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55--156章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王稼祥说罢，问毛泽东应该从哪方面写，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王稼祥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他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王稼祥经过五六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感到满意了才将它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又在大信封的正面上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1943年6月26日王稼祥让警卫员马上送给了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

6月28日，刘少奇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续范亭写了一封回信，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刘少奇在信中提出人有两种基本特性——自然性和动物性。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信上批道：

“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说人，它只是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自然性，一是动物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它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动物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毛泽东在刘少奇信中所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这一段话旁边批示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他又在刘少奇信中总结的“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做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一段话旁边批示道：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最后还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提出了防奸工作的9条方针。毛泽东还写道：

“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把这几句话刊登在《防奸杂志》第6期上，要让全党都知晓。

7月4日，中共中央授命朱德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人，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7月5日，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所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满意，稍加修改后，给王稼祥打电话说：

“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还亲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谈心，他说：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解放日报》立即发表。

7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上发表王稼祥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王稼祥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后便积极参加中国民族解放战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在这3大革命斗争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7月6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7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358旅主力4个团由晋西北调回边区，八路军前委筹调机动兵力，做好应变准备。

7月7日，胡宗南指挥6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炮击鄜县柳林区和关中区，发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内战危机。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向国际舆论揭露国民党封锁、进攻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部队得不到医药、供给，中国正处在分裂内战的危险之中。

7月9日，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纪念抗战6周年军民大会，并发表了通电，反对内战，紧急动员，保卫边区。

英美苏3国对中国国内的局势表示不满，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各国将停止其援助。

7月10日，国民党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命令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撤退军队。第3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制止了。

7月1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央总学委关于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说：

“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9条方针，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宣布说，经过3个月的抢救，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

会后，整个边区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掀起了“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前一天还抢救别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抢救者。

7月16日，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周恩来、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车自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热烈欢迎。

欲知延安整风运动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