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 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 话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萧军终于可以去“三边”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1942年5月25日，毛泽东给萧军回了一封信：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在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 敬礼！ 毛泽东 此前，艾青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 他在信纸的边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后来，天一直没有晴，艾青也没有接到毛泽东的邀约，就随着一个运盐队到定边、安边、靖边去了。 5月25日这一天，大批的日军飞机对太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十字岭狂轰滥炸，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突围中，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原名左纪传，号叔仁，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程潜在广州举办的湘军讲武堂。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1925年11月，被程潜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7年8月，他与刘伯承、屈武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5月，左权与刘伯承、陈云、屈武归国；12月，左权被任命为闽西新红12军军长。1931年5月，左权被调到红1方面军总前委，担任参谋处处长，开始了他一生中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 左权牺牲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山西省辽县命名为左权县。 5月下旬，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风最高领导机构——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总学委下设4个委员会：1、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李富春。2、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王稼祥、陈云。3、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任弼时、高岗。4、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 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分别成立了中心学习组（甲组）；此外，还有文委系统学委会和中央党校学委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学委会，分别成立了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延安共有10098人参加了整风学习。 中共中央要求各学习组在整风运动中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在分析错误时要实事求是，一般错误绝不上升为路线错误，非原则错误绝不上升为原则错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绝不上升为一贯的全局的错误。2、弄清楚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个人责任。3、对任何问题，采取分析态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对王明等人也不要一概否定。4、发扬民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敢于讲话。5、对犯错误的人，要满腔热忱，不搞惩办主义。 整风的方法，就是学习、检查、总结；即学习文件，检查对照，反省自己，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总结。 后来在5月间的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对党内历次错误路线寻根追底的现象，有的人要追查错误路线的责任人，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要追究起草人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5月30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邀请毛泽东给鲁艺全体人员讲话。毛泽东站在一张小桌子旁，环顾了一下四周，开始讲话，他说： “你们不久以前不是演过《带枪的人》这么一出戏吗？那里边不是有列宁吗？在现实生活里，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我们延安，而且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在你们演的戏里他还活着，并且还来到了延安。列宁在这出戏里和前线回来的战士交谈，向他们了解情况；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和斯大林打电话商讨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吃饭，也没有屙屎。” 大家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尔后他接着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到屙屎好笑，实际上这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吃饭会饿死，不屙屎呢，会胀死啊。人们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看来是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都要来表现。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应该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完成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任务。” “我最近和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开了个座谈会，研究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有鲁艺在整风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广大劳动人民就是鲁艺的老师，你们要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打开大门，走出这个‘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里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你们果真这么做了，就可以学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本事，也就会作出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吓唬群众，开头也许让群众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尊敬你，等到他们看清楚了你，就不会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人了。” 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自5月27日开始的全院座谈会结束，把王实味等5人定性为“反党5人集团”。 6月12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罗烽在延安写的《高尔基论艺术思想》等几篇文章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途是有益的。 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6月16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6月，斯大林派飞机为延安送来一批医务人员，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给毛泽东10件皮大衣，10双筒皮靴、几双皮鞋、10条毛毯和几箱香烟。毛泽东询问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对他们表示欢迎。毛泽东除了留下一箱香烟和一双皮鞋外，其余物品全分给其他人了。 第二天，苏联飞机要回国了，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回信，让人缝了一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亲手种的红辣椒。毛泽东告诉苏联机组人员说： “延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1942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社论中说，军队中的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里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提高党性，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文章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中，初步给“毛泽东主义”阐述了定义。 7月4日，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他写道： “你的文章‘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的特点，对于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 “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1942年夏，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对待原4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原4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出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 对4方面军干部的处理，一定要“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和积极帮手之间的区别。”对他们的信任和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对有成绩者，应当表扬，对犯错误者，应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 “原4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 中央个机关和各抗日根据地传达了中央指示后，团结了原4方面军的干部共同奋斗。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暂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 7月10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重访南泥湾。 7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说：国民党已经决定由张治中、刘斐同中共代表谈判，并将继续派联络参谋去延安。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为终身伴侣。 贺龙是在这一年春天来到延安后，在西北局书记高岗和组织部长陈正人的关心下，介绍他和薛明相识相爱的。 贺龙结婚的当天，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等到场祝贺。稍后，毛泽东也到他们夫妇的窑洞里贺喜。 后来在第二年，贺龙、薛明生了个儿子，取名鹏飞。因条件艰苦，朱德专门送来了旧衬衫，关向应也将养病的奶粉送来了。 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重提7月21日国民党决定由张治中、刘斐与中共代表谈判的事，问道： “恩来，延安最近有无来电？” 周恩来说： “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愿与张文白、刘为章谈判，以寻求解决途径。” 蒋介石说： “目前战事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要好好解决。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见毛泽东先生一晤。” 周恩来回到住所，致电毛泽东说：在态度上还看不出蒋介石有啥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条对策供中央选择：1、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2、周恩来和蒋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周恩来回延安带1人去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因为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受到斯大林的器重，他在42年初回国后，在由兰州返回延安的途中，蒋介石曾严令国民党军政当局好好接待，妥为护送。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带到西安的是朱德。 8月17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说： “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得蒋同意。如能征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安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此后，毛泽东数次致电周恩来，他在电报上说：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见蒋有益无害。” 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蒋电约林彪动身后，再确定去西安的日期，或借出席国民参政会机会赴渝晤蒋。 是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毛朗明与堂弟毛泽普、堂侄毛远耀及另一个老乡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院里看书，见他们来了，连忙起身迎接。寒暄之后，毛泽东交代担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毛泽普，要他写一个材料。毛泽普接受任务后，就和那位老乡走了。毛泽东询问了毛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他问毛朗明： “你从家乡来，乡亲们都好吧？” 毛朗明回答说： “都好。” “你这次来延安的途中，走了不少地方吧？” “我们路过湖南、广西、江西、浙江、安徽、山东、陕西各省的好多地方，看了不少风光。” “你到了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个比较，你认为，农业搞生产，那些地方搞得好？” “还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劳，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东、河北、陕西，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农民搞生产，没有南方人发狠？” “那么，你有什么根据？” “比如冬天，南方农民有事干，打粪积肥，冬耕冬种，忙个不停。北方农民冬天就没事干。陕西人运东西用毛驴驮，不仅行动慢，而且一次只能驮七八十斤，而湖南人运东西用箩筐挑，一担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驴快。” 毛泽东笑着说： “北方没有南方的簸箕箩筐等运输工具，因此，北方人不会挑。你路上看到荒地多不多？” 毛朗明说： “不多。延安开展大生产，荒地尤其少。” 毛泽东把话头一转，问道： “你们党校出了个吴奚如是吗？” 毛朗明说： “是的。” “吴奚如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吴奚如是党的高级干部，会写文章，是个作家。他思想上有些问题，是老古董，倚老卖老，讲话不注意场合。还有，他对延安的艰苦生活不满意，有贪图安逸的想法。” “你看，对这个人怎么办？” “组织上已经对他做了处理，但处理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 “说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不对。虽然思想上有些毛病，但他毕竟是老干部，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么做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弄清是非、团结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了。 是年8月，毛泽东突然接到陈潭秋、毛泽民从新疆发来的急电，建议党中央从新疆撤退共产党员。 原来，毛泽民是在1937年冬由于气管炎日益严重，党中央决定让他由妻子钱希钧陪同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初，毛泽民、钱希钧启程去苏联，行至新疆，恰巧遇到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们便留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此时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打出了“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中共从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保证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的安全，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从1937年起，陆续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盛世才还特别要求中共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政，党中央鉴于毛泽民已经抵达迪化，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与接替邓发为党代表的陈潭秋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尔后又任民政厅长。 1939年，毛泽民和钱希钧离婚后，钱希钧又从新疆回到延安。钱希钧因和毛泽民没有生育，她在延安见到毛远志和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格外怜爱，胜如己出。每到周末，兄妹俩也总要去看望“钱妈妈”，钱希钧便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给兄妹俩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后来，钱希钧又和周小鼎重新建立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钱希钧先后担任了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1940年，毛泽民到苏联动了手术，回到新疆后与一个在新疆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的姑娘，结为伴侣。朱丹华从此成为“周厅长”夫人。 1941年2月14日，朱丹华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 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2次反攻高潮，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到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因此，陈潭秋、毛泽民鉴于这一重大变故，立即给党中央发出了急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离党员的计划。 陈潭秋和毛泽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因新疆与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封锁，就决定暂时撤退到苏联。他们在和苏联取得联系以前，组织了117名准备撤离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气节教育，以便应付突然事变。 1942年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中说： “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决定强调坚决贯彻三三制政权的原则，决定中说： “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关于厉行精兵简政政策的问题，决定中说： “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此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此外，决定还强调要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运动，加强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团结；审查干部，进一步纯洁巩固和提高党的干部队伍；进行时事教育，提高军民的抗日热情，促进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 在夏秋之交的某一天，舒群通知华君武、蔡若虹、张谔3人说，毛泽东邀请他们到枣园去见见面。 这天午后，华君武3人在清凉山会齐后，由舒群陪着他们来到了枣园毛泽东的住所。院子里有几棵枣树，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四周摆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从窑洞里出来，与华君武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亲切地问华君武是什么地方人，华君武回答说： “江苏无锡。” 毛泽东又问了蔡若虹、张谔的籍贯。大家随便交流了一会儿，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华君武见桌上摆着一盘生煸青辣椒，想起人们传说的毛泽东吃辣椒的故事，便问毛泽东： “外面传说主席连吃西瓜都要就辣椒，有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说： “那是在长征时到了甘肃的一个村子里，吃饭时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又送来切好的西瓜，就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说罢，他把谈话切入主题，问华君武： “有一幅画，叫《1939年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 《1939 年植的树林》是华君武的一幅漫画，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画的是在长着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已经种了三四年的树，枝干伸向天空，树叶被马啃得光光的。 “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 没等华君武回答，毛泽东又这样说。华君武心想，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所在地，知识分子多，我的意思也是讽刺知识分子植的树不会好好管理。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华君武频频点头，觉得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 “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毛泽东建议说：“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马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华君武说： “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 毛泽东转向蔡若虹和张谔，问道： “你们说，漫画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华君武不等二人回答，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说： “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后来，他的小学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就表扬了他，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潮，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 毛泽东的意见使3位漫画家心悦诚服。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话，时而讲些道理，时而讲些故事，时而又说些笑话，华君武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 “如果我在前方，叫我冲锋，我是敢冲锋的。但如果敌人把我抓去了，用严刑拷打，我怎么办？”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道： “你要想到为人民！” 吃罢饭，华君武他们看天色已近黄昏，便起身告辞，结束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程，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华君武的手又说了一句： “你要想到为人民。” 9月5日，周恩来就毛泽东准备见蒋的问题复电毛泽东说： “1、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介石的政治解决是要中共屈服，我屡次请求回延安，蒋皆不准；蒋继续派人欲劝降狱中的叶挺，说明蒋介石仍包藏祸心，不能不防。2、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顽固派欲借苏联对德战争处境困难之时妄图压中共屈服，若主席来此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公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计晤蒋前途有二：（1）、表面上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2）、约主席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主席长住，不让回延安，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恩来建议：由林彪出来打开谈判大门，视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再定。 9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向全党分析了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阐明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迫切性。毛泽东写道： 抗战5年后的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既接近着胜利，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 共产党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后阶段，还将遇到比目前更加严重的困难。除了政治上的困难，即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问题，还有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实行精兵简政之所以十分必要，十分迫切，是因为：第一，解放区“鱼大水小”矛盾突出。好比“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不懂这个常识，冬葛夏裘，是要闹出病来的。现在，根据地的情况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能轻轻快快地同敌人战斗。而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怎么能同敌人作战呢？”第二，日伪对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其目的正是企图扩大我们“鱼大水小”的矛盾，把我们困死。这也迫使我们必须是严格地、彻底地、普遍地，而不是敷衍地、不痛不痒地、局部地实行精兵简政。 毛泽东针对有的人担心精简以后无法对付敌人的庞大结构。他写道：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大与小。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9月15日，毛泽东给谢觉哉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谢觉哉由于繁忙的政务，大量的写作，加上生活条件不好，积劳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泽东让他搬到枣园休养。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谢觉哉于9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泽东在给他复信中写道 谢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谢觉哉收到信后，即复信给毛泽东说：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还想活10年以上。然鉴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处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热，脑筋昏胀了。你似乎看了不对叫我睡，我还能够马上静下来，否则就要发生病。我执行4小时工作制已数日，很好” 9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凯丰说： “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据舒群说，影响很好，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解放日报》第4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不知能办到否？”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十几个人，有陈荒煤、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陈伯达、蔡畅、吕骥、吴玉章、冯文彬、艾思奇、周扬、董纯才等人。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通知说，晚上，毛泽东要在枣园宴请他们。 是日晚，毛泽东所邀请的人如期而至，他在宴席上举杯致词说：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 毛泽东当众宣读了他亲笔拟订的征稿计划，要求某人在某方面每月写出多少字。柯仲平的名字下写的是：“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它附之，每月一万两千字”。念完计划，他接着说道：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4版负责，当仁不让，所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是为了征稿的事，皆乐于接受，纷纷表示说，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众人边吃边交谈，直到很晚方才尽兴而散。 毛泽东送走客人，见柯仲平一个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兴致正浓，便叫来文艺版编辑舒群，又让警卫员添上两个碗，连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满了酒，说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吟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柯仲平抢着说：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吟罢，3人各饮了一碗。毛泽东见柯仲平对答如流，非常高兴，他说： “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 柯仲平说： “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 毛泽东说： “让你去受苦受难。” 柯仲平说： “过惯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个纸条，背着毛泽东递向柯仲平，欲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截住了。毛泽东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纸条，劝二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喝多了，骑在马上左摇右晃，行至半道从马上摔了下来，舒平下马搀扶，两人东倒西歪，没走多远，竟卧地呼呼大睡。不一会儿，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又赶了来，叫醒二人，扶上汽车，亲自送他们回机关。 9月17日下午1时，盛世才突然以“共产党4.12阴谋暴动案”为由，派出军警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住处包围，将他们5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逮捕了中共在新疆的所有党员。 毛泽民怒火满腔，当众把盛世才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请示盛世才，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说： “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为自己开脱。毛泽民知道盛世才已经无可救药，一怒之下，把电话机砸成了碎片。 欲知毛泽民等人性命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