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转基因不是什么突破口，而是必须要完成的种族生存条件的民族革命战争(上)

前面的四个论点，都是在论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加以论证的，这就有点粗枝大叶。后面的四个论点，力求完善，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个论点。后面的每个论点，将单独发布帖子，在不考虑篇幅限制的前提下以求论点论证的严谨性。当然，每一个论点它们又是相互关联的。第五个论点，想把它规划为最重要的论点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必然要表现出来的作为生物战争的基本特点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内在联系的必须生活资料的这个关键性因素，而且是因为在关于在这个论点上的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已经相对于“种族生存条件”而开始反动起来的社会因素。而这二个因素在今天已经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狭隘自私与无产阶级的盲目空想汇为一流了，而最终是会把资产阶级的金钱、污秽和无产阶级的鲜血汇为一流。这里所说的“反动”，是指相对于“种族生存条件”的恶劣程度的民族自决权而言的。因为，如果把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种族生存条件”用教条主义固定下来而诡辩为取消主义的荒谬庸论为自己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行动开辟道路，那都将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历史的终结——在亡国灭种的陵墓中还在争论着民族自决权的理论问题——阎王和小鬼都开始鄙视这样的冥间笑谈：因为它们都是神学主义者，在人间谈论着神仙的事情，在冥间谈论着活人的事情。

      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似乎都非常健忘每个历史阶段的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五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和结果。而即使它们拼命地拿着教条主义来吓人，拿着没有了具体的经过和结果的某一历史阶段的历史事件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来作先验主义地复制粘贴，除了留下的都是一些抽象的空洞无物的历史空壳以外，由于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的经过和结果的历史痕迹让这个历史空壳进行入轨运动，所以，它们就只能是抱着这个历史空壳从马克思笔下的蒲鲁东那里滚到恩格斯笔下的杜林那里，从列宁笔下的考茨基那里滚到鲁迅笔下的阿Q那里，最后全部沦落到犬儒主义的取消派怀抱。必须指出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绝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都不约而同地把毛泽东主义与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对资产阶级而言，这是阶级利益驱使下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而对无产阶级而言，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下的理论和实践的残缺。而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是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的，资产阶级打着它是为了让它千疮百孔，而无产阶级打着它却让它自相矛盾，这一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庸俗化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国情。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像裁缝店把马列毛进行裁剪和拼接的百衲衣套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身上，而必须“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一个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那我们就必须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的时代？中国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特点？为了紧扣这第五个论点和为了结合刚才的问题进行综合有力地论证，首先必须将第五个论点的基本元素进行拆分一下：

      一）“转基因”的军事武器问题。“转基因”在这里所指的是宣传抵制和消灭“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作物种植”，而不是指转基因作为伪科学技术研究本身（因为转基因伪科学研究的源头不在中国）。转基因技术像核武器技术一样，一旦可能变成攻击性武器，对于一个国家的生物国防而言，对抗性的生物战争防御的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就是必须和必要的，跟我国当年必须要研发核武器技术一样。消灭一件对人类有自杀性巨大危害的武器，必须要有相对的对抗性武器与之进行积极有效地防御的能力。因为只要对立双方都有同等尖端武器共同毁灭的可能，才会有对立双方共同放弃使用同等武器而共同存在的可能，但是这个军事武器理论的实质政治反映，是相对于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言的，是已经面临着转基因生物战争威胁的国家和人民的立场和意志而言的。但是在今天，中国的转基因推手们却发生了叛卖国家主权、国家立场和人民意志的惊天错位：打着中国研究转基因技术的爱国主义旗号帮助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转基因生物战争（包括疫苗和药物生化战争）。它们把实质这一为生物国防尖端基因武器的项目研究、科学试验、工程技术运用的范围和对象完全彻底地头足倒置地颠倒了过来。什么意思：第一，范围绝对应该是在实验室里面，如果可以做到防止基因漂移污染的话，但是，它们却是把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了实验室；第二，对象绝对不应该是自己国家的内部人民，而是那些发起生物战争侵略的国外军事集团；但是，它们进行生物战争的对象却是没有特供的全体中国人民。其实，由于转基因生物战争有基因漂移污染的原因，这种微观领域的生物战争危害的范围和对象，都是绝对做不到有效控制的，而最终危害的必定是全人类，这也是能把转基因技术定位于伪科学研究的一个最有力的科学证据之一。

      二）“转基因”的军事战略问题。第一，为什么核武器技术没有像转基因技术那么慷慨地在全世界泛滥，而唯独转基因技术可以？这是因为转基因技术可以做到精确打击和定点清除（疫苗更是如此）；第二，转基因核心技术和所谓的核心专利现在到底控制在谁的手里？为什么中国改开三十多年来求爷爷拜奶奶地总是想乞讨一点工业国防的尖端科学技术和成果而总是要碰得灰头灰脸的，而唯独转基因技术却能如此这般地国际主义精神地支援中国？支援中国的农业建设（中国农业沦陷），支援中国的资本发展（28个支柱性行业21个被沦陷之后的资本相对的雇佣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支援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里应外合的阴谋论），支援中国的人体活体试验（世纪种族大屠杀）？第三，中国的殖民经济基础会把中国定位于什么性质的国家，转基因技术在这个里面到底起到了什么样子的主导作用（种子安全和粮食战略安全被控制即相当于被控制了人口、领地，最后必将导致被控制的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权）？

      三）“转基因”的国内国际政治问题。第一，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大力偷摸一般地开放这个断子绝孙的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种子和转基因物质原料的贸易缺口（放弃保护关税和国防安全），而它们自己对自己（资本利益集团）又反过来加以保护，这个法理依据是什么？第二，转基因生物战争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政治民主到底还有没有，还有多少，到底目前谁是中国的宗主国？结合前面一和二的“‘转基因’的军事武器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把这些问题仅仅放在中国国内来研究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极端误导性的。所以就不但要把这个军事问题提升到国际的环境中去研究，而且还要把中国的国家性质的政治路线放在国际关系的环境中去研究，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转基因为什么能在中国放任泛滥，把任何没有特供的中国人民作为小白鼠进行动物实验（实质为消灭，转基因只是表面，疫苗和药物更加隐蔽），包括对其他殖民地国家（同样也包括帝国主义国家本身）没有特供的劳动人民进行同样的动物试验，这已经不仅仅是转基因伪科学技术研究和微观领域军事战争的问题，而且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垄断世界、统治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自相矛盾的危机问题。

      四）“转基因”与“种族生存条件”的关系。在这组元素中，可以分拆出两小组元素的重要说明，第一小组是转基因的反自然辩证法规律与人类“种族生存条件”的矛盾，第二小组是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对缓解世界金融寡头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资料原料的有限供应与无限需要的矛盾对生产力而且主要是对雇佣劳动力的反抗的矛盾。前面一个问题是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后面一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这里，首先来谈转基因的自然辩证法的问题。我们把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的镜头推远一点，回到史前人类蒙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种族生存条件”没有像今天这样奢侈：而只有“三口”， 即“吃一口、喝一口、吸一口”，而这个“三口”就是人类自然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任何人都不要忘记，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作为这个自然界产物中的生物体，人类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就是在这“三口”之上运动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时候起，自然界就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品”吮着自然界母亲丰富的乳汁在成长的。但随着人类慢慢长大，会爬了，会走了，会劳动了，有思想、意识、观念了，生产力提高了，叛逆心（私有制）的驱使人类慢慢地开始反抗这个最淳朴和善良的母亲起来。但是人类更加不要忘记，人类与自然界母亲的关系，是永远连着脐带的母子连体关系。如果哪一天自然界母亲老了，病了，死亡了，她的孩子们即人类，她会一个不留地全部带走。自然界母亲的生命希望是太阳，而如果哪一天太阳失去了光芒，自然界母亲的生命也会追随着太阳的余辉而黯淡地离去。这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可是在今天，贪婪的部分人类遗忘了自然界母亲的教导，不是像婴儿那样“品”吮着自然界母亲的乳汁，而是像豺狼一样在吞噬着自然界母亲的身体。所以，当自然界母亲被她的逆子们折磨得筋疲力尽、百病缠身的时候，人类的“吃一口、喝一口、吸一口”也开始有毒有害起来。慢慢地，病毒一点一点地堆积如“山”了，人类也开始生起病来，而且得的是一种连当今“转基因科学家”都解译不了的怪病——“癌”。“癌”字怎么写的，不是“三口”加一个“山”加一个“病字头”吗？“癌症”的最终结果难道不是因为“吃一口、喝一口、吸一口”都有毒有害，慢慢地堆积如“山”，而最后卧床不起、一命呜呼的吗？

      以上只是形象地进行论证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关于生物病毒本身，其实由于生物的多样性和基因突变等原因，这些人类和动物的天敌早就在人类诞生之前就诞生于大自然中了。而玩弄“转基因”游戏刺激的逆子们（伪科学）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是属于自然界的，忘记了人类与自然界母亲永远不能斩割的那条脐带——那条维系自己生存条件的生命线。它们虽然活在当下，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进化过来的，就如同蒙昧时代的人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甚至隔代乱伦和群婚一样——终究会遭到自然界母亲的惩罚的。这些逆子们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那就是准备更换自己的自然界母亲，它们以为它们是造世主，以为能避免重复牛顿所犯下的上帝存在的本位论论证法——牛顿是用上帝来证明他所认为天体力学概念的统一性，而这帮逆子们是用它们认为的目前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即遗传信息的核苷酸序列来破坏生物遗传学的统一性——实则为破坏自然界的统一性，重塑任它们主宰的自然界的统一性——万灵的上帝。它们以为知道了一点点基因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所谓全部信息的科学理论，知道了一点点通过复制、表达、修复和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就可以主宰世界万物了，就可以将达尔文的两个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的《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的物种进化论进行到底了。其实这帮逆子们犯下的是一个连它们自己都嗤之以鼻的错误——原来大到宇宙体系小到核苷酸序列都是运动和发展的。它们自己发现：一种物种的基因片段植入到另外一种物种的基因序列中，核苷酸序列竟然是可以运动的，基因枪虽然是能把东西硬塞进去，但是由于核苷酸序列并不是静止的，所以硬塞进去的那个东西在被植入基因片段物种的哪个位置和会将来要会发生什么基因错位、变异和突变，它们是懵里懵懂的，只是它们装模作样和装神弄鬼的权威和神秘的样子把它们自己暴露了出来。

      其实它们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按常理说这本应该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是它们相反却高兴了起来：它们发现转了基因的启动子、上游启动子元件、反应元件、增强子、沉默子、Poly(A)加尾信号和反式作用因子的粗糙捏合还是能在土地上生长出部分性状差不多的物种的。比如说西红柿跟自然物种西红柿颜色和形状差不多，谷类、菜类的部分性状也都差不多，等等。这个时候它们就不管转基因有两个特点中其中一个致命的特点了：一个是能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二个是基因能够“突变”，突变绝大多数会导致疾病。它们是以自然变种的文昌鱼和南美肺鱼为说服力的，对外宣传说自然变种和人工变种是一回事，即所谓的“实质等同”原则。当它们（如孟山都）自己通过实验发现转基因可以致病、致瘤、致癌、致绝育时，它们好像中了大奖一样异常兴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啊！达尔文的进化论啊！它们认为：世界人口过剩危机与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等问题何不利用此高科技武器进行一并解决呢？用转基因这样不流血的毒杀方式难道不比“按照高加索的好习惯”屠杀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更加文明吗？换句话说，它们认为因为粮食危机吃不饱肚子会饿死人，难道吃转基因能苟延残喘不比成群结队、流离失所、千里饿殍和尸横遍野强得多吗？如同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害的缘故发生了大饥荒一样，饿死了一百万人和有两百万人逃离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因吃马铃薯会得瘰疬症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把自己的这些陈词滥调演变为形式逻辑的所谓真理，演变为国家和民族的极端政策，最后和最终只不过是针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实行“种族生存条件”剧烈恶化的残酷政策，特别是针对我们全体没有特供的中国人民。我们的肠胃成为了熔炉，我们的肠胃变成了岩石和金属，而即使我们的肠胃是岩石和金属，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属氧化后就变成了锈。可是，这些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破坏的原因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民的生命体中却成为了基本的“种族生存条件”的构件。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巨大悲哀（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种子被控制，百分之八十都是转基因食品和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转基因作物种植）！其实，人类对自然界基因生命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因为我们还远不能解译一切生命的现象。而即使已经知道了一点点最一般的最简单的基因生命现象，在科学上，这一切定义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价值。“而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马恩选集》第三卷第122页）

      由此可见，转基因就不仅仅是伪科学研究的问题了，它涉及到了自然、哲学、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的综合领域。而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在这个“人类生存条件”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中，这个问题尤为显得重要起来。转基因商业化在资本主义金融寡头垄断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一个是工业生产资料，比如说转基因作物可以用于工业原料；一个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必须的食品生活资料，比如说中国人民现在的食品消费生活中百分之八十都是转基因食品。何所谓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比如说中国人民的主粮是大米、玉米等。目前在中国，我们的食物链里面已经有1300多物种被转基因了，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吗？这个“必须”是针对于人种饮食的范围和食品市场供应的范围来说的。那么在这个范围内，中国人民除特供以外，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和最终无路可逃，这个就是前面“必须”的真正含义。那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国内外资本的天生对象即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能力是靠转基因食品来提供维系保障的。而由于劳动力像机器一样，就是生产力，所以，维系这个劳动力再生产能力的生活资料即转基因食品就成为了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把中国国内外与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力和所谓的产业后备军即中国劳动人民从土地上和其他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的各条阵地上解放了出来，解放了出来干什么的呢，做资本的奴隶的。在这个意义上，转基因食品就是劳动力，就是高科技的人口生产力。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矛盾，那就是帝国主义金融寡头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资料原料的有限供应与它们进行盲目性的社会化大生产所无限需求的生产资料原料的供不应求的矛盾。由于世界市场资源被逐步过度地采掘和浪费，相对于金融资本永无节制的盲目性社会化大生产的速率，生产资料原料的有限供应开始反抗无限需求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速率起来，即反抗金融寡头垄断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起来。我们这里所说的生产资料，包括了社会化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那么，跟发明机器是为了加强资本竞争、追求更高的剩余价值和摆脱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目的一样，发明转基因相当于发明机器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是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偶然现象的必然规律，只是转基因不同于工厂机器一样，还有可以用作其他的军事和政治的手段和目的。但是，尽管转基因解决了工业原料的部分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帝国主义金融寡头社会大生产的生产资料原料的供不应求的矛盾随着世界市场资源的慢慢枯竭越来越尖锐地对立起来。生产资料直接反抗生产力的对象，越来越直接地反抗着雇佣劳动力这个生产力。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原料的供不应求直接反抗雇佣劳动力，也相当于，世界资源开始反抗世界人口。这是资本主义在1876年即美国建国100周年全世界刚刚进入到资本垄断所没有的现象，这也是帝国主义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分割全世界殖民地到资本垄断的初、中级阶段所没有的现象。这是在1976年即美国建国200周年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甘愿做殖民地进行最后一次世界殖民地分割之后而且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资本垄断到了最高阶段后所特有的现象。当然，这一切都是世界资源的相对有限供应与帝国主义生产力的无限需求膨胀的矛盾所引起的。

      这个时候，由于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种子等）和生活资料全部掌握在金融寡头手里，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先进机器进一步排挤雇佣劳动力，造成了世界人口出现大面积地相对过剩的现象（其实，地球承载100亿人口是都是可以的，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的盲目性生产的严重脱节所造成的）。反过来，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劳动人民大面积大比率的失业率，或者相对的越来越低的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和生活生存条件，反过来开始反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一切上层建筑。所以，这个时候阻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所谓世界资源相对于世界人口过剩的危机的现象表现了出来。当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总积累总爆发到了它们自己要进入到历史坟墓的时候，它们用必然要奏响的悲嚎丧曲做最后的资本主义历史舞台的挣扎表演：它们用贪得无厌的本性、用丧失人性的暴力结合转基因（包括疫苗和药物）这个非常可爱的既能赚钱又能杀人的软刀子来自我解剖它们已经陈腐的僵尸，来妄想试图达到它们解救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目的：这就是它们首先通过国内的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大小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尼等金融资本进行垄断和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然后在国际上通过战争掠夺和资本输出所组成更集中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等金融寡头垄断资本来进行分割、分赃、奴役殖民地人民，最后在世界各地各个屠宰场通过洛克菲勒秘密同盟即共济会所组成的各个国家的精英卖国刽子手来屠杀所谓的垃圾人口。当然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路线的叛卖关系，而中国没有特供的劳动人民将成为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口最多的一个被屠杀的对象。“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这样以暴力为借口是一种腐朽的遁词，是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种转移不能解释任何一件经济事实；第二，这种借口使暴力本身的形成无法得到说明，这真是够精明的，因为不然的话，这种借口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社会权利和一切政治暴力都源于经济条件，起源于各该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57页）

     五）“种族生存条件”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组元素的基本特征，必须是在给出了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为依据的。比如说抗日战争。这里我们就发现，“民族革命战争”在一般民族革命斗争中显示出来的特殊形态的残酷性和艰巨性，这虽然是“种族生存条件”的偶然性，但是一定会导致出中华民族“民族革命战争”的必然性。“民族革命战争”是首先由外部力量（日本全面侵华）的必然性（军国主义）来作用于内部的“种族生存条件”的偶然性为依据的，所以，中华民族的“民族革命战争”就成为了必须和不可避免。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先抛开外部力量国家的阶级矛盾（后面再谈），先来看国内的阶级矛盾。我们发现，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内阶级矛盾为民族矛盾提供了根据，而且是决定性的根据。这又反过来说明民族矛盾是人类社会总的阶级矛盾中的一个偶然的、暂时的相对的历史话剧，但是这个民族矛盾的历史话剧总是会上演，无论在世界的各个历史阶段，无论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它的必然性。而这些矛盾的根源无非是每个历史阶段上的自然物质条件和“种族生存条件”的经济关系的内在反映，这是它的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种族生存条件”与“民族革命战争”互为因果关系。如：因为需要“种族生存条件”，所以要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因为进行了“民族革命战争”，所以得到了“种族生存条件”。这是它们互为因果关系的同一性。在这个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前一个因果关系是后一个因果关系的运动基础，后一个因果关系是前一个因果关系的发展结果。这是它们同一性的矛盾性。即“得到了”另外一种“种族生存条件”的自己，跟人每时每刻在进行新陈代谢一样，既是它自己又不是它自己。这也就是说，“种族生存条件”的形式直接形成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形态，而由于“种族生存条件”的形式包括了自然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经济基础的和政治法律规定等上层建筑的等一般性广义的范围，所以“民族革命战争”其实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社会生产关系的特殊斗争形态。

      第四格特征，“种族生存条件”的形式一旦发生变化，“民族革命战争”的形态也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它们抽象性的因果关系在人类历史进化到由部落组成民族、由民族组成国家的具体问题上的内在必然联系。我们在这里运用“革命”一词，是相对于“反革命”的统治阶级来说的。尽管人类社会由史前、蒙昧、野蛮时代进化到文明时代带来了私有制，虽然它对历史发展来说是进步的，是“革命”的；但是又因为它必然会发展为氏族、胞族、部落、民族、国家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斗争，所以，它又是“反革命”的。前者站在历史发展的方向方面，后者站在历史过程的对象方面。故此，“反革命”的统治阶级所造成的“种族生存条件”，就决不能在“种族”的“民族”这个人群分类概念的一般社会问题上进行解决，而只能由被统治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进行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战争来进行解决。

      六、“什么突破口”的二种机会主义策略。先来完整地复述一下这句话：“转基因不是什么突破口”，根据前面已经拆分过的“转基因”这个元素的真正含义，我们知道了是“抵制（或消灭）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作物种植不是什么突破口”，也就是说，我们下面所论证的这二种机会主义策略者的立场和态度，起码是反对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种植的。那也就是说，那些支持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种植的立场和态度，不在我们分析和论证的范围之内。因为从以上已经拆分的五个基本元素中得知，顽固的支持派和挺转派绝对都是反动派和汉奸卖国贼。下面我们就稍微简单地来论述这二种机会主义的策略。第一种，是没有把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种植当成一场超限生物战争来理解和认识的，这个主要体现在对转基因亡国灭种危害的紧迫性和危难性严重地估计不足（国内外的危害数据一大堆，他们就是不研究或者轻描淡写），而只是把转基因危害当成了一般的社会问题来理解和对待的。其实，这是非常浅薄和危险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现象。所谓超限生物战争，就是说它是拖不得等不得的，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在未来还最多不能超过十年的规定时间内，转基因（包括疫苗和药物）超限生物战争如果不能被中华民族的民族革命战争所消灭，中华民族断子绝孙和亡国灭种在所难免。这就是它的紧迫性和危难性。而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用这种认识来反对转基因危害，就演变成了一种“突破口”的机会主义策略来服务于属于它的那个阶级地位的阶级利益的政治斗争。而无产阶级同样用这种认识来反对转基因危害的，也同样地沦落到一种“突破口”的机会主义策略来服务于无产阶级地位的阶级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化的经济主义的政治斗争。而关于无产阶级特别是打着马列毛旗号的这种斗争策略的，后面还要进行着重论述。

      第二种，是把抵制、反抗和消灭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种植的生物超限战当成了常规战争来打的，是把转基因当成人来消灭的，以为和认为转基因像人一样，一枪必须要毙命的，否则的话，消灭转基因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这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现象。这些人天真地认为，以为世界都是被中国统治着，世界各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非转基因种子和粮食中国要多少就有多少，这是完全是没有把中国的转基因政策放在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的转基因政策中去研究所得到的认识，这也是完全不了解和不研究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垄断的世界粮食和农业国际关系的政治问题所得到的认识。而即使今天中国是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转基因问题也只能是一步一步来，而不能说马上完全彻底地把转基因食品销毁和把转基因作物种植全部拔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要根据中国的转基因危害的严重性程度来的，是要根据目前中国到底还有多少非转基因食品可以供应、能在国际社会中采购多少、国内农业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情况（基因污染的土地要恢复，其他工业、农药污染的土地要恢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等，而这一切农业恢复的前提条件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以及所有粮油蔬菜食品等季节转换间隙中的保障措施等等。请注意：这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的，但是，在目前的半殖民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该怎么办呢？转基因问题还得一步一步来，但是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要大得多，但是起码有如下三点是首肯的政治条件：中国起码必须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族起码首先获得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起码不再是殖民地奴隶而必须是当家作主的主人。脱离了这个起码的三点，转基因问题在中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那等待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只有一条通往地狱之门的末日之路。当然，这个也是必须控制在转基因超限生物战争的有效时间内来解决的。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认识的人，往往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外一个极端。由于没有信念、意志、毅力、耐心和坚持不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会慢慢走到取消派的怀抱，走到右倾机会主义那边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