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此，王、唐二人找周本人核实了谈话记录。
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蓉、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 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又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 江青说：周恩来有时“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江青还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会上，有人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卖国”、“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等等。 周恩来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传达了八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会议进行了十天。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指出周恩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复：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 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９日。） 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９日。） 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 谈话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大致相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唐闻生、王海容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注：《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给华国锋写的材料》，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商定： （一）将毛泽东十二月中旬以来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口头传达至县团级领导干部； （二）在中央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自一月一日起开始学习毛泽东最近关于外交工作、政治局工作和军委工作的几次谈话，并联系当前实际斗争进行讨论。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五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错误，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惜，由于材料极端缺乏，人们对这件事的了解，只能凭网络上的一些道听途说。现在也只能根据一星半点材料来讨论一些问题。 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说：“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综合而成的。” 这件事确实发生过，应该是有案可查。下面根据现有的材料讨论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对这次会谈的批评对不对？ 《周恩来年谱》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 《毛泽东传》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关键在于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 首先，可以回顾一下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过程。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基辛格抵达北京。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对基辛格强调中美靠近是美国为了保护中国不受苏联侵犯的说法不满意 毛泽东对基辛格强调美国不能与台湾割断关系的说法也不满意。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举行多次会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 11月1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向毛泽东作请示，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以时间紧急为由，遂自行决定与基辛格继续举行会谈。 从会谈的内容来看，基辛格采取的这一行动，完全是有预谋的，是事先设计好的，是为了摆脱毛泽东对会谈的干预。 其次，从会谈的内容分析。 基辛格首先强调中国面临着苏联武装侵犯的危险。 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接着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很明显，这是基辛格设的一个圈套。他是用苏联的威胁，引诱中国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成为美国的保护国。 周恩来的答复，没有一针见血地揭穿美国的阴谋，而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了。 早在尼克松访华前夕，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接见黑格。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其中一点是：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持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成为别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这次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个手法而已。 再次，从组织程序分析。 在中美会谈结束以后，美方突然提出与周恩来再单独举行一次会谈，这是外交活动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上报毛泽东批准。不能以时间紧急为由，绕过毛泽东独自去进行。所谓时间紧急，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是美方突然提出的要求，我方完全可以种种理由推延时间。 由此看来，毛泽东提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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