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周恩来会见台湾同胞、旅美华侨四十余人。 周恩来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这时，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就成为外交工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经过一系列工作，至日本田中角荣内阁上台，终于实现了中日恢复邦交。
五、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基辛格访华。 期间，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说： 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 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 布鲁斯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 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这下子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56页）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后，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 周恩来将将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 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57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毛泽东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恩来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主席，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同意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夜，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会谈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认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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