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指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 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 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份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发［1973］14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3.04.03； 中发［1973］16号 一，中发［1973］14号文件是按县团级文件发的，可以口头传达全文到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进行讨论。 二、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不包括邓小平同志的信和《我的自述》（摘录）两个附件］，可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并加解释。 三，对爱国人士，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向他们作传达、解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 当时为什么要启用邓小平？ 第一，邓小平与刘少奇确实有区别。邓小平在历史上至少不存在叛变问题。 第二，邓小平明确表示承认错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这是政治前提，没有这一条根本不可能考虑让他重新出来工作。中央下发的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特别附有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以及邓小平的《我的自述》，就说明这一点。 第三，经过文化大革命风浪的领导干部，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还需要放到实践中去继续考验。对邓小平的重新任用也同样包含这层用意。 第四，周恩来已经查出身患癌症，急需有人来顶替他的工作。 有人认为，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任用邓小平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根据事后情况的变化作出这样的推断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预测到以后的情况变化。 对邓小平的任用有一个过程：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一九七三年八月，邓小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了中央委员，但并没有选入政治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时，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后来毛泽东说是总参谋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应该如何评价？是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悔改，还是“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的这个检讨和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悔改，还是过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提出：“邓小平要批。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欢呼”、“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拥护，还是上台的策略？ 有人认为；“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摘自权延赤著《毛泽东和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的“检讨”、“欢呼”、“保证”，相信他是出自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保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嘛！ 周恩来当时也是相信邓小平的。他可能更多地认为邓小平本来就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以后，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江青恐怕是半信半疑。说她是半信，因为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说她是半疑，因为从毛泽东的批示到作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决定，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与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几个人犹豫不决有关系。他们只想让邓小平“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据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张玉凤揭毛泽东晚年秘密材料》 阿波罗新闻网2007-03-04 ）她的这种说法可能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从以后的历史来看，邓小平在靠边站的几年中，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当时公开说的或写的，没有人能够否定；他当时没有公开说的或写的，没有人能够肯定。 据《秦城冷月》记载； 一九七四年二月以后，“他看到有关《三上桃峰》的材料后，冷冷地对前来看他的胡耀邦说：我看呀，江青本身就很空虚，一有点情况就担心别人为刘少奇翻案。我看他自己也觉得刘少奇的案子不扎实，为什么光担心人家翻案？要是你心中没鬼，还怕人家说什么呢？这里的问题很能说清楚问题的实质。” “邓小平很感动地对谢振华说：老谢，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支持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把盖子揭开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整一些同志的，就是没有这出戏，也会找出另外的问题来的。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我们国家要是再这样下去，党的优良传统就会彻底地丧送在这些人手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下册第249页） 他的这些私下议论，知道的人肯定很少。 五、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 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批准。同时，同意邓小平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部分成员会议。 周恩来参加。 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初稿方案。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人谈话。 毛泽东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 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 根据毛泽东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要兼职等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 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他说：“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他说：“要准备打仗！”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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