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危机的长期根源

　　二、凯恩斯主义的诊断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主要变量就是利润率。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的首要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难以生产出足够的利润(和它所投资的资本额相比)。此时，资本必须自我销毁才能恢复资本的赢利能力，也才能使资本主义重新开始。这就意味着，大量的不能盈利的较弱的资本必须破产;旧的技术必须被新的、更有效率的技术代替;大量的失业必须出现。此时的资本主义就会失去活力，陷入危机。

　　凯恩斯主义并不认为利润以及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主要决定因素。就像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从概念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他们主张消费决定生产，消费引导投资。因此，凯恩斯主义考虑的主要变量是消费和投资。

　　需求不足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缺少动力，这主要由于压低工资而造成。但是，凯恩斯主义却用经济过程的外部因素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他们认为，如果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消失了，货币就会囤积起来，需求就要下降，投资就会停止。因此，国家就应该被赋于进行刺激需求的重要职能。

　　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高利润依赖于工人花费更多、国家进口更多;如果不能这样，就要依赖于政府扩大财政赤字或者进行净借贷。这样，在发生经济萧条时，如果家庭储蓄更多而花费更少，特别是在外国商品上的花费更小时，凯恩斯-卡莱茨基利润方程式表明只有通过政府花费更多而不是更少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然而，就像第三部分将要讨论的那样，工人的高工资和高消费只会加重危机的程度。

　　抛开理论证据不说，还没有经验证据证明困扰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需求不足导致的观点是正确的。拿美国经济为例，1974年—1975年和1980年—1982年的经济萧条，并不是由于工资相对于利润下降导致需求不足，而是恰好相反。实际上，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是由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图5)。1980年—1982年的萧条之后，平均利润率上升了，而工资相对于利润则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萧条(1990年-1991年、2001年的经济衰退、1974年-1975年和1980年-1982年的经济萧条相比而言是比较温和的)。这些数据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相一致，而与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理论并不一致。

　　Figure 5. US average corporate rate of profit and wages/profit ratio, 1947-2011

　　Source: See appendix

　　先前所有关于商业周期研究的结论是：投资活动最初是由利润的运动所推动的，而不是相反。我们自己对大衰退的分析也证实了早期的研究结论。美国经济暴跌之前，利润已经下降好几个季度(图6)。美国企业利润在2006年早期达到高峰，这是指在绝对量上，而不是指利润率(它是在2005年的早些时候达到高峰的)。美国的利润总额，从2006早期的高峰开始，直到2008年中期，都在下降，只是在2009年年初有一个微弱的回升，随后在2009年中期就跌到一个新的低点。此后，利润开始恢复，并且在2010年中期超过了先前利润的最高值(根据名义美元计算)。

　　Figure 6: US corporate profits, real investment and GDP Q1-2001 to Q2-2012, $bn

　　Source: See Appendix

　　美国利润的变动会对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企业利润增长在2005年中期开始放慢，然后在2006利润总额绝对量开始下跌，不过，此后，企业投资还继续上涨了一段时间。因为，此时公司期望利润水平能够恢复到从前，他们并没有停止投资，而是用光了储备或者开始增加借贷。但到了2007年，利润率仍难以恢复时，投资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而到了2008年，投资的绝对量就开始下降了，而年利润率则下降近20%。利润在2008年底开始恢复，但是，投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增加，GDP也是没有增长。在利润达到顶峰之后，GDP也达到了顶峰;利润恢复增长之后，GDP也恢复增长了。这表明，利润的变动引起了投资的变动，而不是相反。信用开始紧缩之前，利润就已下跌。因此，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说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导致的(即使金融部门是引发经济萧条的实际导火索)。

　　三、凯恩斯主义的药方

　　凯恩斯主义政策能够恢复经济的盈利能力并结束萧条吗?凯恩斯主义政策被认为具有国家诱发、资本推动的特点，其主要政策包括再分配政策和投资政策。我们先讨论一下再分配政策。

　　(一)国家诱发的亲劳动的再分配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国家通过亲劳动的立法、或者累进税、或者更高的津贴等途径把价值从资本那里再分配给劳动。凯恩斯主义假定消费品销售不出去(如果没有政策的干预)，并假定这些政策能够导致工资净额的增加(直接的、间接的和拖延的)。那么，更多的消费品将被销售，劳动者将消费更多的产品。因此，政策对劳动者是有利的。更多的销售也意味着更少的损失，对于资本家来说，失去的利润也会重新得到。凯恩斯主义认为，利润增长的幅度会大于工资增长的幅度，利润足以抵消工资的增长带来的成本，因此经济会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策对资本也是有利的。凯恩斯主义者主张资本和劳动都可以从政策中获得利益，这就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改良主义的特征。

　　政策会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来恢复资本的利润率吗?我们把经济分为两个部类：一个生产生产工具(第一部类)，另一个生产消费工具(第二部类)。

　　(a)首先以第二部类为例。在凯恩斯主义所做的大部分假设中，两大部类中工资的所有增加部分都将会花费在没有被销售出去的消费品上(而不是部分地储蓄起来)。另一方面，第二部类会由于高工资而导致该部类的资本家的利润会有损失，但另一方面，它可以把没有销售出去的消费产品以一个公平的价格卖给它自己的工人。这样，利润率表达式的分子部分就没有改变，但由于在可变资本(劳动)上的投资更多了，分母就变大了。结果，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第二部类的利润率却下降了。

　　(b)现在考虑第一部类。由于高工资导致了低利润，利润率中的分子变小了，但由于在劳动力上的更高投资使得利润率分子式中的分母变大了。结果是，在第一部类中，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利润率却下降了。

　　(c)最后，第一部类的高工资(对于第一部类的资本来说这是一个损失)会增加第一部类中劳动者对消费品的购买量(对第二部类的资本来说这是一个收益)。第二部类的收益正好等于第一部类资本的损失。这样，利润率表达式中的两个分子之和并没有变化。

　　平均利润率表达式中，分子部分的收益和损失相互抵消，而分母部分由于两个部类都增加投资而变大了，这样平均利润率就下降了。工资以及劳动者的消费增加了，但利润率却下降了，这恰好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

　　假定现在工资会持续上升直到所有的消费品都可以卖掉。按此推测，工资进一步的上升将会刺激消费品的额外生产，这也将会刺激生产工具的生产。这样经济将会复苏。如果对额外产量的需求和利润率都上升，生产将会增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利于劳动的再分配政策提高了需求，但却降低了平均利润率。凯恩斯开的药方难以奏效，因为它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主要依赖于消费，而不是利润率。凯恩斯关于利润的一些观点也是不错误的。他假定主要来自于销售额增加的收益会抵消工资增长增加的成本，因此利润会增加，而事实是利润并没有增加。

　　直到这里，我们仍然隐含地假定，利润主要是指生产性企业的利润。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得出结论：更高的工资只会降低公司的利润和盈利能力。但是，高工资的冲击也会导致经济中非生产性领域(商业、金融业和股票行业)的公司的利润下降。如果是这样，劳动就会从再分配中获益，但这样的政策同时也会加速金融泡沫的破灭。结果就是，金融部门的利润被榨出。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你的毁灭意味着我的再生!金融部门倒下了，生产部门站起来了!

　　工资上涨并没有给公司的经营造成多大的冲击，而只是减少了资本家自已的(非生产性)的消费。这样，有利于劳动的再分配政策就提高了工人的消费，而降低了资本家的消费。假定劳动比资本的消费倾向更高，由于劳动者更高的消费所引致的投资的增加量就会大于由于资本家缩减消费所导致投资的减少量。这样，生产性资本和劳动都会获益。这一论点暗示着假定生产性资本和劳动是利益一致的，而与寄生性资本的利益是相背的。但是，这忽略了一点，通常，如果盈利能力下降，净投资就不会增加;如果盈利能力提高，平均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主要取决于新增加的投资的有机构成是高于或是低于平均水平(参见下面马克思主义乘数)。

　　大多数人都支持把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转移给劳动者的再分配政策。依据公平原则，这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政策将要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复苏。认同上述观点的人没有能区分剩余价值的两个不同占有方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利润都会由于增加工资而被削减，经济都将不会复苏。如果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被企业所保留，尽管高工资能带来高消费，高工资还是会缩减企业的利润和盈利能力。如果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资本家分配给他们自己非生产性消费的那部分，那么由于上述原因，高工资将不会促使经济复苏。

　　一些资本家，特别是那些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甚至在较低的盈利水平上，也会决定增加生产。但是，如果利润率持续下降，最终他们将不得不缩减他们的产量。一些其它的资本家(较弱的资本家)将会破产，将不再进行生产。接下来，尽管有利于劳动的政策导致了更高的需求，资本家们也将缩减他们的产量。

　　(二)国家诱发的投资和马克思主义乘数。对于凯恩斯主义政策来说，刺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是国家诱发的投资冲击，而不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但是，被凯恩斯主义者(和一些支持这样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谁来筹措资金进行投资?有两种选择：由资本家来筹措或者由劳动者来筹措。从为这些投资支付成本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但最初是由哪个阶级为这些政策买单的，这一点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并不大。

　　考虑由资本来进行的投资。我们把整个经济分两部门，第一部门生产公共产品，第二部门生产其余产品。假定剩余价值S是由国家从第二部门征收(例如通过税收)并注入第一部门用来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S对于第二部门来说就是一个损失，就要从它的剩余价值总额中扣除。国家从第二部门征收S后，把它的一部分P支付给第一部门作为该部门的利润，把剩余的S-P部分作为预付款支付给第一部门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

　　国家从第一部门接受价值为S-P+P*的公共产品，其中P*是第一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P*可以等于也可以不等于P)。第一部门能够实现它的利润，因为该部门已经从国家那里获得了转移过来的P，同时P*是属于国家的。第一部门损失了S，但第二部门得到P。总体上来看，私人资本为国家总共损失S-P，平均利润率表达式的分子部分也同样减少了那么多。因此，平均利润率在最初是下降的。而在由劳动者通过税收筹措资金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形下，平均利润率却会上升，这是因为两个资本主义部门都得到由部分劳动价值转变而来的剩余价值。

　　但是，是由资本还是劳动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以及这些政策对ARP(平均利润率)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依赖于我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乘数。为了生产公共产品，第一部门需要从两个部门的公司购买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反过来，这些公司也要再次进行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购买。这样，整个经济中就会产生乘数效应。

　　凯恩斯主义假设的最有利的情形是，国家诱发的投资量足够大，能够吸收所有没有销售的产品，并且能够刺激新的生产。但是，假定对产生乘数效应有影响的公司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它们的ARP将会有三种结果。

　　(a)如果第一部门的初始投资(由资本或于劳动来筹措资金)加上该部门引致的追加投资的有机构成是和整个经济的有机构成相等，那么产生的利润率就和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相等。新的投资增加之后，ARP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政策并没有能提高ARP。

　　(b)另一种情形，如果投资持续进行直到所有的投资资本(包括最初的资本)的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水平。假定新的投资倾向于采用具有更高有机构成的新技术，这也是最有可能的结果。ARP将会下降，这样政策就失败了。这一具有更高有机构成的集合体为什么会使经济危机更糟，这主要是因为额外投资主要投向了那些最有效率的公司(这些公司具有更高的有机构成)。这些公司按和生产落后者相同的价格来销售比后者多得多的产品，这样它们就侵占了后者的价值，并最终把后者挤出了市场。结果危机更重要了。

　　(c)在相反的情形下，由于这些投资使平均有机构成下降了，从而使ARP得到提高。但是，这样的话，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帮助了那些有机构成较低因此也缺乏效率的资本度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仅仅只是延缓了萧条，而不是结束了萧条。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三种结果并不是可以由国家来决定优先选择哪一政策。初始投资之后，最终的结果要根据有机构成来定，ARP也主要依赖于自发的运行机制。国家仅仅只能通过从劳动或资本那里挪用价值，和把公共投资投向具有较高或者较低有机构成的资本来影响利润率。下面的图7给出了凯恩斯政策的总结性评价。

　　Figure 7: Keynesian policies and the Marxist multipl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