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四十四、批林批孔

文革系列专题：四十四、批林批孔（三）

江苏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门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

王晏等人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他说：“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 “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

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

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

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

一九七四年四月，王晏、张文治等人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

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

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

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 “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问题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某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关于陆渭文、匡建中问题的对话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

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一九七四年五月，市委领导人召开各种会议，

说：“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还在社会上放出一股风，说：“……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一九七四年五月，沈静园教授和某人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

问：“x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问：x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答：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基层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xxx同志进行审查，现己核查清楚xxx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各级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并且说：“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有的地方还正式规定：“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

然后一阵风发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x年x月x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有人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帽子。

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

一九七五年，匡建中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代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

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强调指出：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省委常委，

胡勇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长沙市委、长沙市商业局党委发下文件，对××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或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

一九七四年三月，唐忠富提出：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

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不久，有人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长沙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这些标语，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覆盖或撕毁。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这些以“穷志诚”名义进行的活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成立“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

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一九七四年四月，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茶展开了。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的陈益南，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他入党。

一九七四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研究，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四年八月底，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八条”指示

此后，对原造反派头头平反、提干、入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