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 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话说1942年2月中旬，林彪从苏联回国，在西安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回到了延安。 这天早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刚走出窑洞，与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和师哲边往山下走边说： “林彪同志回来了，我去接他。” 师哲感到很意外，他心里想：朱德从前线回来，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去接他们。1940年周恩来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毛泽东通了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毛泽东还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往迎接，而且他去主要还是为了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好几天，中央组织部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沙滩上为周恩来等人开了一个欢迎会。而今天主席竟要亲自去迎接地位远比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低得多的年轻人林彪，师哲感到实在不可理解。 师哲陪同毛泽东在一个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一辆大卡车开来了，林彪下了车，毛泽东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林彪看见师哲也在一旁，就用另一只手和师哲握手，毛泽东问： “怎么，你们也认识？” 毛泽东拉着林彪回到自己的窑洞，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他还让林彪住在杨家岭，靠近他。 毛泽东让林彪继续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们都说：“林彪校长确实是我们八路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他并没有魁梧高大八面威风的大将风貌，而是像拿破仑一样，个头不高，像韩信一样，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 2月17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他该文中写道：“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2月18日至19日，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批判叶青关于对毛泽东评价的错误观点。 叶青何许人也？此人乃是国统区的一位文人。1941年秋，叶青在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不过，叶青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尽管叶青有偏见，但他却是在中国而且还是在敌对方面第1个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命题的一位文人。 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说： “1、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调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2、保护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3、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电文中说：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习、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电文中还说：目前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的基本中心。 2月26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问题。王明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仍然以老腔调为自己辩护。王明说： “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2、即使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并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 王明如此态度，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结合共产党历史实际，从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3个方面分析了党史上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在整风中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他说：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就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 1942年3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说： “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缺点。” 电文中说：山东在执行政策及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都存在问题，要求刘少奇在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 3月4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高妇女参政能力，在妇女团体中实行“三三制”，以调动广大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她们的政治地位。 3月4日，毛泽东在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精神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还在信中勉励部队指战员们说： “要加倍努力生产，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 3月6日，林育英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治疗无效病故于黄土高原，享年45岁。毛泽东为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生。 毛泽东亲自与朱德、任弼时、林彪、徐特立等领导人一起，为林育英执绋、抬棺、奠土、入穴。林育英被安葬于桃花岭山顶。 毛泽东为部下如此送葬，乃是他平生中唯一的一次。毛泽东不忘旧情，不能不说是林家历史上的一大荣耀。 3月7日，《解放日报》社的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请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联想到延安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乐部周末舞会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人，一股为女人鸣不平而又怒其不争的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夜挥就一文，定名为《三八节有感》，发表在3月8日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 丁玲在文章中过分地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在党内、文艺界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11日，《解放日报》第4版出满百期。丁玲因于3月8日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暴露黑暗”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不少人要求处理她。是毛泽东保护了她，只把她调离了岗位，让她到文协去工作。 丁玲在《解放日报》创刊后一直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编辑部里还有刘雪苇、陈企霞等人，有关文艺稿件，几乎都经博古、杨松过目。博古曾多次对丁玲说： “《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象延安青委在文化沟张贴大墙报那样的‘轻骑队’。” 文艺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约占半个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队伍中已经涌现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万字的稿件。文艺副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些稿件没有把住关，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且说丁玲离任后，由年仅29岁的舒群继任文艺副刊主编。舒群提出，自己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理由是主编工作不好干，丁玲比自己年龄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问题，自己年轻，没有经验。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毛泽东对舒群说： “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现在，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务，他说： “希望主席给以不断指导。” 毛泽东点头笑了。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发出通知： “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懂得意思。”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院长张闻天外出调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维汉在大会上讲了话，提出了几点意见。王实味带头反对李维汉的意见，他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王实味反对指定一部分人当整风委员会的委员，他主张全体委员要由民主选举产生。 王实味还写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的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提倡“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这一天，毛泽东连夜打着灯笼跨过延河来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着马灯，仔细阅读了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王震发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 毛泽东看了墙报，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3月19日，刘少奇同随行到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第13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党史》的报告。毛泽东说： “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拘泥于个别细节，不应该只恨几个人，重点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内外负责人及作家座谈会，到会70余人，内容是座谈《解放日报》改版问题。 《解放日报》创刊后，社长博古没有经验，一味仿照苏联的办报方法，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和大块文章，对共产国际的宣传，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报纸的文风也充满八股味。累得总编辑杨松旧病复发，过早谢世。不少人对《解放日报》有意见，直接反映到中央，更有不少人对毛泽东直陈其事。 更主要的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后，从3月13日到3月23日，又发表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一组杂文，这组杂文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 王实味代表了一批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的倾向，以所谓的“鲁迅笔法”，“暴露”解放区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讽刺、攻击中共与人民群众及陕甘宁边区。他的观点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观点，但更多的人反对他和丁玲的这种做法。文艺界一度出现了混乱现象。 王实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并且加了编者按，其中说：“中共歌赞延安县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污染、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统区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为攻击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情况，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整顿，重新改组《解放日报》。 博古在座谈会上就《解放日报》10个月的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 毛泽东讲话后，与会者开始发言。萧军发言说，希望报纸进行改革；他还提出了改革的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要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争论，要深入下层，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谢觉哉以厨司作比喻，说不应总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说话。朱德强调报纸要多反映战争，反映敌后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并帮助解决军民关系中的问题。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它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当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座谈会后，《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组和改版，增强了宣传的党性和战斗性，为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传播整风经验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4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总学委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丁玲也参加了会议，这是她自文章发表后第一次听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评。 曹轶欧在发言中提出，应当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判。贺龙气愤地说： “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彭真也指着丁玲说： “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感到不可理解，她说： “我所犯的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毛泽东在七八个人发言后，作了总结，他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的这些话，给丁玲的问题划了范围，定了性，保护了丁玲。 会后，丁玲找毛泽东谈话，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毛泽东说：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问道： “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很动感情地告诉她说： “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人家当然不高兴喽。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使丁玲深受感动。为了减少即将全面展开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可能出现对丁玲的冲击，毛泽东还提醒她最好拜访一下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重的贺龙。他又说： “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说： “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泽东的提示，主动登门拜访了贺龙。她一见贺龙便说： “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老总还有啥子意见？” 贺龙笑了，说： “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劳你大知识分子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后来，贺龙真的去看了丁玲，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贺龙指着一盘炒肉问： “你们常吃得到吗？” 丁玲说： “专门为你炒的。” 贺龙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盘土豆丝： “那你们作家就天天吃这个啰？不行哟，我们关心文化人不够，要好好搞大生产运动嘞。” 4月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两个月的思想发动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的性质、目的、要求、方法、方针和步骤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关于文艺界的资料——笔者注）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这天下午傍晚时分，萧军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萧军同志，你改行怎么样？” 萧军为之一愣，问道： “改行干什么？” “入党，做领导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打量着萧军。萧军也望着毛泽东，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就忙不迭地摇着手，连连说： “哎哟，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块材料，当领导，我也不是那块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毛泽东轻轻地挥了下手，微笑着说：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窑洞里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叫警卫员点上灯，继续和萧军谈话。他谈起自己从陈独秀右倾之时起，先后在党内受到的大小8次处分，他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成，那种滋味是如何的难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见，接受组织决定，忍着委屈进行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对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末了，他深有感触地总结道： “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萧军静静地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他步出毛泽东的窑洞，在斑驳的月光下缓缓而行，细细地品味着毛泽东的那一番话语。回到住所，他拿出纸笔，文思如泉，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论同志的“爱”与“耐”》，第二天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鉴于自己在谈话中涉及了不少党内问题，此时尚不宜公开发表，就建议萧军删改后再行发表。萧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于4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克勉的来信：《“轻骑队”及其他》。作者在来信中批评了延安壁报“轻骑队”，信中写道：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有真正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 最令人头疼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某某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和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4月7日，中共中央《四.三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自此，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发动转入了学风党风学习。 此后，“轻骑队”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发表谈话，他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朱德、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说：“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过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做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欲知毛泽东如何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请看下一章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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