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五、清查五·一六

公元一九七0年的冬天，深挖“5.16”反革命

 上午九点过后，吃官饭的人上班了。照例铁门上的“将军锁”一响，小监房的门被拉开。看守俞天杰，尖削的头脸，狼嚎般的一声：“‘013’出来。”陆渭文凝视一下对方，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监房，走进审讯室，在靠墙的提审桌上坐着三个提审员，桌上摊着记录用的材料纸，旁边放着“宗卷”袋。为首的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及张×，另一个是手中拿笔的记录员。徐世忠中短身材、是个老公安人员，他在当时几乎所有“公、检、法”干部在深受迫害时，却表现得异常活跃的整群众的得力干将，他坐在用群众血肉堆垫起来的官位上。徐、张两人靠办“陆、匡反革命集团”及“余党”的案整整混了十年。在这场“浩劫”中发挥了他们特有的才干。徐世忠面对着坐在小木凳上的“阶下囚”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70年20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徐世忠的脸上收起了“笑容”用一个“死”字来胁迫对方交代问题。

 陆渭文默默地静听他说话的分量，看着他一忽儿轻，一忽儿重的说话腔调，没有回答。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在“死”的威胁下，心中正在默读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小说《不死的王孝和》中的词句，：“我对着死亡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再笑声中动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心想文革以来，已经有多少群众被你们的“群众专政”而死于非命，难道别人可以***，我陆某人就不能***吗？顶多了不起被你们“五花大绑”“嗡”的一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陆伟文依然默不作声，两眼凝视着对方。

 徐世忠的言语中继续加重份量：“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文性格倔强，听到这里再也沉不住气了，不冷不热的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回答到此。但身处囚室的陆渭文此时此刻毕竟还没有胆量正面抗诉“革委会”做了许多坏事。张春桥眼前还是“红人”，虽然陆渭文在文革中对张春桥在上海以“左派”自居，血腥镇压无辜群众的罪行，曾含沙射影地骂过他，但眼前对此只能把仇恨埋在心中。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陆、匡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匡建中，此时也被关押在监狱的06号小监房内。一日三次，日夜审讯，逼他承认和交代“5.16”组织及“罪行”。此时才20岁出头的匡建中，身材瘦削、却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他也没有承认参加“5.16”组织，更没有交代所谓“5.16”的罪行。他蔑视这些专案人员，心中明白，目前此地已无理可讲，有机会话，一定逃跑，去北京告状。有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据说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共青团团藉，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事后，他大概向他的领导问了情况，估计他的领导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一九七0年初冬的一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了他的警卫班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70年20号文件--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许世友登上主席台，咬牙切齿振臂跳脚地呼喊，“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传达中央文件中非常明朗地夹带了个人恩怨的报复心理。许世友身为军区司令员，党政军财文大权一手在握，一声令下，在江苏全省范围内64万人受审查，血肉飞扬，尸横遍地，有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血，孤子泪“撒向人间都是怨”，

（摘自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

一九七一年，江苏省滨海县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1年1月3日，马金山（原无锡市一中“红代会”负责人，无锡市“革委会”委员）被无锡市清查“5.16”专案组来汽车在一通翻箱倒柜后，卷着生活必需品，替换衣服，铺盖等押回无锡审查。

    同一天，被押回无锡审查的还有耳朵被拉到萎缩，去上海几次整容也不能恢复的高级干部张履冰。

    1月4日，滨海棉织厂革委会主任闻怀龙，找我谈话，宣布撤去我厂革会政工组政治干事职务，下放织造车间劳动。春节前夕，厂革会宣布取消我探亲假，不得回锡探亲，不得擅离工厂。（王协昌在“深挖‘5.16’”运动中被“审查”四年零四个月）

    1971年3月，由浙江调来的独立师进驻滨海县城，全力以赴开展了清查“5.16”行动。顷刻之间，滨海县象翻烧饼一样，凡与南京“好派”同观点的那派头头，不管原先担任什么职务，统统被“学习班”隔离审查，当时所谓“学习班”，就是大搞“逼、供、信”，逼迫承认自己是“5.16”反革命，逼迫承认同一派的都是“5.16”，棉织厂被列为清查“5.16”的重点单位，阵容强大的军宣队进驻，每天深夜，从滨海棉织厂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可以复盖隆隆的布机声。

    穷山恶水的滨海县，称得上是“庙小阴风大，水浅王八多”光“5.16”由六大系列，

一是北京蒯大富，蒯氏滨海振东公社人，从滨海县中学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文革中成了全国出名的学生造反司令。

二是上海的顾正红，顾正红烈士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早在20年代的“五、三十”惨案中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英勇牺牲，滨海正红公社就是烈士的故乡。顾正红烈士的侄儿是滨海糖果厂的造反派头头，在清查“5.16”时被迫害致死。

三是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的所谓的滨海“爪牙”，是清查的重点。

四是盐城的董加耕，他高中毕业放弃考大学，毅然回乡务农，成为“革命的傻子，由毛主席请他吃过饭的，全国下乡知青的楷模。

五是进口“5.16”，专指下放滨海务农的无锡，苏州，两市的学生，干部，城镇居民中的“5.16”。

六是土生土长的“5.16”，即所谓与北京，上海，南京，盐城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滨海自己出产的“5.16”分子。

滨海县的清查“5.16”真可谓是“史无前例”，一些丧失了理智的“野兽”，从法西斯的阴魂那里搬来了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刑罚，不知羞耻地称为“棍棒底下的材料”，为了达到“半夜三更出成果”创造了假枪毙。半夜三更突然将“顽固不化”的“5.16”分子从隔离审讯室提出来，五花大绑，押往阴森的乱坟堆，在坟墓的空间，强迫“5.16”分子蹲下，用步枪顶着脑壳，“最后一次给你‘五分钟的’坦白从宽的机会”。指挥者在数着：“五、四、三、二、一预备……”将人折磨到精神失常。

在滨海县城东饮镇，最热闹的新建桥堍，人们看到这样一幕：十八寡妇披麻戴孝，扶老携幼，拿着死去丈夫血渍斑斑的血衣，等遗物，排成长队，求助社会各界募捐。十八寡妇凑到了路费后，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这字字血，声声泪震惊了中南海。

顾正红烈士的侄儿被打死，一时间，滨海县城东饮镇传出了“上海工人阶级愤怒了”顾正红烈士的战友将率领数万工人来滨海等马路消息，年迈的顾正红烈士的母亲亲率子子孙孙大闹滨海县革会，随同来的有党的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人民教师等等，迫于强大的压力，促使省革会的二把手吴大胜副主任赶来处理此事。

（摘自原是一中学生王协昌的回忆录）

三、几点看法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拖延的时间很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开始，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基本结束。有的地方、单位一直拖到一九七四、七五年才结束。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发现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组织，专门进行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中央文革遣责了这种错误行为。八、九、十月，这个集团进一步进行炮打周恩来的活动，毛泽东公开揭露这种个小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号召青年学生起来与之进行斗争。这个组织的少数头头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除个别人外，多数随即释放。这一段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如中央农林系统，有扩大化的倾向，把秦化龙等看作是五一六的黑后台。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五一六的专案小组。开始把五一六集团与“王关戚”问题挂钩，使两者的问题性质都发生了变化。

一九六九年六月，毛泽东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个教师的来信：派驻该院的海军宣传队支持极左派。毛泽东批示：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就开始发动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说“五·一六”的后台就是王、关、戚。

一九六九年八月，江青说：“五·一六”的后台是杨、傅、余、王、关、戚。“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搞掉。

由此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的活动。

当时北京市有—部分单位提出：“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五·一六”）有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说：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一方面指出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现在，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此后几个月，清查工作暂时停顿了一下。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一九七0年十一月，周恩来多次讲话强调指出；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又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

此后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相结合，重点在查阴谋活动，而不在于五一六这个组织。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叫林彪。

历史证明：一九六九年以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大方向搞错了。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 “围困中南海”、 “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肖华、“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当时，叶剑英在没有搞清问题实质的时候说：“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邓小平也说：清查五一六是全国最大的冤案。七六年十月以后，当他们搞清问题真相以后，就再不说这个话了。

一九六九年以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第一，这次运动受打击的干部和群众，人数众多，伤害严重。不仅在政治上戴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受反复批斗、长期关押，而且身体也遭受各种摧残。

第二，这次运动受打击的的主要对象是革命造反派，特别是各级骨干分子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这就使得拥护、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和社会基础遭受到严重摧毁，以至一九七六年左派领导人遭到复辟派镇压时，得不到有力的群众支持。

第三，这次运动依靠的主要对象是参加各级革委会的一部分部队支左人员以及立场没有真正转变的原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还有基层的原保守势力的骨干分子。他们不仅聚集了力量，而且升迁了地位。为一九七六年的政变复辟准备了条件。

一九六九年以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指导思想而言，也有各种不同情况：

毛泽东对打着造反旗号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他不容许有人否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存在，也不容许有人对搞出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一风吹。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人数很少、范围很小，早已查清楚了，不要乱挖，不要搞扩大化；一些地方之所以搞扩大化，是因为有人搞政治报复。对王关戚，认为他们犯有极左错误，经他批准对他们进行隔离反省，仍然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周恩来在对待五一六的问题上，总的来说，他更多地是强调要深挖，一九六八年以后，把王关戚与五一六联系起来，看作是五一六的黑后台。一九六九年，又把肖华、杨余傅看作是五一六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后不久这几个人都平反了）；一九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又把陈伯达看作是五一六的黑后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以后，就把林彪看作是极左派、五一六集团的总后台了。而且强调五一六在北京有大系统小系统、强调全国都有、强调重罪行不重组织。而这种所谓罪行，又可以由各地自行规定，由此造成全国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名义下，围剿革命派，是文革中期的一个重大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造成的实际危害，远远大于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抓“右派”、二月逆流中叶剑英支持一些军区镇压“反革命”。

吴德在一九七0年九月以后成为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的组长，又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他在北京市列出了十五个重大反革命事件，如围困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成为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样板。他领导下的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办公室主管中央各部委办的清查工作。（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一九七六年后不久就自杀了）

中央各部委的清理五一六工作，直接由军委办事组派出的军宣队领导，成为重灾区。

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以及各省革委会主任，如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武汉军区的曾思玉，他们的指导思想，对相关省的清查五一六工作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扩大化，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这与许世友对造反派的报复心理有关。

江青在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她在党中央机构、国务院机构中没有担任其他具体职务，政治局也没有分配她主管清查五一六方面的工作，因此，她除了一九六九年八月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要清查五一六的意见外，再没有其他的活动。

2009年6月8日初稿

2011年12月28日修改

2013年10月2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