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蔡师傅给毛泽东做了1盘辣椒、3个小菜，1碗大米饭。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嘛！” 毛泽东问警卫员们在什么地方吃饭，伙食搞得如何？齐吉树说： “我们在阳湾上口的饭庄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在这里，你们要多吃一点，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泽东一行已经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到外面去散步。他看着从山头上一排排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映得整个山头犹如空中的楼阁一般，就对齐吉树等人说： “你们看这些窑洞多像高楼大厦啊！将来解放了，我们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楼房。在南泥湾我们亲眼看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可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还是经济的斗争。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还要会做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要建设新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努力学习。” 此时的南泥湾垦区，包括延安、延长、甘泉、鄜县、宜川等县的一部分，垦区政府设在阳湾村。在南泥湾一带垦荒种田开办农场的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管理局、后勤经理部、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边区文协、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10多个单位。 10月1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论合作社》的报告。他风趣地说： “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 毛泽东高度地赞扬和肯定了合作社，他说： “陕甘宁边区生产，1943年发生了一个革命，就是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 他还肯定了合作社按股分红的分配原则和办法。他说： “这一套办法，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是不能做的，只有我们才能做。因为我们不以剥削人民为目的，我们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 1943年11月初，毛泽东获悉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激化了。原来在1942年底，饶漱石代替刘少奇出任新四军代理政委后，陈毅认为饶漱石没有政治、军事经验，对这位代理政委不太满意，在干部会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饶漱石因此对陈毅怀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在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搞突然袭击，发动干部们斗争陈毅，翻出了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和红4军七大陈毅二度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老账，列举出陈毅10条错误。饶漱石斗争了陈毅还不解恨，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1500字的电报，罗列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陈毅。他还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2、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1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转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后来，陈毅于11月25日愤而离开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向毛泽东陈述原委，要讨回公道。 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说： “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然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2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 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12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12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做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4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做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警觉的、坚定的、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联共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澍给中央写信说： “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以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 这封信显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庆澍的名义书写的。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其千方百计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夫妇，时隔30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一副嘴脸。王明在他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泽东的“蓄意谋害”。 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4次到了延安。 此前，邓宝珊曾在重庆3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让他列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邓宝珊离开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向中共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到交际处看望养病的续范亭时，对交际处金城等人交代说： “邓先生不久就要来延安了。他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我党谈判，然而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坐失有利战机，最终导致19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这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久，邓宝珊一行果然来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际处。毛泽东在和他的会晤中，谈到了国民党的第3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幽默地说： “胡宗南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两筐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过去，就全部砸烂了。” 此后，邓宝珊游览了不少地方，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劳动英雄大会。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会议着重讨论3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通过了在缅甸北部发动反攻作战的方案。会议决定打败日本后将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蒋介石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要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丘吉尔的拒绝。会议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必须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趋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你们“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11月26日，金城在电话里报告毛泽东说，今天发现邓宝珊偶感风寒，可他又不愿到医院里去。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交际处探视、慰问邓宝珊。他还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为邓宝珊把脉诊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给金城的信中写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邓宝珊病愈之后，交际处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此时还处在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节目中安排有《血泪仇》和一些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攻、坚决保卫边区的节目。邓宝珊看着表演显得很不自然，他始终没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掌声而表示赞赏。杨令德看到话剧中蒋介石从桌子上倒栽下来，说道：“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交际处的金城等人说： “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有压力嘛！” 林伯渠赶紧打圆场，他说：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评剧院演出的一些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这出戏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结束了，没有再演金玉奴在许公帮助下与莫稽团圆一节。邓宝珊称赞说： “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经这样对人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再说11月26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首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并举办了第二届生产展览会。 1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把杨步浩等20多位劳动英雄请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接见并宴请了他们。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他肯定了去年高级干部会议所制定的“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方针。他说： “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跨”，“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认为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他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他在讲话中还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 毛泽东对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们诚恳地说： “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区，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让其妻子孟庆澍代笔，口授了一封由他签名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王明所说的他承认的错误，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而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闭口不谈。接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生产展览会，委托西北局邀请吴满有、申长林、阎开增、李位、冯云鹏、张振财、田荣贵、张清益、高仲和、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高岗、贾拓夫陪同下，走进西北局办公厅会议室。正在室内交谈的劳动英雄们马上起立，纷纷走上前来。在贾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聊了起来。毛泽东一会儿同冯云鹏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等谈变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一会儿又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 每当劳动英雄们谈自己的生产经验时，毛泽东都仔细地听着，并不时的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指导边区生产的方针。这些劳动英雄们，还兴奋地谈起了他们是怎样从贫困和饥饿中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他们说： “我们在你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翻身了！” 陇东老英雄孙万福说起这段历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泽东的双肩，沾着吐沫的胡须因兴奋而不断颤动。他连声说：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和共产党给的，没有你和共产党，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12月20日，毛泽东给他的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他写道：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耶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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