的组织变质为利益集团，大规模产生腐败;二是把中华文明一口气拉回两千五百年，拉回奴隶社会;第三才是对左派力量的系统排斥。所以，应该把右派定性为民族罪人更确切些。 第二，右派几乎把持了所有资源，气势上压倒左派，最起码表面上压倒左派，可右派的自私形成对民族主义的天然排拒，有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加入，就翻盘了。他们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因此把民族主义的群众运动称为“民粹”，可越是这样，反弹越大。基于此，广泛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左派阵营不可轻视且最容易突破的一个点。 第三，宣传上深入浅出，高端理论与民间疾苦相结合，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城市与乡村相结合，把无产阶级事业与金融剥夺、政策欺骗、下岗困境、失地、拆迁、上访等民间疾苦结合起来，把拨乱反正与习近平整党结合起来，譬如先不提薄公平反，咱就说重庆搞得不错，这本身就印证了诬陷薄公不得人心。类似的例子多得很。有比较，才有差别。真理，从来就是历史条件成熟了，被顺势提出。 第四，组织上广泛组织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及网络论坛，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广撒种子在当下应该比组织对抗更重要，先传播真理，积蓄实力，再隔山打牛，解救领袖，到最后才是水到渠成，拨乱反正。由此看，哪里发生群体事件，哪里就是重点，关键是让它红起来，能不能把理说过去或能不能让地方政府低头，暂时处第二位。 第五，左派宜迅速整合。高端争鸣与理论探讨不是不重要，而是在当下绝不如队伍整合合时宜。当下，不妨让左派的各方力量在毛泽东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正义、良知、民族危亡下联合起来。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公约数，凡相信毛泽东思想的，都应该走到一起。“没打下天下先分赃”，这要不得，否则，本身就丧失了先进性。 第六，全国遍地，干柴烈火，社会形成对抗，经济陷入结构性困境，房地产泡沫再难持续，可以想见，房价一倒，不知有多少家庭被骗个精光，社会，说不定哪天就天下大乱。西方为此准备了几十年，到时肯定倡导“茉莉花”，鼓动上街。这时若我们也有充分准备，他上街，咱也上街，形势就给他逆转了。我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将归于这“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一刻。 第七，拉长时间，扩大阵线。最最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右派要质变，我们左派要的是量变，宜深入基层、农村的角角落落，这就是优势。时间，对我们就意味着胜利。可怎么拉长时间?那就是把红色种子广泛传播，传播到各个阶层，传播到全国各地，随时揭露，随时矫正，随时准备，随时深入，搞得他钻头不顾腚，以空间换时间。 若如此，则保党救国，大业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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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2013.11.8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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