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五、清查五·一六

第二阶段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中册

一九七0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

“……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一九七0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

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８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５月１６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第三阶段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0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11月1日、9日、18日、20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1970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一九七0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年3月24日、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1967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一九七0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后来又利用了48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纪登奎李先念关于卫生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精神

纪登奎讲话：

最近抓了一下卫生部的工作，前阶段抓“五·一六”运动从三到六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些单位有点扩大化，搞逼、供、信。中央发了3.27通知后，有所改变，通知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犯了一风吹的毛病，最近总理、康老有指示，抓“五·一六”要抓紧，总理讲重罪行，重证据，把问题搞清楚，但最近外交部传出不要组织，组织不组织是次要的，说总理讲的，总理没讲。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关于“五·一六”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

“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４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1971.02.08；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吴德黄作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汇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时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