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竟是谁在信口雌黄？ ——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建军对毛主席诗词“重评”之八 李建军在他的文章“2”中，攻击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谀评”者。郭沫若同志是第一个被攻击的对象。李攻击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写得太‘隔’，不够自然，不仅在感情抒发上过于张扬，拟喻非伦，缺乏朴实而感人的‘平常心’，而且还存在严重格律问题，上下阙完全不押韵。”然后，他请胡适帮腔：“‘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之后，攻击郭老：“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接着，他以《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个案，来说明自己的‘体会’：‘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而他从其中看见的‘舆薪’就是‘宣扬革命’……纯属于穿凿附会、信口雌黄的‘谀评’……与胡适的锱铢必较的‘称柴而爨’比起来，……缺乏最起码的事实感……”。 郭老评论《蝶恋花·答李淑一》是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作为例证，来说明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李建军故意避开这篇文章的主旨，摘出其中的只言片语，攻击郭老。 郭老开篇谈的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及其结合，以屈原、鲁迅的作品和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作为例证，证明他的观点。认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典范。郭老的原文是： 《蝶恋花·答李淑一》的主题不是单纯怀旧，而是宣扬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1）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2）革命家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的关心是生死以之的；（3）抱有正义感的群众（吴风和嫦娥）对于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怀抱着无限的尊重和同情的；（4）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像同志一样，亲密无间。这些思想仅仅用六十个字便把它形象化了。这里有革命烈士（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忠魂，有神话传说的人物，有月里的广寒宫和月桂，月桂还酿成了酒，欢乐的眼泪竟可以化作倾盆大雨，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人间天上打成了一片。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郭老对《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评论是具体的、有根有据的。李建军和胡适的攻击是抽象的。 “写得太‘隔’，不够自然”。 十分自然。诗人从春天随风飘舞的杨花柳絮获得灵感，然后赋予英魂，让革命英烈飘然至仙境，吴刚献酒，嫦娥献舞，喜迎忠魂，当烈士得知人间已经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好消息时，欣喜若狂，热泪如雨倾盆，通过奇特而瑰丽的联想和想象，以最精炼的语言和最深厚的感情，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歌颂了革命先烈生死不渝的革命情怀。在“重评”者的眼睛里竟是“不够自然”！ “在感情抒发上过于张扬，拟喻非伦”。 所谓“过于张扬”，正是郭老所说的毛主席是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手法的典范。何谓“拟喻非伦”，以何“伦”为标准？作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能用革命的伦理颂扬革命，悼念革命烈士，毛主席的诗词里，绝不会有封建伦理的痕迹！ “缺乏朴实而感人的‘平常心’”。 凡是有正义感的人，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没有不受感动的。 上海市徐汇中学何明在教案中写到：本首词： 以人为主，自己不在其间，抒发革命豪情。 既不落迷信之辙，又有创新之力，将人神化，神人化，打破天地神人的界限，人神同台，使得神话境界更富于人情味，情感浪漫而深沉。个人情感中融入革命豪情，反映革命理想，体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浪漫主义的夸大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自然生动、深刻动人。 一位网友说：读完这首词，我的灵魂被强烈地震撼了。情到深处，泪流成河！这里，所表现的是烈士们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呵！……从这首词里，我们深刻地领悟到，我们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烈士有着多么深厚而又沉痛的悼念之情；烈士们为革命鞠躬尽瘁、视死如归，牺牲后灵魂升空，遨游太空，天上的神仙也对其毕恭毕敬! 毛主席的诗词每一首都是感人的，所表现的都是平常心。但是不同的人，却有不同感受。 “存在严重格律问题，上下阙完全不押韵”。 “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是不同韵。作者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为什么说“不能改”？“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两句词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感情，对亲人、革命烈士的悼念，对革命的颂扬，除此不能表达。毛主席的诗词既遵守格律而不受格律所束缚，这正是老人家超人一等之处。 胡适说：“‘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通与不通以何为标准？没有释文。胡适是什么人？我在《为何吹捧胡适？》一文中说过：反共分子！一生反共，反共的坚决程度，超过蒋介 石！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他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他一生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高谈社会主义”，“这是对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进行的北伐战争，他反对，骂之为“中国大动乱”。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他支持和“同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准抵抗，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穷兵黩武的围剿红军，他发表文章支持蒋介石说“剿匪”、“统一”比“疆土的防守”更重要。胡适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反共更坚决，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蒋介石有回归大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意向，胡给蒋写了封长信，劝蒋对共产党不要再抱幻想。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他要求“中央研究院”要在学术工作上负起“反共复国的任务”。 李建军把老反共分子拉来做帮腔，这不仅说明他们是沆瀣一气的，也说明“重评”者的盟友是寥寥无几的。 李建军攻击郭老：“他从其中看见的‘舆薪’就是‘宣扬革命’……纯属于穿凿附会、信口雌黄的‘谀评’”。 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宣扬革命”。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他的诗词不仅《蝶恋花·答李淑一》宣扬革命，他所有的诗词都是宣扬革命的。读毛主席诗词，正确评价毛主席诗词的人，必须是革命者，或者是倾向革命者，起码是有正义感的人，才能领悟毛主席诗词的真谛，才能正确评价毛主席诗词，才能深知毛主席诗词对人民，对革命，对历史，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那些站在革命对立面的人，绝不会对毛主席诗词有好感，对《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样的千古绝唱，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一句通的”、“缺乏朴实而感人的‘平常心’”。 鲁迅先生说：“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抛开革命评论毛主席的诗词必然是心怀叵测的歪评。 郭老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郭老这样说，柳亚子先生也这样说：“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郭老、柳老绝不是阿谀奉承，毛主席的诗词就是与众不同。这是毛主席与众不同的人生决定的。毛主席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一个普通的学子，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成长为无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诗人，是在火与血的锤炼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人有他那样的异常复杂的斗争经历，没有人像他那样勤于学习，善于总结，再加上他的聪慧过人的素质，所以，毛主席的诗词、文章无人可比。郭老比毛主席大一岁，他们是同龄人，柳老比毛主席长几岁。郭老对史学、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柳老是民主革命家，公认的诗词大家，但是，二老与毛主席相比深知自己在毛主席之下。郭老说毛主席的诗词让他五体投地，柳老说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是虚心、诚恳的，是二老的品德。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不仅是对毛主席，对任何知识、才华高于自己的人，都应该像二老这样虚心、诚恳，这是做人的品德。 李建军对郭老无端的攻击，是货真价实的信口雌黄！ 李建军赞扬胡适、侮辱郭老：“与胡适的锱铢必较的‘称柴而爨’比起来，……缺乏最起码的事实感”。 李说的这两句成语是什么意思呢？锱铢必较——极小的事情都要计较；称柴而爨（称即秤，现普遍用秤。原句是：秤薪而爨）——不从大处着眼，只注意细小的事情。 郭老批评：“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完全正确。李建军、胡适正是这种人。 “而他从其中看见的‘舆薪’就是‘宣扬革命’”李建军对“宣扬革命”是轻蔑的，反感的，在他的全篇文章中，只字不提革命，他站在轻蔑革命、反感革命的立场上攻击毛主席诗词，攻击颂扬毛主席诗词的同志。 郭老引用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意思是：眼力能看到一根毫毛的末梢，而看不到一车柴草。 李建军选的成语与郭老批评所用的孟子的话很吻合——极小的事情都要计较，不从大处着眼，只注意细小的事情；眼力能看到一根毫毛的末梢，而看不到一车柴草。李建军和胡适对毛主席诗词的攻击正是这样：吹毛求疵，不讲革命。 把郭老对《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评论与李、胡对《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攻击放在一起比一比，究竟是谁“缺乏最起码的事实感”？究竟是谁在信口雌黄！ 2013年11月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