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五、清查五·一六 （三）
一九七0年，北京738厂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0年12月26日，我和738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地被关了起来。当然，“私设监狱”名称不雅，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被作为所谓王力的“黑秘书”和“7.20”事件的参加者被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我儿子的一周岁。
与尹聚平同时被隔离审查的一个从部队转业来738厂的男子汉钱直平，不几天便被军管会逼得上了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以上这些，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我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就被拉到厂里陪斗一次。这天是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5。16“分子大会。也不知军管会用什么神通广大的魔术，几天之间，便撬开了738厂许多人的嘴。他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真是滑稽。文革中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过，可唯独未见这种场面。
在军管会的安排下，已经缴械投降的头头们一个个走上台去交代问题。站在台上的交待人在交待他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这样坦白交待者只好说：“我发展了XXX，XXX，XX，XXX，XX，XXX……”。会场的高音喇叭有放大功能，这种绕口令的美妙声音响彻了738厂的上空，陶醉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管会首长们，但却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一切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738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我站在台下看着手表，洗耳恭听着这一连串的迟迟不停的“某某某”。我的天哪！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5。16”分子。
此后不久，在军管会的强大攻势下，那些“某某某”们也一个个乖乖地“缴械投降”了。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军管会主任“王大刀”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四个手指大喊：“同志们，谁说738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数了！四位数了！同志们！”
我的好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与我在北航的身份差不多，不过他不管保卫工作。张君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观点，如此而已。他为人正派，被委以重任。抓“5。16”一开始，我曾对他说过不要怕，更不要胡说八道。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被军管会关起来后，身心压力都很大。他是个孝子，家有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因为除我和尹聚平等外来户外，张君是738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门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738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张君此时的嘴吧已经象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300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于是，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一年多后我被放出来见到张君时，他的心脏病已很历害。他含着泪向我说明了一切，并表示对不起我。他说他当时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甚至不想活了，天天思念老母亲和妻女，以泪洗面，心脏病常犯，差点死在“学习班”里。我谅解老张，劝他不要难过，好好养病。我调侃说：“老张你真有两下子。你这叫曲线救国，故意引导军管会犯错误。承认‘5。16’的人越多越好，法不治众。你事实上帮了大家的忙，军管会搞了扩大化，才草草收了场，否则把我们整得还历害。你干得漂亮。”
漂亮归漂亮，张君此后却高兴不起来。他是老实人，心胸不宽，总感到有愧于人，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心脏病越来越历害，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死时刚40多岁。我至今十分怀念张君，我敢说，如果没有抓‘5。16’运动，如果没有军管会的法西斯逼供、迫害，张君不至于死得这样早。
738厂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搞了两年多，被打成“5。16”分子的职工一千多人，被关押一百多人，关押一年以上30多人，被逼自杀一人，被逼成精神病死亡一人，直接间接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我一块分配到738厂的几位北航老同学，几乎全部受到了审查、逼供和批判，有的被开除团籍，受到处分。有位老同学在北航时只不过是北航红旗一名普通群众，没干任何坏事，但军管会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说该同学是我发展的“5。16”分子，在北航干了许多坏事，几次逼我交待该同学的问题，并准备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军管会，不要听信某些人的胡说八道，该同学在北航时什么坏事也没干过。若连他这样的人也关起来，军管会将被动、后悔的。后来由于厂里有人闹翻案，该同学才幸免于难，但仍受到了怀疑和审查，连女朋友也弃他而去。后来，该同学飞黄腾达，成了权力很大的领导干部。
1972年5月13日，军代表带几个人来到了我的“思过斋”（这是我为自己的“牛棚”起的雅号）向我宣布，从今天起，改变审查方式，回车间劳动，但审查未完，要继续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军代表拿出了一份材料：戴维堤，你自己看一下，这是揭发你的材料，本来不应该给你看，但已经无所谓了。当初让你交待‘5。16’问题，我们是事出有因的，你不要埋怨我们。”军代表把材料让我看完了交回去。
我一看，是老同学张海写的“关于戴维堤问题的揭发材料”。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工工整整，象印刷的一样。张海用了几十张纸，揭发我在北航发展他参加了“5。16兵团”反革命组织。有时间、地点、情节，样样俱全，十分逼真，一般人看了必信无疑。怪不得军管会始终逼我交待“5。16”问题，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
我看了张海写的材料，心里立刻想到张海同学可能吃的苦头太大了。不知道他的单位是怎么整的他，逼、供、信到什么程度。外地天高皇帝远，整起人来无法无天。张海肯定是被折磨得没有办法了，才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一条7尺的汉子，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对张海并无多大的怨恨，我恨那些整他的人。我甚至怀疑，张海可能被整死了，或者被逼疯了。738厂不是也有被整得自杀或疯了的吗？
我对军代表说：“现在你们怎么看这份材料？”
军代表笑了笑，说：“给你看材料，就说明我们的态度。‘5。16’组织登记表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见到一份。不过，我们重在罪行，罪行够了，也是‘5。16’，这是周总理说的。”
周总理是这么说的吗？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我问。
“你出去后自己打听去吧！”军代表说。
当天下午，我恢复了人身自由。从1970年12月26日被关，到1972年5月13日释放，我失去人身自由五百多天。尹聚平仍未释放，但我知道也快了。
我回车间报了到。车间书记十分友好，他开始时相信军管会的话，认为我是“5。16”分子，带领工人们批斗过我。但后来，他似乎明白了过来，对我十分同情和客气。他让我休息几天，并借给了我路费，让我回河南接孩子。
回厂一打听，光受我牵连被审查、批判的人就有好几十人，其中有的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被“发配”到车间去劳动改造。我向他们一一道了歉，表示了感谢和安慰。
生活中往往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时候。当天晚上，在卫戊区工作的表弟约我去工人体育场看足球。从表弟处得知，厂军管会周主任一直是他的老上级，很熟。我直埋怨表弟为什么不早说。
到了体育场刚坐下，身边过来了几位军人也来看球。我一看，正是“周胡砍”他们。我表弟作了介绍，不料周主任一反常态，握着我的手哈哈大笑说：“戴维堤，老朋友，不打不相识，不要见怪。哈哈哈哈！”
当着表弟的面，我只好顺水推舟，“周主任，你关了我一年半，我骂了你一年半，请你也不要见怪。”
“你表哥真行，骂得我们好苦。全厂一千多人都承认了是“5。16”，就他一个人没承认，好样的。“周主任向我表弟说。我一听，哑言失笑，亏他说得出口。
又过了些日子，在一位老干部儿子的婚礼上，我遇见了军代表“凉半截”，他有些不好意思。我端起酒杯，敬了他几杯酒，他很高兴，我们握手言和。
我这人，一般不爱记仇，何况周主任他们也算老革命，与我无冤无仇。事情已经过去了，文化革命中你整我，我整你，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算了。
可是我算了，738厂挨过整的许多工人不算。有好几次，军管会的人在北京大街上被工人们啐了一身唾味。
（摘自戴维堤著《逝者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