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开始，有关当局就毫不遮掩的采用依靠一派（九二）打一派（革派联总）方针。可是现在别说是“挖地三尺”，就是挖地三丈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为了摆脱长期定不了一个案的被动局面，也是为了堵住社会舆论，显示自已“没有派性”、“公正无私”，王晏等权要又开始寻找新的“矿脉”以持续其“深挖”事业。因为一旦停止这个“深挖”大工程，他们自己就笈笈可危了！于是他们又放出风来，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云云。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查对像；次日天一亮，惊恐疲惫不堪的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周而复始，当上了个“阴阳人”。 王晏等人为了继续“深挖”的需要，也因为一些权力分配上难以抹平的矛盾，开始对和他们数年来“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也下起手来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在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也曾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先生，也因他是“九二高参团”成员之嫌被列入了待查的黑名单。 这场“窝里斗”的闹剧，也波及到一些中层和基层。或是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或是为了“出新成绩”、或是为了免于被动挨打来个“先下手为强”，那些原先一同起劲“深挖”的人们，也互相间下起了手。笔者就遇到过这种怪事。笔者被隔离审查一年有余之后，有一天，领着小分队全程对我“加温”的厂革会副主任有事外出。难得见到的厂革会一把手忽然来到囚禁我的小屋，先讲了一番“运动要向更纵深发展”的大道理，然后就露骨地要我提供那位副主任的材料。一把手走后没多久，那位副主任回来，得知此事，一面告诉我“千万不要胡说啊！”，一面大事发泄对一把手的不满。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不利于他的话，当天晚饭居然吃到了一小碗久违了的红烧肉……，如是情况，事后知道不少单位都发生过。 由于全国和江苏省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王晏等权要人物这个“纵深更纵深”的“深挖”还没展开来就陷于停顿。否则无锡市六十五万人，不论男女老少军民文武，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一个不漏”地“深挖”殆尽了。！ 少数权要人物拼命“深挖再深挖”的后果，一方面是残害了广大市民，引起了无法遏制的公愤，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级“专案办”“小分队”不少人的质疑。特别是王晏等人的手开始触及本是作为“深挖运动”基本力量的原“九二”一派人员时，那些把持上上下下“党、政、财、文”大权的人，或是恍悟到这场“挖地三尺”大闹剧的荒谬，或是深深的危机感所致，也对王晏等人切齿痛恨起来。这实际上动摇了王晏等人不可一世“坚如磐石”的权势基础，等于王晏等人在自己屁股下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在这场大浩劫中各级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出自一个公民正直的良心，站起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抵制。他们有的暗中给受刑致伤致病的“五一六”送来药品；有的偷偷地给被罚挨饿的审查对像塞上几个馒头烧饼；有的被派搞定案工作的总以“不合规范，不合标准”等原因拒绝按权要们的尺寸来“定案”；有的给审查对象家属暗通消息。更有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极其曲折的渠道向中央反映实情。这些人有干部、有工人也有现役军人。其中最勇敢也最令人惋惜的是崇安区一家小小区属企业“振华染厂”的一位姓顾的青年工人（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原是驻青岛某部的战士，在“一打三反”时复员回无锡。因政治条件好，当然被当作骨干。因为他公开斥责学习班中严重的行刑逼供手段，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最后把这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逼疯了，断送了他一生的幸福。类似发生在专案组和小分队里的法西斯式的“内部整顿”并非只此一桩。 七三年底到七四年初。当时“深挖”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少数权要人物还要强自镇定加强控制。他们为“誊出牢房换新囚”，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查对像以各种名目放出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查”；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区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是权要们越怕这个“新动向”，“新动向”就越来越多。随你在车站码头要津明岗暗哨严密盘查，但一个又一个“五一六”逃出了天罗地网，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央送状子。其中尤以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的出逃，更具传奇色彩。这个连走路都很困难的老汉居然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成功地演出了一场《胜利大逃亡》。这事令王晏气极败坏七窍生烟！他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 “……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跷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是给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除了本市的市民，外地人也有向中央或各自所在部门反映无锡市“挖地三尺”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种种恶行。例如外省某部的一位军官，出差到无锡，正好看见青年工人孙金生已被殴打得奄奄一息了，小分队员们还不肯住手。这位军官好言劝阻，反遭到围攻和非法扣押，这位军官毫无惧色义正严辞继续指责他们的行为，终因其是军人身份，又系外省驻军，只能放走了事。这位军官回去后立即通过军队系统上报此事，并在两年后政策复查时为此事作证。他维护了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他的事迹在百姓中普遍传颂。可惜事过三十年了，他的姓名己记不起来了。 到了一九七四年初，这个笼罩在无锡上空的大铁盖再也捂不住了。小小的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门勇敢地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这下子不谛是在无锡上空响起了一声炸雷！权要们慌了手脚，王晏等人急忙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诸如什么“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而且要各级组织“……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可是这股怒火万丈的“翻案风”再也压不下去了…… （四）一风吹去是和非 正当权要人物拚命东堵西补为已陷入绝地的“挖地三尺”打强心针的时候，一向被王晏视为得力可靠的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这是王晏等人始料不及的“奇兵突袭”。因为这些政工宣传一条线的秀才们，既不是受尽折磨的审查对像，也不是那些为了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如今已反目成仇的昔日“亲密战友”，而是为了公民的良心站起来公开向王晏等人叫板的“半腰里杀出来的程咬金”。权要们心里的惊恐仓惶已不可名状。他们一方面密商对策，派人到邻近城市去打探形势；一方面竭力上下统一口径，还想修理已分崩离析的“心理防线”。可是如今整个城市都站起来向他宣战了。就是一些原本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起劲“深挖”的人，眼见大势已去，当然不肯当他们的政治陪葬品。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少数权要情急之下又干出了一件大蠢事一一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可是破坏重要档案的大事啊！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全市一片欢呼声起。 几乎就在同时，“挖地三尺”的受害者们在越来越大的声讨揭发的基础上，自发地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此刻不叫深挖叫清查显得文绉绉了），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虽然尚有许多问题令群众困惑不满，但群众还是接受了这个并不太满意的答复。谁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仍在市委掌握大权的一些人，因为过去和王晏、张文治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纠葛葛，在“挖地三尺”中更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如果对“挖地三尺”问题进一步清算下去，全部真象一旦水落石出，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也要垮台。为此，必须压下群众这股势头。他们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也没有任何可资作为依据的定案材料，“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笔者按：陆、匡二人早在一九六九年底就以所谓“分裂市革会、阴谋暴动”的罪名被关押迄今。在“深挖五一六”时又是“夏季阴谋”的顶尖“要犯”。在“深挖”中以与陆、匡有染而被株连的人数以万计。在市委和市革会内的某些“王晏后时期”的新权要人物，以为只要把陆、匡二人揪在手中，就等于在市民头上重新祭起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群众对此提出质问，市委一名常委连哄带吓地“解释”，以下就是当时对话的内容：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云云，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让群众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王晏后时期”的市委里，还游荡着王晏“挖地三尺”的影子，要靠恩赐得到平反只是一场春梦，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新一波揭露“挖地三尺”种种罪行的高潮又兴起了。这些血泪控诉更激发了市民的愤慨，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的惨状……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恶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子……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xxx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翻“踩杠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xx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笔者哥哥），自七一年一月先我两个月被关进“学习班”，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被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於喷血身亡。后来连骨灰也被有关当局扔到不知何处。此事令我母亲终生痛苦至死不能释然。尸骨不知去向者远非这一桩…… …陆渭文的妻子张xx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古运何…… 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xx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消遥派”。只因不肯违规替某些掌权者胡乱报销，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亡…… 农民蒋xx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 笔者当年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曾调查过数十位死难者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笔者原记录的一包资料已不知去向，这是我终生大憾！ 除了死难者的种种惨状外，生还者伤痕累累病痛缠身的不堪遭遇，更是不胜枚举！有而因儿女亲人身陷“学习班”气竭而死的老人，有因配偶被“深挖”本人又被强迫“划清界线”不得不离异者，诸类家破人亡的事更是如恒河沙数…… 例如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笔者七四年底去看他时，只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玑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钤医生已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良知被颠倒错位的事太多太多了……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 当群众的揭发越来越旺的时候，市委和市革会掌实权的人，也在那里层层设防。他们一方面在大小会议上公开宣称什么“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对全市广大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认真平反的呼声，则推诿说“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社会上也放出一股阴风，说什么“……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当然他们也在基层装模作样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xxx同志进行审查，现己核查清楚xxx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什么“……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这样的“落实政策”，分明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五一八。搞了你还是不错的！”。正当无锡市有关当局以“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等强词夺理的“道理”来坚守“挖地三尺”的生命线时，市民们也以更深入的调查揭露并上书中央，来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决。在此期间我和沈静园教授又知道了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查对象。如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又如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如此兽行，一般受害者都羞於启齿。我们核实到的三件都是其丈夫或父母口述。鉴于对社会习俗压力的惧怕，基本上都不敢公开揭露。故而那些禽兽都能逃脱法网。其中只有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竞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此刻，由于民愤太大，市委才拿出了一幅“比王晏公正无私”的面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笔者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这个六年徒刑还是用“内判”代替公判。显然是“三娘教子”式的“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般的处分。 沈静园教授和我曾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那次谈话我在近三十年后记忆犹新。下面就是那次谈话的情况， 问：“x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 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这句话令我和沈教授不胜惊讶。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那是最过硬的合法依据，x书记尽可理直气壮讲出来的。看到他一副窘迫之状，我们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x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这句话可能是触到x书记的痛处，他悖然大怒道， “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说毕他抛下一头雾水的我俩，拎起公文包悻悻而去。原来x书记是怕打手杀人犯绝了种，以后再搞什么“挖地四尺”、“挖地五尺”就缺少了“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可是他还是没说出《二十号文件》的子丑寅卯来龙去脉啊…… 当时市委为了避开在“挖地三尺”这个头痛又被动的局面，就以当时正在全国自上而下的“狠批克己复礼，批判林彪、孔老二反革命复辟”（批林批孔）为由，要大家“紧紧抓住大方向不动摇”、“更深入地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等人贯彻林彪修正主义的问题”。一大批按照当时所谓“权威写作组”口径的“大批判文章”冒出来了。群众对官方组织的言之无物的“高射炮”（即空对空）的“运动八股”十分反感。尤其是有些所谓的“揭批”大字报津津乐道一些“隐私”、“绯闻”，更引起普遍反感。“王晏后”市委中某些权要人物搞起的这个“紧抓大方向”把戏，却又开始越出了他们的既定方针。许多揭发“王晏资产阶圾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已开始触及到他们自身。而对“深挖五一六”问题的控诉声讨依然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他们还竭力用“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来拖延，拒绝为广大受害者平反。但是已没有多少人再听他们这一套了。 于是一夜间这些坚决“反对一风吹”的人忽然改了调，自己大搞起真正的一风吹来。各级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甚至有“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的正式规定。然后一阵风飘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x年x月x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谁要是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谁要是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铁帽子。笔者就多次受到这种恫吓。由于“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挖地三尺”，就此一夜间匆匆谢幕！ 至于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匡建中在一九七五年，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而陆渭文则在“四人帮”垮台后才被稀里胡涂的放出来，回到残破的家中，迎接他的是孤苦零丁的幼儿稚女和长年担惊受怕的姐姐……这大概就是“挖地三尺”的最后余响了…… （摘自孙维申著；《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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