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五、清查五·一六

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五、清查五·一六 （二）  

第四阶段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二十日，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现在是“左”的右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面大了一些。

谢静宜同志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一九七二年四月，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围困中南海，参加有的有四千多个组织20多万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不过30几个人。又如火烧英代办处，参加的一万七千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不过十几个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

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ALl-ROUND CIVIL WAR。 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二、各地清查五一六的一些情况

一九六七年，中央农林系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革”开始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立即成立农林口文革小组，秦化龙奉命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统一负责领导农林口的“文革”运动。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时，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以纪念为名成立“五一六兵团”    

在５月１６日那天，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利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那些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言还要求“应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周恩来，但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居然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我们十分恼火，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批判。同时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头头谈话，严厉责备他们不顾大局，无事生非，给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运动添乱，制造麻烦。    

好在他们人数极少，年纪轻，思想转变快。受批判谴责后，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五一六兵团”，并停止一切活动。

“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虽然短命，只有一天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无穷灾难。

１９６７年９月，康生、江青、谢富治在红卫兵会议上宣布：秦化龙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台”。于是，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从此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接着农林口各部开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在漫长的清查过程中，不仅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被作为“五一六黑后台”长期关进秦城监狱，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梁步庭、杨煜，农政副主任王振扬，林业部政治部主任吕清，农业部副部长吴振等大批高级干部，统统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农垦部部长王震也被列入“五一六黑后台”的黑名单。   

我是秦化龙的秘书，又是同他一起从上海警备区调进北京的，因此，被划为秦化龙的“亲信”和“五一六重要骨干”，长期遭到关押并经受专案审查。

１９６９年９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开展斗、批、改。    

不久，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很快就按照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我们这些保秦化龙的干部，立刻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骨干，实行专政，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罪行。    

为了大造声势，发动群众，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高潮，１９７０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特地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我，分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    

随后，“五一六”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我们，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一次，竟对我连续进行三天三夜７２小时残酷审讯。幸亏当时我年轻，身体好，意志坚强，终于挺过了磨难。   

 由于清查“五一六”扩大化，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和农垦部、农业部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有的干部吓得逃离干校。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１９７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制止逼供信，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和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的清查运动，不但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深挖”扩大。    

那时，农林口干校到处张贴“坚决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标语。周围农民搞不清楚，他们好奇地问：“你们干校只有２００多人，怎么会有５１６个反革命分子？！”原来他们把“五一六”当成数字理解，并没有当成“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理解，令人啼笑皆非。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你们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

后来，原有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自杀。“五一六反革命”案真相大白，它完全是阶级斗争虚构的冤假错案。    

１９７１年林彪集团垮台，农林口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摇身一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好汉，他们继续对我们进行审查。不过方式有所改变，不再是残酷斗争审讯，而是改为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天天让我们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他们退而指点“迷津”：“既然没有‘五一六’组织，那就交代‘五一六’思想吧！”    

１９７４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５年多的我们，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但“五一六”问题并没有宣布结束审查，要我们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秦化龙依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吴文平也依然关押在湖北沙洋监狱里。  

后来，政治形势开始有所变化，我们也不甘心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五一六”，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有一次，我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一起去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我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调离上海警备区后，刘传新调到南京军区任某军政治委员。“文革”期间，他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过去，我们都十分熟悉，他进京后与我们也有过接触交往。    

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我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他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我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五一六”的信息。谁知他眉头紧锁，苦恼地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五一六’，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接着，刘传新伤感地对我们诉说：“我在这里抓‘五一六’，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做‘五一六’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五一六’，我也说不清！”    

刘传新是奉命进京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使命的军政治委员，又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居然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五一六”问题。    

时隔不久，刘传新自杀了。同样，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选择了自杀之路。    

后来，我们单位当初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捕的吴文平等人也出狱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分配了工作。    

在这之前，胡耀邦曾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秦化龙问题，作出结论指出“把秦化龙同志作为叛徒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因秦化龙在狱中受迫害致残，已经丧失工作能力，中央特地任命他当顾问。

农林口其他被诬陷为“五一六后台”的梁步庭、吕清、王振扬、吴振等人，也统统恢复名誉，相继分配了工作。至于农林口司局和处以下干部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数更多，也都分配了工作。    

（摘自许人俊《我所经历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党史博览》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一九七0年，粮食部干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十年浩劫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部是这场劫难的重灾区。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制造了一个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下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的“五一六”阴谋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冤、假、错案。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１０级）、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１０级）被打成“黑顾问”。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１２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１２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七人被打成“黑参谋”。我（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被打“集团”第五号人物。部内约７８０人中，约１２０人被打成“五一六”。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　灾难起因

    １９６７年９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樊省轩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９月２０日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两派组织议定，各选派６人组成大联委执行机构服务组。朱、廖是４个服务组召集人（每派两人）中的两个。我是１２名服务组成员之一。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派性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樊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展到支一派、压一派。我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我们只得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结果，多数转回到他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我们，通过群众的口说我们写了八封信，告军代表的状，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我们检讨。我们拒作检讨。这使军代表感到背后有人支持，认为阶级斗争复杂、

敌人隐藏很深。

    １９６９年８月，国务院决定粮食部和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先合署办公。９月，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军代表翟梦僧率领７００余人到河北省固安县永定河畔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运动的重心移到那里。我是到干校的一员。１９７０年１月，樊得知要开展清查“五一六”的活动，“五一六”的攻击矛头之一就是解放军，反对军代表还不是“五一六”活动吗？１月１８日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林彪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均未说明出处）樊省轩在会上声称：“‘五—六’的魔爪伸向了粮食部，朱相远、殷嵩义有问题，给他们办学习班”，要他们交代，将他们隔离审查。殷是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安陆所的技术员。他也是部大联委１２名服务组成员之一。１９６６年“文革”初起时，部党组决定粮科院在京外的五个研究所人员进京参加运动，朱、殷遂来到北京。１９６８年２月，军代表说国务院指示，五个所回原地“抓革命ｉ促生产”，朱、殷跟所里人员一起回到原地。樊发动清查时，又把朱、殷揪回北京。动员大会以后，樊省轩到固安五七干校坐镇指挥清查。２月５日决定给我办“学习班”，隔离审查。

    ◇　生不如死

    审查我的专案组有５个人，组长是原市镇供应司的办事员（粮食部大批人员下放时，原司局建制撤销，仿军队建制设连、班，这个人时任一个连的副指导员）。

见面坐定以后，他领读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语录，然后宣布纪律：

不许随便走出房间，去厕所要请假，经允许后，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买饭，

由“学习班”的人代办；不许和外界联系。为了保证安全，要我解下腰带、鞋带，

交出刮脸刀。搜走了我所带的东西，片纸未留。与此同时，派人到我妻子单位，要那里出人到我家里搜查。３月１３日，组长领读完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清查的语录后说：“军代表把问题的底和政策的底交给你：交代你的‘五一六’关系，交代的彻底，可以回到群众中去。”我一再申明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和“五一六”没有关系。专案组说我不老实，开始体罚，要我到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不准直腰。５月下旬的一天，组长拿了几页纸，让我看第一页第一行，是“认罪书”几个字。又让我看末尾，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几个字。我如入五里雾中。这是军代表眼中粮食部“集团”的重要人物的字迹。我表示：我不知道他是“五一六”，我和他没有“五一六”关系。我不是“五一六”。组长说我冥顽不灵，“再不交代就要给你改善待遇了！”６月上旬，我被转移到离生活区２００米以外的一所房子里。房内有两间屋。我住小屋，１０平方米左右，窗户用木板钉死。糊得严严的。与大屋相隔的隔壁上有一块玻璃，二尺见方，也从外边糊死。靠下方留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活动纸片，用手掀开，便可看到屋内的一切。这是个ｔ望孔。室内放一痰盂，供大小便用。一天给一暖瓶热水，供饮用、洗脸、漱口。每天拂晓，准我出屋一次，倒屎尿，接一脸盆凉水。专案组的人住隔壁大屋，２０平方米左右。搬来当天，组长就来了个下马威，抡开膀臂，一连打我五六十个耳光，问：“厉害不厉害？”“不交代有你好受的！”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除组长动手外，还有一个组员帮打（以下称“帮手”）。除拳打脚踢外，还用木棍子、木板子、门上的弹簧弓子、捅炉子的铁钩子打。除他们两人打以外，隔几天还从连里找四五个人来。打两三个小时后扬长而去。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室内没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后冻成冰棒。这样的冷天，把我的棉衣裤扒下来，剩下贴身衣服打。把我的胯部以下至脚踝，打得由青变紫、变黑，像焦炭一样，两个多月没法迈步，走路得慢慢蹭。组长用铁炉钩子打我的手，打一下问一句：“说不说？”打得手指手背青肿，无法握拳，拿不住东西。最不能容忍的是骂：骂爹、骂妈，骂爷爷、骂奶奶，骂祖宗，骂八辈祖宗！头发长了，不准理发；胡子长了，不准刮脸。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我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没有人样，生不如死。我多次想死，但死了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妻子、孩子是反革命家属，我死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