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对在整风中的受害者讲话说： “整风的问题，我有责任，因为我在延安。这次整风同志们洗了个澡，但是水太烧了，火太大了，伤了同志们的皮肤，同志们有怨气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党伸出手来和同志们握手，同志们要不和党握手，党的手就收不回来。” 毛泽东在向与会者鞠躬时说： “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道歉，我将不再抬起自己的头，并且，一定要鞠第二次躬。”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明日将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你。 由于国民党方面拿不出谈判方案，而要中共先拿出具体意见，毛泽东就指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交给张治中和王世杰，以此作为谈判的内容。毛泽东在《意见》的说明部分写道： “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全国政治的有3条：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毛泽东提出关于两党悬案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 允许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平均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 5月17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等人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从西安同机到达重庆。 在此期间，董必武自重庆给在桂林的柳亚子寄去一首贺寿诗，内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亚子就作了一首律诗：《次韵和必武贝寿新诗，分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自云： “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 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5月21日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全会的议事日程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会议决定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5月21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 七中全会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才闭幕，历时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这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在中共历史上、也可能是在世界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任弼时 朱德 周恩来 康生 彭德怀 张闻天 邓发 陈云 博古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孔学 陈郁 李维汉 列席会议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有：高岗 彭真 贺龙 林彪 叶剑英 陈毅 刘伯承 聂荣臻 朱瑞 徐向前 谭政 应该出席会议而请病假的有4人：王稼祥 王明 凯丰 关向应 原定出席会议而外出的有2人：林伯渠 董必武 会议根据书记处的提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由会议主席团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就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通过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七大”政治报告；成立了负责起草七大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4个文件的各个委员会，其中以任弼时为召集人，由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康生、彭真、高岗7人组成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委员会。 5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发展工业，打倒日寇》的讲话，他说：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不一定拥护我们。” “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边区教育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而这是与边区各个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进步有联系的。我们所有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根据地就不行。 今后延大的具体任务：在政治上要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要学习各项政策与方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要帮助35万家农民做到耕三余一，要帮助老百姓订一个植树计划，10年内要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还要使边区工业做到全面自给，达到每年出产31万匹布，470万斤铁。还有文化建设，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认识1000个字，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1000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还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 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像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会上讲话说：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作技术。”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 5月2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联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会议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到各工厂去，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 5月底，因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拒绝接受毛泽东提出的20条谈判意见，并不肯把中共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毛泽东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 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 “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屈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结果，国民党方面仍然不接受中共的意见，他们拟定了《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和由陈布雷起草的《林祖涵来渝事件之应付要点》等秘密文件，企图通过宣传，以逐步令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 1944年6月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中规定：“第18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张治中、王世杰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进行谈判。 6月5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城市工作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城市工作极为重要，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帝出中国。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担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 6月12日早上，毛泽东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发来了一份浅红色的请柬。送请柬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希望先生们下午4时就去，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和毛主席谈谈。 这个参观团来到延安，说起来也有一段缘由。原来，国民党长期对边区的封锁，反而增强了边区的神秘感，从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探密的欲望。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多次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也起到了鼓励外国记者的作用。1944年2月16日，以《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为首的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去延安访问。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于2月23日不得不同意记者们的请求。中共方面迅速作出积极反映。3月1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安。 在记者团中，国民党增派了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的中国记者，并规定由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和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等纪律。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一行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北。参观团中有6名外国记者，除1人是塔斯社记者外，其余5人全是美国记者。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途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时，阎锡山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 毛泽东看到阎锡山的谈话后，向贺龙提议，请当年山西新军的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人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贺龙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续范亭，续范亭欣然接受了。 参观团于5月3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临、延长参观访问，后到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于6月9日到达延安。 且说这天下午近4时，中外记者先后登上汽车。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发现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觉得未免不郑重，便要回去穿一双袜子。招待人员告诉他说： “先生，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赵超构只好上了车。过了延河，行驶了10分钟，车子在中央大礼堂前停下来。大礼堂大门前站着两名着装非常整齐的卫兵。客人们被引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赵超构感觉这个客厅是延安最漂亮的，又宽又长，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摆成丁字形的桌子，可以坐40个人，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鲜花。墙壁上除了4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在两边，一幅是斯大林的，另一幅是毛泽东的。 赵超构靠在沙发上，习惯地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延安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过了半支烟的功夫，毛泽东昂然走了进来。只见他身材欣长，穿着一套陈旧的毛呢制服，领扣照例没有扣，露出白色衬衣。他那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宽阔的前额，隆起而端正的鼻梁，显示出一副尊贵的气概。周恩来向他介绍着客人，他握着客人的手，眼睛却盯着介绍人和每一个客人，好像是在极力地记取着对方的姓名。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首先即席致词，他说：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欧州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州，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州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稿及其报纸，今乘诸位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如此，抗战中期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外关系和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赵超构感觉，毛泽东虽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且说毛泽东致词结束后，不少记者纷纷提问： 斯坦因问：“毛主席能否谈一谈，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情况？” 夏南汗神父问：“上述问题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说：“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请毛主席将1936年国共谈判的情形与今日谈判情形做一比较。” 爱卜斯坦问：“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阐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谢爽秋问：“为着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烺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增加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毛泽东答复说：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3个：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它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结果。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的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候，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阶段。北非和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州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州，将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虽然很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央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外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现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州已进入了决战阶段，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及抗战7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军队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国家，并发展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在中国的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和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的会议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经十几天了，今后还要有若干时间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人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 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以相互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谈话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之久，日色渐渐向晚。毛泽东和客人们一起共进晚餐。 是日晚，毛泽东请客人们到大礼堂观看延安评剧研究院的演出。毛泽东坐在赵超构的右侧，大概是吃了几杯酒，两颊微微红润。他殷勤地向两边的客人们让茶让烟，像朋友一样和他们谈着话。 演出开始了，演的是京剧《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4场戏。毛泽东自始至终非常有兴味地观看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的笑。当看到张飞自夸“俺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他竟是捧腹大笑。他还对身边的赵超构说： “我对于京剧没有研究，很喜欢看看。” 演出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毛泽东微笑着送走了客人。在归途中，有朋友问赵超构，今天有何感受？赵超构回答说：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6月21日，因为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退，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华莱士在与蒋介石首次会谈中，告诉蒋介石说： “罗斯福总统认为，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若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你们可以找一个朋友从中撮合。罗斯福还表示说，他可以充当这个朋友。” 此时的美国，急于利用他的影响促成国共谅解，目的是为了好让中共的力量“充分发挥用途”，一是挽救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二是利用中共的军队和根据地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可是蒋介石不同意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也反对美国与中共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蒋介石要求将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回美国。而华莱士则一再说明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都希望美国军事观察团早日到延安去。蒋介石被迫允许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去延安。 华莱士回到美国后，向罗斯福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他说：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广大民众普遍不喜欢国民党政府”。华莱士又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蒋介石。他提议由魏德迈将军换回史迪威，影响蒋介石采取进步政策。他还说：“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6月28日，毛泽东非常重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延安的事情，他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说： “美国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同美国人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美军观察组，请看下一章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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