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五、清查五·一六

◇　一件大罪行：整周总理黑材料

　　挖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反革命组织，揪出那么多的五一六反革命，这成绩算是够大的了。但是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如果单是每人填了表格并有少数人参加了社会上抢“黄包袱”的事件，那这个组织就未免大而无当、白费气力了。必须有一项大罪行才能与此相称。这罪行果然就挖掘出来了，原来这帮五一六竟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这可是事涉党中央的大罪。

　　具体事实是：这伙人先在报社甲楼宿舍三层某个房间里开黑会，密谋搞这个材料来打倒总理。材料分三部分，按周总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分三阶段写，由黑后台指定三个黑秀才（都有名有姓）执笔。初稿写成后，由胡先看后修改，然后再交另一姓赵的黑后台审查定稿（文革前胡是编委，赵是副总编辑，官高一级，当年干革命新闻时就是按这程序审稿，现在干反革命也一仍旧制）。此后，他们还利用报社原有的排字房设备设立黑排字房，胡并根据他当年“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设定了暗号，谁要进入黑排字房，必须按此暗号执行，里面的人才能辨识是自己人。至此，经过排印，黑材料大功告成。

　　批斗这件事的大会，也如“心里美”事件一样，是在木工房里开的，但内容却丰富得多了。揪“心里美”像说相声，主要是两人对说。此次却有更大的群众场面，揭发者分布于房子的四方，发言此起彼落，揭出的事实也环环相扣。被斗的人除了胡这个第一号对象外，还凑上其他被点名者。真是热闹非凡。

　　因为这次会前胡早已被揪去隔离，所以我对此的内容毫无所知。按说我应是“知情人”，却是直到会上经过层层剥笋似的揭发才知道他们竟进行了这么一件反革命的大工程。此会的戏剧性极强，先是揭黑会，从会场一角跳出一个人来质问：“那天你在甲三楼那个房间坐在什么地方？”胡茫然不知。“你就坐在我的对面，还想赖吗？”另一角又跳出一人补充：“我就坐在你旁边。”纷纷揭发补充以后，那天每个人所坐的位置就如《红楼梦》里“开夜宴”一样都明确排定了。其他情节也都如此由多人细细说清。例如对写材料的黑秀才的人选时如何斟酌，三段文章的内容如何安排，进入排字房敲门时如何敲法，敲几下等等。最有趣的，是连胡改稿时所用的墨水颜色也说到了，是紫色。确实，往日做编辑工作时我们大都爱用毛笔蘸红墨水改稿，胡却有他自己的习惯，爱用一种紫色染料兑成的紫墨水，干反革命勾当时还用老办法，积习难改，忘了地下工作时改变笔迹的“经验”，被揭出来，真是活该。

　　总之，事实合情合理，发言错落有致，叫人无可怀疑。胡被问得目瞪口呆，我听得惊心动魄。

　　但胡很顽固，斗了半天，毫无效果，一概说不知道，不承认。于是引起众怒，

一个个撸拳扎袖，一拥而上，要打。有一个女的，文革前对胡是很歌功颂德过的，

这时也奋勇挤上前去，她虽然也体格健壮，毕竟是女人，被一个大汉挤到一边，那人两个胳膊横架着，为了抢得最佳的打人位置，左右摆动排开他人，一胳膊拐撞到那女人的胸部，痛得她皱眉皱眼。当时我已吓得退到外围角落里，这件事没有亲眼看见，是另一个女同志因鄙其为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又惊又怕，也没心思去幸灾乐祸了，

　　这“黑材料”事件当然又是假的。但我始终没弄明白这场戏到底是怎么编导出来的。情节是那么周密，严丝合缝，戏又演得那么前后有序，既有中心，又烘托以横枝密叶，演员也是那么进入角色，表情毫不虚假，叫人不得不信。当时连我也将信将疑，认为虽必有夸大，但也一定是事出有因。我竟全无所知，大约是胡对我这个“牛鬼蛇神”划清界限保了密吧。

　　这么精彩的玩艺儿是怎么弄出来的呢？“心里美”是一个人说谎，还好办。这回却是一大群人“理直气壮”地说谎，怎么组织呢？若说是主事者事先都编好再逼供信所致，我想那些领导人还不至于此（希望我不是以笨人之心，度智者之腹），若说是“五一六”们“串供”，主事者们再“顺藤摸瓜”凑成的，这些“五一六”制造这么大的罪行对自己又有啥好处？总之，百思不解。恐怕只有当时那些主事人才能说清楚。他们当然决不会说，

　　此后运动的中心就是斗胡。胡这个黑后台的地位和作用到了这个阶段才突出出来。大会斗，小会斗，各排游斗，内部秘密斗，车轮战，日夜连轴转。一天就是被人领来领去，在会上直直地矗着。斗的内容，除了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问题外，还涉及他其他的问题，什么当年参加了反苏游行啊，写小说骂共产党啊，一贯污蔑党和党员啊，甚至是不是个真共产党人也是个问题。不过凭良心说，对他比对死去的刘待遇还是要好些，除了一次内部斗争时挨了一个泼妇的一巴掌外，主要的还是文斗。有一次大会斗争，主题是“一贯污蔑党”，老胡本来有突然晕厥的毛病（一会儿就好），这时又发作了，他有预感，就把背紧紧顶着身子后面的桌子，幸好没有跌倒下来，但已是满头冷汗。主持者高兴地说：“看他满头大汗，这次真正触及了他的灵魂。”

　　胡在文革初期确实有过些派性倾向。由于报社运动中第一个打出的“政治扒手”是冤案，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为首先出来“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一派所喜，为与其对立的一派所恶。他也未能免俗，对亲我者亲，疏我者疏。造反派头头刘对他尊敬，常来“请教”，他也出过一些派性斗争的主意。这些，作为当权派之一，当然都不妥，他后来也多次检查过。但是现在这些检查都不行了，现在说的不是派性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反革命组织和罪行问题。这些不存在的问题，他当然一概否认。

　　起先是硬顶：“没有这事。”后来七斗八斗，众怒难犯，只得改了词儿，从“没有”改为“我不记得了”。问这也不记得，问那也不记得，口气倒是缓和些，听多了也有些滑稽。当时有位刚解放的走资派副总编辑，人是善良的，过去对胡也有好感。这位走资派不是五一六，运动不涉及他，只列席旁听，他当然也相信是有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听了反复多次的“不记得”以后，竟笑起来了。他说：“胡，你平时虽然不是特别敏锐，多少也是个编委，怎么现在跟白痴一样了。”

　　胡说的任何话都“不老实”。每次人们都这样骂他，他总是不啃声。有次忽然接了一句：“不老实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我那时坐在会场群众堆里“受教育”。因为次数多了，我已减少了初时惴惴不安的心情，有时可以胡思乱想，突然听到胡这句话，心想，“他平时是不大会说俏皮话的，这句话倒别有意味。骂自己还是骂别人？谁不老实，谁没好下场啊？”真想笑，赶紧忍住。幸亏没笑，否则“妖婆陪斗”，不是自讨苦吃吗。

　　胡这种过于老实坚决否认虚假的态度，不仅在报社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全总（应是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中的报社可能是指其所属的《工人日报》社——编注）也极少见。后来果然“没有好下场”，成为军代表在全总大会点名的两个顽抗份子之一，罪名也从“黑后台”升级为“现行反革命”。那时大字报多如黑海洋，高音喇叭里天天都嚷着对他的“敦促投降书”。胡此前曾被干校派往附近村里工作，那个村的农民老是在吃饭时端着碗听干校的大喇叭广播，惊奇“那样好的人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后来情势缓和时他们还来过干校探望安慰。

　　在此我还想提一提一位姓邹的同志，即前文所说女刘的丈夫。他也是那段时间的一个中心人物，挨斗的次数大约仅次于胡。每次领他到各排游斗的时候，总是首先由领他来的人发问：“邹，这是你第几次挨斗了？”“第四十五次。”“那你为什么还不老实交代？”“……”因为这是每次斗他必有的开幕词，所以他把次数记得很清楚，只要每次加一个数就行了，每问必答，又快又准确。

　　邹其实是可以不受这种待遇的。他在造反派里并不算重要角色，后来七斗八斗，斗出来的也无非是说他看了抄家抄出来的社长笔记本，掌握了许多“党国机密材料”。但这些材料后来也未见泄密出去，不过是作为当时在社内批判“走资派”社长之用罢了。和这件所谓整周总理黑材料的大案，他并没什么关系。他的问题何以搞得那么严重呢？后来才知道，主事者本来是叫他揭发胡的，一再动员启发他都无所贡献，最后只落得把自己推向审判台前，在开大会斗胡的前夕，军代表对他说：“你失去了时机。你本来是可以处于揭发者的地位的。”

　　当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他流露出感谢之情时，他说：“其实我并不是想保护胡，只是我没有材料，要揭发也揭发不出。”

　　是的，没有材料不能胡编，这本是平常的事，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高尚品质，

可是在当时，却是那么难能可贵。

◇　三个“后台”

　　这次运动中出场的共有三个“后台”。两个黑后台：胡和赵，前文已经提及。

第三个虽也是“后台”，颜色却好，是“红”的，文革前也是一位副总编辑，由于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现任连长之职，和军代表们一起，主持整五一六的工作。“黑后台”是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由“组织上”定性加的帽子，“红后台”却未经组织加冕，是由五一六们私下称呼的，五一六人多，所以他这个光荣称号也流传得很广。

　　赵和胡都曾支持同一派，但支持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胡是在文革初起时同情造反派，从而置身漩涡之中，而赵则是在那一派“夺权”以后才“站过队来”的。当时他比胡更激烈，曾说过“革命不革命应以是否站在造反派一边划线”的话。所以人们特别是有些被打倒的当权派们和对立一派的人都觉得他有投机之嫌。但是这个“机”他却投错了，本来好好地闲置在那儿可以逍遥的一个当权派，后来却以“假党员”的名目被揪，进入牛鬼蛇神一伙，受到种种不良待遇，直到清查五一六时还脱不了身。

　　但是投机比顽固总还是好些。如果事事采取“顺竿爬”的态度，至少可以做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例如在清查五一六时他对所有的揭发出来的事都基本承认，过关就比较顺利。当然这对胡就不利了，不但有群众揭发，上面还有不论在革命时还是“反革命”时都比他职务高的人的证明和补充，处境更糟糕，百口莫辩。

　　关于赵，还有一个较为有趣的故事，是赵的妻子王告诉我的。王是赵在农村时娶的妻，贫农女儿，是报社电话员。她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正直，对赵是恩爱甚至崇拜的。但对赵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有些失望。清查过程中，赵也和胡一样被隔离。主事者认为他妻子阶级觉悟高，就动员她去说服赵，要他“听党的话”。多时不得见面，王也同意了，还带去些衣服食物。见面时，主事者抱着很大希望，谁知王却朗朗地说出一番话来：“赵，你是老党员了，要对党忠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说真话，上次你瞎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害得组织上到处外调，费钱费人力，你这回要好好接受教训。”一番话说得赵无言以对，主事者也奈何不得。

　　王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感到深深敬佩。

　　至于“红后台”郭，现在虽是红黑不同，他和胡文革前的关系却是不错的，胡曾是他领导记者部时的副手。郭从来都是一副立场坚定、作风朴实的工农干部形象。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挨过整，只有一次因一事弄巧成拙，在编委以上的小范围内被批判，胡也参加了批他的会。胡对这批判并不以为然，只随便敷衍了几句，会后郭还提醒胡说：“你不要太轻描淡写了，对你自己不好。”可见两人的关系。

　　这次情况就不同了，一为阶下囚，一为座上“主”。胡自从被揪出以后，一再请求这位主宰全连之事的连长接谈一次，话传上去了，一直不理。直到有一个关键时刻，突然表示可以接见了。

　　这态度的变化在于胡的一次小小动摇。人们都知道胡从来没有违心承认过什么“罪行”，因为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存在，胡自己心里明白，揪出以后，心中坦荡，能吃能睡。所以监视的人批评他说：“我们为了解救你，吃不好睡不着，你倒好，睡得呼呼的，吃馒头还要蘸糖。”终于有一天他们忍不住发话了：“这样死顽固，明天带你到少年班门口斗去，看胡友平的脸往哪儿搁！”少年班，是随父母前往干校的孩子们的集体宿舍，我们的儿子也住在那里。

　　这一发话，使胡破例地一晚上没睡着觉，辗转反侧。确实，十一二岁的孩子，

本该是最天真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了这么两个“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心中隐痛可知，早已和父母没多少话说了，现在还要带到他面前去，当面斗给他看，他怎么受得了。

　　第二天一早，胡“交代”了：“我参加了五一六。”这真是一个大突破。不一会儿，监视“小组”就带来了“红后台”的话：“大进步大欢迎，小进步小欢迎！可以约谈一次。”

　　“小组”于是接着做工作：“参加五一六，是谁介绍的？”“刘。”（这不必费思索）“还知道哪些五一六成员？”“……，不清楚。”“××，××，……是不是？”（话都递到嘴边上来了，对于点出的这几个××，××，只要点点头就可以了，可是，承认自己，不过是拼着丢了脸，咬人，可是另一回事。）“……，不清楚。”“那么，还了解哪些情况？”“……。”“你不能到此为止，再继续好好想想，向郭交代也行。”

　　终于得到了和红后台一见的机会。但还是老一套的谈话。胡向郭说了专案组逼他承认的情况，最后只得摊牌：　“我本来不是五一六。”

　　这下子一切告吹。突破的“成绩”告吹了，对“小进步”的“小欢迎”也告吹了。好在到少年班批斗的事他们竟忘了再提起。

　　因为事涉自己的亲人，我在这里的叙述就不免噜唆。过去的友情付之东流，利用人家的父子之情逼人说谎，从当事人来看，是够残酷的了，但若站在另一“正确”立场，作为“红后台”，这怕也是顺理成章的吧。所以事后思量，我也不太怨恨。真使我耿耿于怀的倒是前面所说的刘之死。连里死了人，听说红后台不但毫无畏惧不安，反而理直气壮。但老乡们的话：“干校人的心真很！”却始终烙在我心头。

　　赵和郭都是文革前作为年轻有为的干部刚被提上副总编辑岗位的，那时领导和群众对他们都较有好评。记得整风反右时曾有一人鸣放，说是整个报社那么多党员只有两个半是够格的，其中有一个半就是郭和赵，至于谁是一个谁是半个我就记不清了。鸣放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可见即使是“对党不满”的右派，当时对他俩印象也还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懂得，看人论事，只看平时的言行还是不够，在非常时期，人的本性往往更易显露出来。如从这次运动中看，这“一个半真够格的党员”并不够格。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码要具备两条：一是求真，不为私利而说谎话，更不逼迫别人说谎话；二是求善（不是伪善），对人要有同情心，要有人性（我赞成人性论，赞成周扬文革后说的“人性总比兽性好”。）。

◇　最后胜利在“排除”

　　清查运动终于结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吹得这么神的反革命大组织、大罪行，却原来净是泡沫。挖出来的人和罪行一个也不成立。

　　我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很有意思，每次总要创造些新名词出来。例如被错挖错打的人，到最后证明罪状并不存在的时候，历来叫做“平反”，文革中却不存在平反，叫“解放”。对“右派”也不存在平反，叫“改正”，此前还有“摘帽子”一词。清查五一六的最后也不叫平反，叫“排除”，意思是排除了对某人的不信任，还算他一个“好同志”。按说，全部“反革命分子”都挖错了，这次运动该算失败了吧？不，据那位伶牙俐齿的范代表说“这次运动最大的胜利在排除。”因为这使党更了解了每个同志，也使这么多同志都甩掉了包袱，更使大家增强了团结。我听了这话不免又失笑（爱失笑是我一个严重的毛病），暗暗地写下了一首“黑诗”，其中运用了这位军代表爱用的许多词句，什么“板上钉钉”、“网开一面”等等（这位军代表很文雅，爱在讲话中用四六句），小标题“最后胜利在排除”就是我黑诗中的最后一句。

　　“排除”虽是胜利，做起来想必不像抓人和铸案时那么痛快。内情我当然不知，但这一个一个人的个别谈话就很别扭。事隔许久，曾听一位做此工作的同志抱怨，当他找一个人谈话，说“你的问题不存在，组织上已经排除了对你的怀疑，”并把那人的检查材料退还时，他自己觉得态度非常温和，那人却并不感谢，一言不发，只当面把材料撕得粉碎，扬长而去。

　　这位审查人的同志很委屈，我理解他的委屈。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参加清查工作的人都曾参与罗织构陷罪状之事的，他也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一场，凭什么来受这种“噎”呢？但如果把对方所受的罪一比，我想他也就会心平气和了。

　　胡当然也被排除了，不过他的地位不同，不能草草谈一次话就了事，还得做一次检讨。按说这个被军代表在整个全总“唯二”点名的人物应当到整个全总干校范围检讨才是，不，不但不在干校，也不在连里，只需在他所在的排里检讨一次就可以了。这为什么，是对他宽大？是觉得不在话下，只须几十个人对付一下？还是为了少扩散影响。不得而知。那晚上，胡在排里念了检讨稿，无非又是过去说过的“亲我者亲，疏我者疏”那一套，念完，拿起笔准备记群众发言，但全场无声，人们知道这只是一个过场，不感兴趣。排领导正准备说几句“检讨还可以，较前深刻。可以解放”便准备散场，突然有一个人叫了声：“我不同意解放胡！”大家诧异，一看，是孙大夫。孙大夫说：“按长时期的揭发，胡的罪行很大，这次检讨全没涉及。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这检讨就通不过，如果没有那些事，就得说明白。”有人笑起来，接着就七嘴八舌，闹嗡嗡了。胡拿着笔没法记，排领导也紧张了。当然此事嗡一阵也就罢了，人们不过是开个玩笑，发泄发泄而已，谁也不指望能说清楚。

　　前已说过，由于我处于边缘地位，不了解内情，只能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公开场面。这个小小范围的运动是这样的波澜起伏，如果让真正策划此事的人写来，一定会比小说还好看吧。但那些人是决不会写的，所以我不得不越俎代庖写一写，目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医一医一些人的健忘症罢了。

（摘自尹慧珉：《清查五一六运动》作者说明：此文全部纪实，绝无一人一事之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