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闪光的内容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和与各级领导的谈话中较为真实地了解到农村及各个领域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使毛泽东开始认真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出发，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93页）因此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就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制定的“前十条”中强调社教运动的实质是“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的伟大的运动。” 然而，在社教运动过程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突出表现在1964年刘少奇主持制定的由王光美蹲点形成的所谓《桃园经验》，并以党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这个经验一是把社教育运动的实质单纯归结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二是采取由工作队包办，采取秘密的“扎根串联”方法。三是打击一大片，把矛头指向一般的基层干部和和普通群众。毛泽东及时发现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错误，于1965年初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一是强调指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二是强调运动应当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提出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改为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三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甚至有在省和中央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从竭力鼓吹包产到户到扭曲社教运动的性质、方法、重点等问题，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障碍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主要阻力已经不单纯是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旧习惯势力以及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最主要的阻力来自党内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自觉不自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一级领导者。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又阅读了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反映的基层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行为以及薄一波的批语后，他批注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还在薄一波注释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这些人”旁批注道：“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同时，毛泽东发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教育界、文艺界、理论界等各种腐朽文化严重影响，知识分子队伍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严重影响，已经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且他发动的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批判也受到领导层的重重阻力，更加使毛泽东坚信，党内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已经出现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就把这一思想进一步明确阐发出来：“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实践论》中论述认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过程时，强调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感性认识十分丰富、合乎实际，二是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要有科学的理论进行科学的逻辑论证过程。毛泽东之所以从中国当时的客观现状做出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也是遵循这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他特别重视深入基层和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的大量感性材料。第二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筛选、提炼、概括、归纳、演绎、综合。没有这两步，就不可能做出进行科学的理性认识来。笔者看到许多仍然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否定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些同志谈到毛泽东这一阶段的认识问题时，竭力把毛泽东同刘、邓等人的认识分歧单纯归结为只是认识分歧，而不是原则性的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反而把毛泽东的科学结论看作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化、绝对化了。其实正是这些同志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认识当时中国的客观现实。就如同这些同志在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时，明明中国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泛滥到建国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却视而不见，把这些现象却看成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表明这些同志已经偏离或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而《决议》的主持和制定者之所以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其重要或者说根本原因也是他们自己偏离或背离对立统一规律、实事求是、阶级分析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歪曲、否定毛泽东的科学结论。如《决议》中多处说到，毛泽东“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说过“都认为”、“都是”的全称肯定的绝对化的话语呢？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要次要矛盾。但做这种区别不等于说，任何矛盾都不是阶级矛盾、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的分歧特别是原则性分歧有一些确实就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一个特称肯定判断。把毛泽东没有的观点强加于毛泽东再加以批判，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实归结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这难道是科学的方法吗？由此不可能对继续革命理论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结论，再一次表明和暴露其资产阶级世界观、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 

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政策和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国际上推销“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国内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资本主义泛滥和出现复辟的事实也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形成的客观依据。毛泽东在《九评》等文章中也有许多深刻、精彩的论述。本文这里不再赘述。但是笔者奇怪的是，我们党内相当多的同志也承认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也承认其“和平演变”政策，那么按照辩证法现实性可能性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就必然存在被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必然要通过内因来实现，实际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就说明毛泽东继续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断是客观的真理，毛泽东为此而形成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及对策也是客观真理。但这些同志却否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点，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时这些同志也承认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承认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反修防修的动机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动机又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历史和现实为依据、有科学理论为依据，因而怎么能够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呢？这难道不又是自相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