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闪光的内容

三、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尝试和演习

 马克思早在1844年在创立唯物史观理论的过程上，就已经开始认识到理论与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第15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其原因一是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最终检验理论的真理性，二是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泽东创立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必须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也必须回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的实践活动中去，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去达到真正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毛泽东当初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如此，但这一实践使毛泽东认识到，还不能达到真正地发动群众，真正揭露党内的阴暗面，真正教育人民的作用。正如他自己1967年2月8日所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20页）正是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毛泽东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动了被他自己称为人生第二件大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马克思1848年《共产党宣言》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也努力使其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阶级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巴黎公社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事实上也仅仅存在72天就失败了。但就在公社没有最终失败之前马克思就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这时候马克思就开始着手写作《法兰西内战》一书，在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的同时，认真总结公社的原则及经验教训。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也是一次无产阶级实践活动的伟大尝试。如果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巩固政权的伟大尝试和演习。既然是尝试特别是第一次尝试，必然会遇到极其巨大的阻力，也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而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如此，同巴黎公社一样，文革也失败了，但失败的文革也只是斗争的延续，文革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失败的实践未必就证明指导其实践的理论一定是错误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发起者企图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思想论证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笔者曾写过两篇评论这场大讨论的文章，对其目的、实质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说，绝对不能以文革实践的失败主观武断地推论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那么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个大课题。本文这里也不可能展开论述，只是简单提出几点认识文革的方法论来：

第一，是实事求是还是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认识文革？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之一是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之前，大量客观事实已经证明，党内确实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确实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所通过的《十六条》也已经明确指出，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文革最初的五十多天里，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残酷镇压和迫害的客观事实。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都在这些会议上举手赞同，且邓小平三次检查中都承认了上述事实。然而文革之后，这些人却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完全否认和推翻上述事实。这种出尔反尔的主观唯心主义态度和方法不可能对文革做出实事求是的方法。再有，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文革前十七年所走过的道路从来都是辩证地看待的，在总体肯定的情况下，也指出其存在大量问题及产生的根源等。党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以及1974年召开的四届人代会周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十七年的成绩、问题等都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但是《决议》中却说：“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吗？

第二，是用唯物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还是用形而上学认识文革？

前面笔者提到列宁的《辩证法十六要素》，强调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考察的客观性”，把握自在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个别实例和枝节之论，用中国语言就是实事求是。反过来说，要想做到实事求是，也就必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及唯物辩证法思想。文革既然是第一次伟大尝试，必然会出现大量预想到或没有预想的事实和现象。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要区别现象与本质，真象与假象，支流与主流，要自觉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人民群众自觉运用四大武器揭发批判当权者的资本主义等各种思想及行为。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个别人对领导者夸大事实、栽赃诬陷的现象，甚至用武斗方式对待当权派。群众起来后必然也发生不同见解，由此产生派性斗争、无政府主义现象等等。那么这里群众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自觉做社会主人，行使民主权利，敢于批评当权派就是文革的本质和基本原则，其余都是本质的假象、非本质的现象。然而否定文革者却竭力夸大非本质的现象，把假象当作文革的本质，把支流当主流，以偏概全，歪曲文革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是“整人”的运动。如《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显然是列宁所说的，是实例和枝节之论，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再如辩证法承认事物的因果联系，但因果联系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是多种联系即一果多因，一因多果，多因多果，而不是简单的一因一果。这就要求认识主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彻底否定文革者把文革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全部简单归结为毛泽东及其理论。文革初期大批老师和学生被批斗以及“打倒一切”现象是客观事实，但其根本原因是刘、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然而却把罪责归结为毛泽东及文革本身。当前某些报刊大肆宣扬所谓“道歉”现象尤其是陈小鲁道歉事件就是歪曲事物因果联系的典型。再有，文革最初的一两年，经济发展确实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其后整个国家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基本步入正轨，且取得巨大成就，即使《决议》中对此也给予充分肯定。但某些人却完全否定经济领域的巨大成绩，即使肯定经济成就也不把原因归结为文革。如《决议》所说：“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一书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广大党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实现的，这些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第975页）这显然又是歪曲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