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同叶海亚单独会谈。 周恩来回答在尼克松的“口信”时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会谈。 勒杜列斯库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的关切，以及尼克松两次表示美方愿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 对此，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提出：如果美国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政府下令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行轰炸一事发表谴责美国政府的声明。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经过巴基斯坦总统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当天，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 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迁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语，对他们表示欢迎。 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造赞成和支持。 他在回答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询问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看法时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趔。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给尼克松回了一个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回话，表示诚挚谢意，愿在两三星期内给予答复。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尼克松口信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尼克松又补来一个口信，说明美国总统在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政府同意在今年内制订出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的协定，决不会影响美国总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会议的议程之中。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周恩来总理向叶海亚总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总统阁下极其迅速地转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兴地将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一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由伊斯兰堡可直飞北京不公开的机场。乘机可用巴航波音机，如需中国专机，亦可派往接送。会谈连同空航来往，约需三至四天。通讯如需架设自带的无线电机，可于抵离北京期间临时启用。 鉴于基辛格博士行动难于严格保密，也可以考虑以公开身份来谈。如仍需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严格保证。在会谈有成效后，如需会后公布，当由双方商定。 其他细节，可通过叶海亚总统和中国大使直接磋商和安排。 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现在，我们应对基辛格的预备会议和尼克松的访问，作出各种可能的估计，预拟出各种对策，以便根据实际发展和变化，随时提出审查和讨论，必要时可加以补充和修改。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有人问：为什么要先与尼克松商谈呢？ 因为他是当权派，如能得到他的赞同，这些主张在大选前实现的可能性就大些。如先与其反对派谈，即使得到赞同，成为竞选纲领，当选后亦未必兑现。不如先当权派，后反对派，这样我们就更加主动。并且基辛格来谈招致失败，对尼克松竞选大不利，这也可对基辛格增加压力，或者也可使反对派振振有词。 有人问，中美会谈不同一般，会不会影响美国人民的斗志？ 美国群众运动，在尼克松上台后，确是高涨，重点在反战和反种族歧视。有人说，运动处于抛弃改良走向革命的过渡之中。我们正好以从越南撤军和从台湾撤军、走向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动员美国群众，影响当权派中反对派的政策，增长群众的斗志。目前美国真正左派朋友都承认，美国正处在革命大风暴的前夕，群众思潮动荡起伏，需要正确领导，也正在开始锻炼和考验领导。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而印支抗美战争，中美人民来往和两国会谈，正是动员美国群众、考验群众领导的好机会。当年中国大革命（1924-27）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这段历史可供参考。 又有人问，中美会谈会不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 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印支撒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 又有人问，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有诈？ 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今天的形势是我们不断同帝、修、反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美帝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世界的必然趋势，姑不论美帝有无欺诈的可能，我现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斗、批、改阶段，战备不懈是我经常任务，若有风吹草动，正好锻炼我动员和作战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土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发给你们。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 斯诺访华后，陆续在外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谈及毛主席同他谈话的情况。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将陆续转载斯诺的文章。请在阅读斯诺的文章时注意，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如非党干部和群众据此提出问题时，亦请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予以回答和解释。 党内外的反映，请汇集后报告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六月四二十一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在华访问的美国《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夫人。 周恩来说：“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紧合众国的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十五年来的一贯主张，没有别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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