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 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 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 话说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指示中要求各地在一定范围内对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的进行传达、讨论和批判。 指示针对王明对毛泽东和中央正确路线的攻击，明确说： “自遵义会议以来6年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污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的一切领导同志，都是一致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央路线而奋斗。”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指示说： “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式、四中全会的篡权、五中全会的到达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克服。 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要彻底清查内战时期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清查抗战时期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在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党法。”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正在研究“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也讨论了王明的问题，希望他认真作检讨，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 1943年，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老人病逝，毛泽东为老人题写了挽联，他写的是： 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是年底，江青听说中央党校由学员组成的京剧组正在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就到党校观看了演出。她看后高兴地说： “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家后作了部分的修改。 1944年元旦，中央党校首次演出了由杨绍萱、齐燕铭等人集体创作、由齐燕铭导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演出获得了成功。 此时也有一部分人对《逼上梁山》冠以新编历史剧有不同看法。胡乔木说： “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也说： “我同意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剧本，说： “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还对剧本的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 1944年1月1日，根据敌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适时地部署抗日军民展开了局部反攻。 早在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与日军颓萎现象成鲜明对比的是，敌后抗日力量进一步发展了：除陕甘宁边区外，敌后大的解放区有14个，有华北的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和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鄂豫皖等。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又已上升到8000余万，军队又有了47万，民兵227万，党员发展到了90多万。” 中共中央在给敌后军民的贺电中，号召敌后一切共产党员和全体军民说： “更好地把一切力量组织起来，巩固根据地，取得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 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各解放区：“在适当之时出击日伪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自此，敌后军民普遍开始了局部的反攻。 1月4日，延安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张金才，来到即将到重庆去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班威廉等人住的房间里，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了兴奋，他告诉客人说： “毛主席来了！他就要在我们食堂里和你们喝茶！” 班威廉颇感意外，惊异地问： “已到了这里吗？” “对呀！现在正在办公室和秦主任谈话。马上就要会见你们了。” 班威廉等人来到食堂里，等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就来了，他的翻译是黄华。他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招呼大家坐下。班威廉见工作人员摆好了茶，便向毛泽东表示谢意，他还说： “你是一个大忙人，居然还亲自来看我们。” 毛泽东说： “你们都在我新年拜客的名单中，还有我们党内的老同志林祖涵、徐特立等。你们到延安已有3个月了，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看你们，很是抱歉。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没有预备答复的时间，也很抱歉，只想在喝茶时和你们随便聊聊。” 接下来，他询问了班威廉等人这次旅行、在河北教授学生无线电技术以及战前在北平的生活状况和对英国、中国将来的看法等等，他自己则很少表示意见。 茶后，毛泽东起身与客人们握手告别，来到一辆写有“纽约华侨洗衣工人救国会谨赠”的敞篷汽车前，在10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上了车，回头向班威廉等人挥手致意。 此次会见，班威廉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且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电报。 早在1943年底，毛泽东收到了郭沫若寄来的新剧本《虎符》。《虎符》是郭沫若的6个剧本之一。该剧以魏安槱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后来《虎符》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先后上演。 1月9日晚，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观看由党校学员业余演出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看完演出，当晚给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齐燕铭二人写了一封信（丁玲后来说：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这封信在60年代被说成是写给评剧院的，与事实不符——笔者注），他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派人把信送到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转给了杨绍萱、齐燕铭。后来，毛泽东这封信还在演出组当众宣读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开展甄别工作，分清是非，为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平反。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反特扩大化”的主要责任。他还说： “抢救失足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自此，审干转入彻底纠正逼供信和进行甄别工作。毛泽东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及时补救，拨正了运动方向。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延安农村到处张灯结彩，呈现一派欢乐气氛。杨步浩心里惦记着毛泽东，他拿着自己做的油糕、黄馍馍、白馍馍，提着鸡，到枣园给毛泽东拜年，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杨步浩回到村里后，向乡亲们传达了毛泽东对乡亲们的问候与关怀，乡亲们都很激动，憋足劲儿要搞好生产。 这一年，村里每户喂了两头猪，还搞起了变工队，办起了粉坊，日子开始过得红火了。 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赞扬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原来，艾青在1月中将他所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就给胡乔木写了这封信，提出了他对艾文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乔木： 此文写的很切实、生动，反映与具体解决了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泽东请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杨得志到枣园吃饭，他交代警卫说： “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杨得志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泽东问他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杨得志说： “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就到前方去了。不过，我在抗大时听过你几次讲演。”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 后来在“七大”闭幕后，杨得志果然去了党校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 且说在1、2月份的某一天，彭德怀在枣园毛泽东处，谈起四中全会问题，他说： “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 原来，彭德怀听说不是三中全会决定要开四中全会，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一批人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毛泽东解释说： “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了国际的批准。” 有一次，毛泽东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一起，过延河去杨家岭，走到女子大学的河坝时，萧劲光向毛泽东讲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坝下洗衣服，一个战士把一块石头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头上，双方争执起来了。女生说战士是有意打的，战士说自己是无意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毛泽东听后，立即说： “不管怎样，我们的战士要做自我批评，毕竟是打了人家的头嘛。遇到问题，首先要批评自己，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别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评。这要成为一个原则。凡处理内部团结问题，都要这么做。” 后来，留守兵团的战士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评，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因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转达了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愿望，就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上说： “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信中写道： “你的病况，中央同志都很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罗荣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严重的肾病，连续1个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带病工作。1944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将他的病情，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关心罗荣桓的病情，一方面担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担心他到敌占区治病的安全问题。结果，罗荣桓哪里也没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坚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说，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这是他在分别10年之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这一次毕竟是饶漱石告状在先，陈毅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见到毛泽东，表现得毕恭毕敬。毛泽东对他这个样子很不满意，发了脾气，说： “你这个陈毅，我们从1934年在江西分别，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感动，他要求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说： “如果你要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很赞成。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饶的这次争论问题，我看还是不提为好，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电报发到中央来，这个电报在我这儿，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马上说： “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很好。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毛泽东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上的问题，逐渐使陈毅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3月15日，毛泽东看到陈毅的心情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就对他说： “你经过1个多星期的考虑，我认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可以打一个结了，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 “这样也好，我照你的意见办。” 于是，陈毅给饶漱石及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情，重旧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障碍……我自惭最近1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尽我最大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陈毅还在电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看了陈毅的电报稿，很高兴，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他写道：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 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是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战争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见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将电文交给陈毅看，陈毅自然为毛泽东对他的总结和评价十分感激。毛泽东遂将两电于当日发给华中局和饶漱石。谁知饶漱石接到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后，仍然对陈毅不依不饶。 3月16日，饶漱石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复了一份电报，电文主要内容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念。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毅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说，他将另外也给陈毅回一份电报。饶漱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上，尚且没有表现出对陈毅的宽容态度，他在给陈毅的电文内容就可想而知了，电文内容究竟如何，容后再述。 3月19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惨痛教训：由于若干起义军领袖因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错杀了起义军的功臣李岩，对清军进关掉以轻心，导致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认为郭沫若是在“影射当局。”而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连连击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还被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区都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供全党学习。 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写了一篇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是在1943年底到1944年春由周扬在鲁艺主持编写的理论丛书，共分五辑。书中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尔基、鲁迅有关文艺的理论。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写信与周扬交换意见，他写道：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毛泽东 4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政府负责人以及边区5个区的地委书记进行座谈。毛泽东说： “1943年我们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此时，陈毅接到了饶漱石发给他的复电，正患感冒的他看了饶漱石的复电，顿时怒火中烧，激愤难平，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人马上送去。 4月9日，毛泽东看了陈毅的信，复信开导他说： “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第二天，毛泽东找来陈毅在他的住处面谈，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又开导他说： “你现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说： “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他又问陈毅对《学习与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陈毅说： “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任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 “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陈毅知道毛泽东这段时间正忙于修改《学习与时局》，不便多耽搁，就告辞退出。 4月12日，陈毅经过1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欲知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机化解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还在于，此一时期延安正在清算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要让陈毅到中央参加整风运动，也受一点教育。此后，他不愿意让陈毅看到那些华中的告状电报，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扰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方向。尽管他于3月15日在给饶漱石的电报中，对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及红4军七大两度取代他前委书记及工作上的错误，做出了宽容的总结和评价，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在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陈毅也难免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也免不了对这些批评耿耿于怀。否则，他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怀仁堂时说，“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了。 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作者QQ群327239730有电子版下载，实体书事宜可拨打作者电话13937776295。 东方直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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