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月，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先后以释放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被释放了的在押犯有一百七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周恩来将一份材料批给王洪文 有关单位上报一份反映浙江省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要求批省委领导的材料。周恩来将此材料批给王洪文，要他处理此事。 王洪文表示：此事可以再看一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 下面报来反映浙江温州地区发生抢夺武器、扰乱生产的几份材料。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酌处。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浙江省军区 命令收缴被抢武器。
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省“三全会”。 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 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向省委建议提干五十余名。 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样板，
一九七四年，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翁森鹤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 大搞“请财神”、“砸破庙”。 翁森鹤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 （据说，有一百二十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张永生到金华、巨县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 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山西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山西问题。 决定王谦代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并商定约山西省委常委来京开会，讨论解决山西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山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的错误。 解决山西问题。山西省党政军负责人十二人参加。 会上，王洪文批评省革委会负责人谢振华主张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 中央罢免了谢振华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
四川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批示 重庆市杨家坪半工半读技校发生学生绝食事件。 周恩来批示：以国务院名义打电话转告绝食学生，指出绝食的做法是消极的、错误的，应该吃饱饭振作起精神，来与市委一起讨论，谋求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来关于重庆市“十大”宣传队抢夺枪支车辆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只告现象，没提如何处理意见。如果群众已动公愤，能夺回他们抢去的武器，救了他们抓走的民兵，他们在群众中已渐渐孤立了，正是做好工作的机会。
福建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四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研究福建省委、军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并通过中央给福建省委、福州军区的复电。
吉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转来通化某厂有人贴出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建议给吉林省委打一电话，对此人不要事先批斗，不要施以压力。
甘肃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万多人参加。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23起事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 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河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已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这里的壁垒分明，焦裕禄生时为兰考人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五月十四日，是他逝世十周年，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焦裕禄同志真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彻底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里呆了十几天，使我建立了充分的信心：谁想在这块土地上，搞资本主义复辟。至少是十分困难的。焦裕禄同志生前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大批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硬汉”。 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死党王新曾在兰考大肆摧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屈服，一直坚持到胜利。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仍是兰考的第一把手，他的事迹足可写一部史诗。当然，现在还不是写作的时候，只能放到以后。
一九七四年二月上中旬,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我们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的信，又初步了解了兰考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情况。我深切地感到，正在展开的批林批孔的斗争，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一场极其深刻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风暴很快就要到来。这场斗争，对于每个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从一九七O年七月起，林彪、王新路线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踢摊子，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其中，除调走七人外，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大整基层干部，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原信后面遗失）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 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斗争大快人心，兰考人民马上动起来，开大会，游行，又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气势。张钦礼同志回来，传达了中央及省委的精神： 一、批林必批孔、挖根，批翻案妖风，批王新，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 二、要在农村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 三、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四、要训练骨干，试点，要有深度，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问题； 五、运动要由各级党委领导，不能抛开党的组织，对各种错误倾向要揭、批，但要分清不同性质矛盾，特别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发动工农兵群众，工农兵群众是主力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是我根据钦礼同志谈话和报告随便写的，不是原话)。 群众非常听毛主席、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话，前两天，群众想把那些闹翻案的人示众，经县委一说服，就不揪了；调查的人可以把揭发材料转去处理。 我深信，林县也是一样。砍红旗渠的是林彪、王新等反党集团。现在的县委、公社党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武阳、艾生等同志都是好的。要维护正确的领导。 你们那里怎样?知识青年应当在批林批孔中起作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 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 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三月，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剎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 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 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 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 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钢派的人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 新派头头张立国就要顾建棠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 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新派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新派的人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 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群众代表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代表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 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这些人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付廉回忆：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 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 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 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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