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执政合法性，还是要权贵利益？
——薄熙来案“终审”后的思考
按照某些人的期待，“终审”后薄熙来将会淡出公众目光。在政治也快餐化的今天，此话有点道理；然而，“薄熙来道路”留下的深刻历史痕迹，这个重量级人物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以及充满神秘色彩的重重悬疑案情，都不是哪个人想淡出就淡出得了的。而对于关心国运者，在“终审”后深入思考薄案，无疑会十分有益。
1、孔庆东骂“极左”的背后
赞扬过“文革”的孔庆东，近日一反常态，责骂一些“反习”人士“极左”。明明看到自己恨之入骨的温家宝出镜《习仲勋》，并重申314讲话基调，还不断地呼吁“拥习”，引起挺薄者气愤。
其实不必过于苛责孔先生，这是出自极度的焦虑感；其背后，则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强烈危机感；而这种合法性，在倒薄后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中共是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力量。
2、“南巡讲话”后，中共执政合法性三连降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迈向现代化，人民生活明显提高，中共因此得到了公众拥护，一段时间里执政合法性有所提高。但是，随着腐败滋生、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增多，合法性问题日多。到“六*四”时，便出现了建国后第一次严重执政危机。但是，在机会主义路线支配下，不仅没有认真面对，反而急病乱投医，使中共执政合法性后来连降三级：
第一次降级，是“南巡讲话”急催改革，致使腐败合法化。那时官员们普遍树立起了一种意识：有了“硬道理”名义，无何不可为，全党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化公为私、争当资本家的热潮，腐败被实际合法化。廉洁执政的合法性基本丧失。
第二次降级，是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名义，把资本家作为了实际上的领导阶级，变维护多数人利益为维护少数人利益。这就丧失了依靠多数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次降级，是胡温时代死心塌地靠投资、靠外需、不靠内需的发展方式，用大量财政资金引导超量银行信贷，让官员贪腐，资本家捞财，从而把中国经济变成了表面辉煌内部肮脏的“制造资本家的机器”。这就相当程度地丧失了政绩的合法性。
紧随着这三连降的，是中共在既要搞市场经济、又要保持执政合法性之间，进入了“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困局。
3、薄熙来为中共争取到了执政合法性
薄熙来的一大特点，就是左派责其“右”，右派骂其“左”。这恰恰说明薄超越左右，是一个能求实善创新的“新改革派”。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与争取执政合法性之间，富有智慧地找到了结合点。简而言之：
一是，通过“打黑除恶”，找到了从打击极少数超级腐败分子入手，解决“腐败全党化”问题的途径，初步恢复了廉洁执政的合法性；
二是，通过解决腐败全党化问题，找到了建立“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的“好政府”的途径，恢复了依靠多数执政的合法性；
三是，通过建立好政府，找到了避免“制造资本家经济”的途径，处理好了“做大”与“分好”蛋糕的矛盾，劳资矛盾缓解，结构调整迅速，增长全国第一，恢复了政绩的合法性。
这些环环相扣的重大改革措施，虽然左怨右恨，却成绩斐然。薄案从314到双规，到移交司法，再到公审，一直到宣判，网民对薄的支持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重庆、大连、山西老百姓甚至要捐款赎“罪”。这种真正由老百姓给予的崇高政治待遇，不仅为改革开放以来绝无仅有，在中共执政史上也属奇观。而至为重要者，这意味着中共有了民主选举的基础，有了连西方都极其看重的民主合法性。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薄熙来道路”，为挣扎于“找死”与“等死”之间的中共，争取到了坚实的执政合法性，也证明了在市场经济和一党执政上，中共完全可能实现熊掌与鱼兼得。
4、高层宁可不要执政合法性，也要保住权贵资本家的利益
“共产党合法执政”，对于相信历史已“终结”于“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普梅专制”已令其担忧，所以绝不容忍再出一个薄熙来。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谷开来“杀害”法国人、王立军入美领馆、外国积极配合调查、希拉里催促宣判等“故事”；进而也就不难理解，中国颜色党人在倒薄上高调“拥共”的“反常”。
然而，倒薄的第一推手却是中共高层。本来，为中共争取执政合法性对其有利，何以还要下毒手？其实，薄路线对于高层，看似好事实为坏事。因为：
其一，中共高层与整个官员系统一样，都已高度资本家化，而这个“化”，又恰恰是靠损害执政合法性支持着的，所以合法性与权贵利益尖锐冲突。
其二，随着官员资本家化，高层中大量类似温家宝这种巨贪兼汉奸的权贵家族，相互勾结，你我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打黑反腐必令整个权贵集团寝食难安。
其三，薄熙来首选打黑，恰恰涉及到了靠腐败“先富”，极端自私、凶残的太子党权贵集团，必引来其下黑手。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贪婪腐朽的黑帮资本家们，崇尚“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任你国亡山河碎，只要我拥金万两，照样能乐不思蜀，执政合法不合法，与我何干！
所以，从江朱到胡温，再到习李，在倒薄上根本利益一致，便悍然选择了宁可不要执政合法性，也要誓死捍卫权贵利益的倒薄之举。
5、旧改革派将使中共长期处于“最低合法性执政”状态
改革开放，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以牺牲执政合法性换取“伟大成果”的中国旧改革派们，已经堕落到为一己之私利而要祸国殃民的地步。倒薄，堵死了多条争取合法性之路（如王岐山信誓旦旦打“虎”，却公然保护中国第一虎温家宝），再度回到不是“找死”就是“等死”的困境，中共将在艰难地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这个“最低合法性”下执政。——其实，即便是最低合法性，也早在旧改革派胡耀邦的乱疆乱藏“改革”中被大量挥霍。
孔庆东把“保墙”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无奈，愿望良好；但孔也须看到，中国的统一与稳定，首先是因为老百姓怕乱，不愿乱，不支持动乱，这是“最低合法性”的根基所在；加之西方国家自身出现一些问题，给中国“最低合法性执政”以喘息之机。而继续代表权贵的习李，则根本不会把执政合法性放在心上，否则，他们怎么会死不悔改地倒薄挺温？怎么会那么热衷于掠劳赠资的“383改革”？那么凶残地靠暴力维稳？所以，把“挺习”与“保墙”等同，其实就是在纵容其随意践踏最低合法性，习将27亿捧为上宾，就未必不是得意于“成功收编左派”后，之放胆妄为。
6、各路保墙派要同心合力，压迫高层提升执政合法性
通过这些年中国的风雨历程不难看出，各种不以推墙为目的的自发民主，特别是网络舆论，向真正在搞推墙的高层不断施压，起码可以使其担惊受怕，多少有所收敛，这倒是目前条件下保墙派的现实选择。热衷于普世的胡温，当年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做出“以人为本”让步的；而习自以为在薄案“淡出”坐稳后，立马就露出了383峥嵘。
鉴此，想劝劝孔庆东同志，对习还是宜改“挺”为“压”，至少是要改“挺”为“促”，更不宜指责那些促习压习力量——当然，这些力量也要理解孔先生的焦虑心思。各路保墙派如能相互包容，从不同角度发力，无论是王铮式的硬发力，还是韩德强、巩献田式的巧发力，以及王希哲等的强发力，共同压迫高层提升执政合法性，方可真正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实在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