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四十六、学习理论问题

三、张春桥重提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这个问题，主席曾多次发表过指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走在前面，我们军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这次学习，我希望还走在前面。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

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这里我再读一段，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的语录，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

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修正主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政策正确，主席的路线被我们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有希望。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军队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搞好军队工作，显然关系重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守着自己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经验，不认真读书，缺乏理论，不仅工作上抓不住问题，提不起纲来，更危险的是政治上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现实斗争中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剖析孔丘的“仁”》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四、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当前的思想情况：

（1）等待，主要是领导干部。群众有个“急”，希望要赶快搞。等的思想有各种原因，有的自己有点怕；有的是怕乱；有的是过去由于思想、政策界限不清楚，搞了几个月运动，落实政策要花几年的时间，如一打三反。现在有点“一次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情绪；还有一种认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搞一阵子，运动过去了，还是老样子，与其得罪人，还不如不讲。

（2）党内生活方面的问题。我和春桥同志的文章都讲到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党内生活、政治生活，影响好多问题。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按党内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办事，不能按商品交换，拿原则作交易。这对党内生活是有影响的，是阻碍学习运动的。这种思想还要深入地批判一下。

（3）学习和现行政策的关系。这一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的文章已讲了点，但只是一般地讲。现在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怕一冲击资产阶级，就违反了当前的具体政策。还有的地方，思想和理论没有搞清楚，怕一搞起来，就杀鸡、杀猪、砍树。现在83％的猪来自个体，公养的只占17％。这个情况不妙，搞不好，少给10％的猪，就要哇哇叫了，一发生没有肉吃，学习运动就搞不下去。这种关系如何讲好，处理好，道理要讲透。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定要破，当前政策一定要贯彻。二者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中要处理好。物质刺激也有这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讲清楚，就会发生一种是对资产阶级不敢进攻；另一种是攻偏了。这也不行。那也要影响运动，又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结果，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是得不到解决。看情况反映，有些地方自留地有扩大的趋势，把公有的地占为已有。这个问题，政策上要讲清楚。要很细致。弄不好，又要收自留地。城市里占房子，盗窃公家材料盖房子，名曰干部宿舍，实际上是私人别墅。批判资产阶级跟政策的关系，特别是基层干部，往往搞不太清楚。

（4）安定、团结、两派的问题。目前是不敢碰。回避一下，一段时间还可以，但长久不行。云南在京开会，浙江最近好一点，也还有问题。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基层单位就更多一点。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看材料当中，每天都要反映到头脑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