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年3月24日、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1967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一九七0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后来又利用了48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纪登奎李先念关于卫生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精神 纪登奎讲话： 最近抓了一下卫生部的工作，前阶段抓“五·一六”运动从三到六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些单位有点扩大化，搞逼、供、信。中央发了3.27通知后，有所改变，通知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犯了一风吹的毛病，最近总理、康老有指示，抓“五·一六”要抓紧，总理讲重罪行，重证据，把问题搞清楚，但最近外交部传出不要组织，组织不组织是次要的，说总理讲的，总理没讲。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关于“五·一六”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 “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４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1971.02.08；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吴德黄作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汇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时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007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200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神经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的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20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0”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混水摸鱼。 2.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他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是“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组织方面的情况。 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 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 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史、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贼。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心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