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闪光的内容

2、建国以来历史和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

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实事求是的反映。笔者在阐发这一问题时，需要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的本意做出解释。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毛泽东这里实际指出做到实事求是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客观材料，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正确的分析、研究、提炼、概括出一般规律。如果只讲客观材料，而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是不讲立场、观点、方法，就不可能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举一例子：60多岁以上的老人大多知道轰动全国的1957年湖北一翻身农民刘介梅翻身忘本的故事。刘介梅解放前祖祖辈辈给地主家扛活，父母带他逃荒要饭。土改后分得土地耕牛房屋，生活发生极大变化，且入了党，担任了乡农技站站长。然而刘介梅不满意现有生活，竭力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1953年他开始以一担谷子和一匹布为本放高利贷，但1953年国家统购统销和1955年农业合作化堵塞了他个人发财之路。于是1957年整风运动时，他开始攻击党，攻击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他说：“天天叫喊群众生活改善了，水平提高了，这只有鬼相信。我的父亲六十四岁了，我就不能做一个孝子，让他晚年的日子过好些。要吃点，粮食只有那么多；要穿点，布票打折扣；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要博得农民拥护，最好是取消统购统销这个办法。我们当干部搞统购统销工作光挨骂。搞革命工作还不如讨饭被狗咬。”大家知道，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人应该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而刘介梅只追求个人致富，且是通过其他农民背债、破产、逃荒、要饭的方式实现。这显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道路，是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好诠释。面对着刘介梅这种状况，当时的党组织摆事实、讲道理特别是举办了刘介梅家庭今昔生活对比的展览会等多种方式批评教育他，把他从资本主义的泥坑中解救出来。其实，刘介梅现象绝不是个别，他是建国初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表现的一个缩影，正如湖北日报1957年9月13日发表题为《惊人的教训，可喜的转变》的社论中指出的：“这种现象正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这样的尖锐、复杂和深刻。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斗争的考验之中。大多数人在党的教育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能够经得起这个斗争的考验，不少的人并且在这个斗争中变成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但是，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这个斗争的考验，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一句话，这是因为他们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毛泽东当时在武汉得知这一事件后说：“这个故事好，你们可以把他的东西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今昔生活实物对比教育，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好方法，群众性批评教育，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刘介梅不是黄冈的刘介梅，不是湖北的刘介梅，是全国的刘介梅，可以登报拍电影。”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讲到刘介梅：“现在是过社会主义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说湖北省那么一个贫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领导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农业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 但是，近些年，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根本否定文革，而且根本否定建国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各项伟大成就，包括否定刘介梅事件。笔者看到有关文章说，说刘介梅追求发家致富是“人的本性所使”，他57年发言是被领导“引蛇出洞”的结果，“一忽悠，就豁肚子将真心话全倒了出来”，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受害者。”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都承认刘介梅这一事件，但运用的理论不同，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其结论也不同。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立场上，认为刘介梅所选择的道路没有错误，批判他是错误的。由此也就不可能从这一事件中客观地做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说，刘介梅所在党组织看到了，湖北省委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这就是实事求是。1955年，围绕农村合作化问题，党内和社会上斗争相当激烈。毛泽东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大量批示，特别是浩然同志所写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小说更是真实揭示了那个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客观状况。同时建国以后党内干部骄傲自满、生活腐化、脱离群众等大量现象出现，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件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

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惩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件都说明了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尽管出现扩大化错误。但反右派斗争本身正确的，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又一重要表现。就连《决议》对反右斗争的性质也做了肯定的回答。1957年，毛泽东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有关论述就是毛泽东对那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正确反映。如毛泽东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部分内容的最初的不完整的表述。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集中阐述了阶级斗争问题。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那段话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讲？是毛泽东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我们知道，1959到1962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原苏联撕毁合同逼债、西方国家封锁包围，再加上党内干部作风上的一系列问题。但如何看待当时形势？当时党内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一团糟。所以他们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当时经济最困难的农村，确实有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放弃党的领导和集体化道路，自发搞包产到户，而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中有些人特别是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也支持这种主张，邓小平的“猫论”就是那个时期出笼的。毛泽东特别重视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真实状况的了解。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两次离开北京用四个月时间到外地视察，同许多省市军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接触、座谈，真实了解了农村形势及存在的大量问题，特别是所有制方面的混乱状况。但毛泽东了解到部分农村搞包产到户且得到部分各级领导的支持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种现象恰恰证明了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方式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论断的真理性。7月20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领导者的谈话中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毛泽东认为，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实际是放弃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资本主义，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中就着重揭露批判了包产到户的危害性及其实质。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那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的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认为，尽管当时经济形势困难较多，但在看到困难的同时，也要看到光明，看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农村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党的正确领导依靠集体力量去克服。所以他后来发现了大寨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经验之后，就作为典型在全国树立起来。由此得知，毛泽东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作两条道路斗争的典型表现。同时毛泽东还了解到其它各种社会现象，包括农村少数干部脱离群众，敌我不分、被地富反坏右腐蚀拉拢，以及教育、文艺、学术界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封、资、修观念严重泛滥的种种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后果极其严重。1962年5月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按语中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93页）笔者60年代订阅当时中共天津市委主办的《支部生活》杂志，其中就刊载了大量农村、城市地富反坏右和不法资本家腐蚀、拉拢干部的事实。1965年也曾经参观过河北省原霸县四清展览，大量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事实确实触目惊心。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上述极其重要论断的事实依据及其原因。这显然是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真实的客观的反映。固然，刘、邓等相当多的领导者主观上不能完全说是有意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把包产到户只是看作一种方法，看不到农村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及其严重性、危害性，更看不到农村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及其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表明他们的头脑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相信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能够战胜暂时的困难，表明他们的世界观和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把与毛泽东的分歧单纯看作认识问题，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批判始终不满，对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结论始终不满，反而认为是毛泽东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了。尽管毛泽东一再批判邓的思想，邓在1968年给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也承认主张包产到户的错误，他说：“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但其内心始终不服。毛主席去世后，就暴露出其真实面目。试想，邓小平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持《决议》的制定，指责毛泽东误解马克思、列宁的基本思想和搞教条主义，由此能够对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做出客观评价吗？1975年10月，毛泽东重要指示中说：“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487页）这就一针见血地不仅揭露了邓小平，也揭露了我们党内相当多的领导者根本反对和否认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阶级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