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 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 揭发批判陈伯达。 涉及到李雪峰、郑维山。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报告 主席： 上海准备一月上旬(大约一月三日或四日)在“一月革命”四周年时开党代会，已有同志来京汇报。春桥同志和其他同志都要我回去一下。我想在三十一日或明年一月一日回去半个月左右，已向政治局报告过。这两天准备把几件紧迫的事办掉(如“红旗”付印等)。您是否同意，请批示。 这次回去，仍想抓一下大批判问题。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把《史记》同《汉书》、《后汉书》相比较，觉得前者在观点及文字上均高出后者不少。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翻看了一点《五灯会元》，才知道宗教的唯心主义的虚妄是怎样用诡辩和折衷主义来装点门面的，这从反面教育自己辩证法的重要。另外还读了一些孙中山的东西。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及文章。此外，关于陈伯达，也要整理一些此人反动世界观的文字材料，揭发材料中这一部分很少。还想整理一点思想史的材料，以执行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继续研究”的任务。别的事可能办不多了。可否，请予指示。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0年十二月三十日，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示 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军委、总政治部： 经过学习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林副主席“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社论，许多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各单位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召开各种会议、四好总评等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军区“三代会”又进一步作了贯彻，并结合学习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克服骄傲自满问题的报告》。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把骄傲自满上升到路线上来认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待自己，在灵魂深处挖骄傲自满的根子，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 我们在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如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好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历史上有战功，工作有成绩，就自以为“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单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批判“一贯正确”的形而上学思想，摆自己的成长史。有的说：在战争年代虽然打过仗，流过血，但也不是每一仗都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受过处分，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阴谋看得不清、或跟着办了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毛主席在各个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并非都是自觉地紧跟、坚决照办的。通过这一回忆，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深受教育。认识到：“一贯正确”的本身已经是不正确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十六军党委先后两次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一分为二，查骄傲自满，破“一贯正确”，决心把骄傲自满搞得臭臭的，让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头脑中树得牢牢的。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有的单位例举了有的老干部不注意思想改造，“眼睛长在头顶上，尾巴翘在天上”，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走资派的事例，说：有了官气，就会发展骄气，丢掉革命朝气：就会由革命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阻力，由依靠群众转化为脱离群众，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化为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迟早总会被淘汰”。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战争年代经过‘火线’锻炼，文化大革命经过‘路线’考验，就凭这些资本，也可以再过半辈子”。因此，学习不刻苦，作风不深入，工作无创造，靠吃“老本”过日子。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中较普遍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的放下“战功”与“新功”的两个包袱。二○三师副师长杨育才，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曾产生过有“资本”的念头。学习中，他深有体会的说：成绩、进步、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将来。职务提升了，不见得思想觉悟就提高了；资格老了，不是革命到头了；荣誉多了，不是为人民服务到顶了。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在紧跟毛主席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中，为人民立新功。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毛主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目前，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克服骄傲自满问题上，发展还很不平衡，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作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学习元旦社论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领导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论述，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同时，通过新年、春节和野营拉练的机会，在全区部队进行一次以反对骄傲自满、虚心向地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拥政爱民教育。对三支两军人员普遍进行一次整训，反骄破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指示。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的通知 1971.01.06；中发[1971]2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伟大导师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报告的批示，极为重要，是我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问题。现将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姚文元同志报告印发给你们，望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以期不负主席的要求和希望。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林彪批示 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座谈会。 关于军委座谈，是否要急于召开以及怎么开的问题上，在军委办事组内部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邱会作认为： 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这是由下列三个问题决定的。 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的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毛主席在陈伯达身上开刀，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保护林彪；满足江青一伙的需要。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杀鸡给猴看”。如果江青一伙再搞点风浪，我们几个人就可能同陈伯达同罪论处了，至少吴法宪可能是这样的，对这一点，我的估计总是比较坏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是，如问题升级到涉及林总，就是党内的大局问题，也涉及到九大路线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结局，可不可能出现？ 我对庐山问题的前途是两点论，既要看到当前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化。(一)庐山的问题，可能随批陈整风结束而结束，我想这是主要的可能性；(二)在江青一伙兴风作浪之下，对我们这些人，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能对某些人，做出不利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李雪峰不是庐山问题主要当事人，现在不是也下台了，但他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 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加在一块，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我认为如果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对庐山会议的问题，主席那里没有相对明朗的态度之前，召开全军高干会是不适当的。现在继续抓紧全军的批陈整风比什么都好。要是军委办事组能够在全军批陈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加上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写出一个有份量的检讨，大家都有做“汪东兴”(解脱)的可能。 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基本上不同意邱会作的观点。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得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 由于军委办事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问题就定下来了。 这个座谈会有总参、总政、总后，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 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召集各组负责人讨论黄永胜在开幕会上讲什么话的问题，又是一场争论。 邱会作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办，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要首先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 一、军委座谈会，提出了批陈整风的方针。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其实，我们和陈伯达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们和陈伯达只是非议过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犯过自由主义，为此江青不满，毛主席也不满。现在是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二、会议对我们的批评能否搞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的自我批评了。只要我们有自我批评，到会的人自然就会对我们进行批评了。只要出现了这种局面，批判陈伯达就是成功的。 三、以我的看法，这次军委座谈会开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要以陈伯达为对象，有自我批评，从而引起到会的人对我们几个人的批评。对我们进行批评甚至过火的批评，会议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会的人对我们没有批评，会议就失败了。” 邱会作的意见讲了后，大家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但也没有什么热劲。 有人说：“庐山的问题，大家看得见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这种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们说：“什么看得见看不见?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怀疑态度，是毫无根据的。” 在会上不少人给军委办事组评功摆好，就是有点批判，在批评的话之后，又补充一些好话。比如冼恒汉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威信高，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但我们对军委办事组还是完全信任的。” 黄永胜对邱会作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黄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 黄永胜代表总参作军事工作报告，李德生代表总政作政治工作报告。 会议简报上说：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等等。 吴法宪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 有的人不同意吴的意见，这些简报都送上去了。 这个座谈会于二月中旬散会。它从一开始就列席了华北会议，但它本身从来没有开展批陈整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