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我和春桥的文章都讲了，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但还没有一层一层地分析。没有给新资产阶级分子下定义。没有讲跟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 有几个问题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1）银行储蓄的利息，什么性质，属于那一部分？ （2）房子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农村造房子，自己搞木料，自己所有。 城市盖房子，会不会变为生产资料剥削手段。有的干部在杭州山上盖两层楼小别墅，整天在上面从窗户看风景，这还算是共产党员？ （3）还有协作和非法交易的界限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不要协作不行，交换渠道要研究，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不行，有缺口就有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如何搞好协作，国家、地方、单位。这个问题搞不好，就堵不住资本主义。揪了一批，还会出问题。这个问题要研究。划清政策界限，批判资本主义但协作还要搞好。除了国家计划分配外，缺口怎么办？ 现在不要再搞两派了，尤其在党委内部，要尖锐而有分析地讲一下，我也没有希望一下子解决，但要让他收敛一下。 国际形势，大动荡的局面，动荡得厉害。苏美两霸争夺，重点在欧洲、地中海、中东。现在看来，美国是个破落户。它自己不承认。实际上在越南、柬埔寨它是土崩瓦解。越南地方没有打什么大仗，但阮文绍已经土崩瓦解。施莱辛格比较有头脑，他说美国衰落了，有人要试试美国的力量（指苏）。 苏修扩张得比较厉害。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如美国在五十年代那样，手伸得很长，最后群起而攻之。现在苏修利用修党到处搞欺骗。我们同日本订友好条约，现在日本要从田中访华公报后退（不称霸也反对第三国在亚洲谋取霸权），现在不写反霸权。这主要是苏修压力。这点，我们不让步。公明党竹入，社会党左派也是支持我们写反霸的（当然苏修对社会党的控制很紧）。不写就不写，友好条约推迟几年也没有关系。 苏修对葡萄牙，通过葡修搞了许多名堂。 美国对我国艺术团访问美问题搞了文章，不去就不去，没有什么了不起。台湾是我们内政问题，不允许美帝和别人插手。 尼克松境遇很潦倒。真正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是尼克松，不是基辛格，下决心的是尼克松。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传达一下主席最近的指示（我归纳的，不是原来的），有的我们要很好研究。 一、关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是要搞资本主义。我们党五十年，有十次路线错误。其中四次跟苏联没有关系，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六次跟苏联有关系。反对我们，分裂党，都失败了，党没有分裂，把他们排斥出去了。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讲对立统一（用英语讲对立统一这个词），只说一个，就是形而上学，两个，就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我相信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 (姚：主席这段话的精神，在巡视各地时都讲过。我在文章中也引用过。争论中有一个问题，到共产主义还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仍然是有的。) 二、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主席说，我们正是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有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很完全。这些话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姚：主席这段话很重要。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问题有争论。主席明确提出平等口号掩盖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这是从商品、货币交换来的。这个不平等现在还不能解决，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们的国家还是保护它，写上了宪法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还要继续搞点文章，还要逐步地去做，是长时间的事，这是公开说的，不怕明确说出来，例如编语录，公布主席指示。) 三、关于反修防修问题。 主席说，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姚：这是主席长期反复讲的。) 四、有一个批示。 (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提出穷队、富队关系问题。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农村穷队、富队有差别，有种种原因，其中条件不同，土地肥沃不同，工分值不同，一般的一元，城郊二、三元，低的四五角，说除因阶级斗争抓得不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不够之外，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提出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应根据不同情况来考虑。) 主席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也有贫户，贫队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 (农林部正派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农林部觉得很复杂，倾向于国家支持穷队的办法，实行收购价格上的这个办法困难。 这里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穷队富队、穷户富户的关系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最近上海作了调查，寄来材料，他们的结论是贫下中农生活上升最快，但生活水平中农、富农中农最高，因为他们有技术，工分高，掌握货币最多的是地富，他们不买东西，存款。有具体的统计，不知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这牵涉到对待级差地租的问题。如何看，作为研究的问题。) 五、关于供给制问题。 主席说，我们解放初期曾保留了两年军事共产主义，党政军实行供给制，那时这些坏事比较少（指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贪污腐化）。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 六、不要照搬外国的问题。 主席说，南北朝有一个人，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说中国话，翻译了很多佛经。问题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指南，不是教条。中国有一个人，叫严复，引了鸠摩罗什的话，称他中国名字叫什法师。严复会作翻译，翻（天演论）说的，他不说翻译，说达旨。《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此人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赫胥黎说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者，只能认识表面，不能认识本质。赫胥黎在自然科学上是唯物主义，社会科学上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七、还有一个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问题。 主席说，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教条主义，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我两年没有吃鸡蛋，因为苏联人说蛋黄胆固醇多，吃了血管在变硬，后来苏联又发表文章说，多吃不要紧。总之是外国的月亮好。教育、文艺、新闻、科学、医学，都有教条主义的影响。有经验主义的人多，不懂马列，只凭一点经验办事。我历来对经验主义没有办法，慢慢来，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许可以好一些。 (姚：教条主义主要是崇洋，包括科学界，都在里面。) 八、最后，讲政策。 (卫生部贺诚，写信给主席，说刘少奇、林彪都打击他，他主张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刘少奇撤了他的职，邱会作也打击他。两次打击他。) 主席说：贺诚无罪，当然应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应予推倒。“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学理论 抓路线 反修防修》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第二年十月，红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至此，三支主力红军先后结束了战略大转移，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红军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红军长征的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代一代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长征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材。 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高教司的信，我有不同意见。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没有针对性，那针对什么呢？难道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有针对性了？教育战线上有争论。如对过去十七年是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有不同意见；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根本路线对不对，也有争论；对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也有争论。这些在“内部情况”上都可看到一些。工人进驻学校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成绩和缺点哪个是主要的？ 前些时谣言很多，包括教育战线上的。前些时说朝阳经验也不太行了。这股风究竟对准谁的呢？还有说张铁生不行，刮这种风。但主席肯定过。 我们现在一方面落实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支持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有阶级性，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但这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是一回事。工资会议开了好久，讨论不出结果。主席讲，工资制度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究竟怎么搞法？学大寨有些经验，穷富队问题等。工资制度，不大好写。强调政治挂帅，总是要坚持的。 论《水浒》现在提出一些问题，有的并不难回答。如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法家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反。这可以说清楚。如我们还有民主人士，我们还搞统战；但党内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投降派，就要反对，就是敌我矛盾。 军队整顿中有的有思想波动。 理论学习实际上停滞了，提法都是三项指示，但具体工作上第一项指示抓得少，第二项也注意，第三项是抓得紧的，摆在当前的实际问题。学大寨也包含有学理论。工业就少，教育战线有争论。
在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毛泽东部署了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此作为统率全部工作的纲，使全部工作都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 一连发了四个文件：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委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开局很好。 但是，由于张春桥在三月一日总政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当前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而江青又在四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讨论这个问题，被邓小平抓住不放，从而干扰破坏了整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部署。 实际上，在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动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徐景贤给张春桥的信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王洪文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一旦爬上了高位，也同样追求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他在政治上也不坚定，被捕后，在法庭上承认错误、充当证人。）经过两三年的考察，证明王洪文并不是一个符合条件的接班人。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要王洪文下去工作一段时间，由邓小平取代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王洪文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参加革命造反，不能只批判别人。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2010年3月22日初稿 2012年3月12日修改 2013年11月4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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