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四十四、批林批孔

云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全省，特别是昆明，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三大派：

“齐向阳”：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是原来的八派，是划线站队中的正确路线代表，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组成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翻文化大革命案，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先后发动了三大战役：打蔡、马、雷、董（蔡顺礼时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马杰三时任昆明军区指挥部主任，雷高远时任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董占林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战役，打王必成（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战役，打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战役。

“大批判”：以杨树先为首，杨曾是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这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的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口号：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在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就是黄兆其、刘殷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某某等人。

“反潮流”：以李毅、方向东为首，是原来的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到压制。这一派提出：批判谭辅仁，批判划线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同黄兆其编写《这是为什么》一文，

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提出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

同时又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揭露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同商量，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谁是刽于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说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并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提出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揭发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

在此期间，何立宽、胡玉珍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商量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商量，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根据“提、补、纳、调”方针，调整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班子。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

一九七四年，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传单、材料、发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

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串连会，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

在刘光兴的指挥下，批判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

刘光兴与李国梁、赵××商议，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要把其中十八人安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周恩来批示

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批林批孔运动中，采取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严格、热情的态度，方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敏感地觉察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的机遇。他们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的实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部的支持。中间派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形势下，也随声附和。而在九大以后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则被迫作检讨。

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的为数极少。有的，也多数是革命派的个人回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其中，广东省的材料特别有意思。

一九七三年，在批林整风中，潜藏的一股复辟回潮暗流，逐渐形成并浮出水面。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出笼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有人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表示不满。”这正是一九七四年要发动批林批孔的原因所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

在批林批孔高潮中，李一哲们暂时收敛了一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们看准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时机，又开始大举反攻。

一九七五年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案件。

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一九七八年广东省又为他们平反。

在一些地方，有人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验，组织战斗队，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串连，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抢黑材料。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搞起了绝食斗争，包围银行强迫提款补发工资、奖金，打开监狱放走在押犯人，抢夺武器搞武斗。

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七日外交部关于几个开放城市（杭州、武汉、郑州、沈阳、上海）最近大字报上街情况的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她说：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这个话也只是余音绕梁而已。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从各地的材料来看，中央的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

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到召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