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然使腐败增多、分配不公、社会不稳成为“老大难”，因此，只有遵循毛主席路线通过科学改革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题。前30年的历史就是证明。如果继续按补课(即搞一段资本主义)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私有制，从而为这些丑恶现象提供根本支撑，哪里还谈得上解决好这些问题呢？
由于邪改派(即主张走十八大所反对的“改旗易帜道路”者，包括补课派和西化派)敢于公开煽动补课和西化，是在于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恢复毛主席倡导的民众民主，才能真正保证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果继续按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使大官、大款、大腕牢牢占据人大、政协的绝大多数位置，即实质上实行精英民主或者说精英专政，哪里还谈得上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呢？
由于“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导致了把补课、西化也叫作改革这类天大的笑话，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恢复毛主席路线所要求的坚持“六条政治标准”，使改革以社会主义为纲，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改革真正成为科学改革。如果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补课、西化那一套，使改革变质为改道、改向（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哪里还谈得上促进科学改革呢？
由于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恢复毛主席领导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前30年的历史就是证明。如果继续按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按照《2030年的中国》所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进一步瓜分国有企业，使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哪里还谈得上共同富裕呢？
由于庸俗发展观不能真正坚持以民为本而必然滑向精英为本，根源在于执行邪改路线也就是说在于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其它事业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如果继续按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遵循资本精英、西化精英的利益搞通过医疗、教育、住房的产业化改革造成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类坑害占总人口99％的平民百姓，而有利于1％精英的新三座大山之类邪路发展，哪里还谈得上真正的科学发展呢？
由于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本身就是革命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只要处于共产党存在包括它执政之后的时期，都仍然是革命党。因此，只有按照毛主席路线通过科学改革把继续革命作为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使命，才能从根本上搞好党的建设。如果按照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继续遵循1％人的愿望通过强调共产党已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来告别革命，并且错误地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派一概叫作“左”，相反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实质上这是身在右中不知右，哪里还谈得上搞好党的建设呢？
由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党和政府最起码的职责，是取信于民最起码的条件，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坚持好毛主席路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才敢于把帝国主义看作纸老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如果继续按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继续用热脸硬贴人家的冷屁股，极力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在洋主子面前表哀肠甘愿作人家的小老婆，哪里还谈得上真正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呢？
总之，只要结合新情况执行好毛主席路线，便能决定我们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夺取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要 广 泛 采 纳 有 益 对 策 建 议
这方面的建议已有很多，例如：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今后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工作：一是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经济的主体作用；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在减消对微观经济不必要的干预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和计划导向能力；三是着力改善民生，逐步解决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建言》，7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林岗指出：“不能把当前中国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市场化不够，而是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甚至某些领域还存在过度市场化问题需要纠正。如市场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严厉执法、加大监管，调节收入分配，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环球时报，2013年8月4 日）
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及曹雷认为：“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要克服的重要矛盾与风险就是：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克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的负面影响，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行的危害。……具体说来，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生产力和交换力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科技、品牌和服务的自主创新；体现在生产力源泉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所需的资源、环境和人才；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制为主导的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国民财富的储存和分配要有利于国内劳动人民；体现在对外经济依存度层面，主要是适当控制外贸、外资、外产、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汇的储备度。”（乌有日刊，2013年8月9日）
夏小林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直面财富分配状况和劳资关系这两大基础性问题。那种国企私有化的主张则只能是适得其反。在组织上要提高统筹解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谋划、决策层次。由党中央统筹制定指导性文件，其它各方按分工制定实施方案。”（管理学刊，2013年7月30日）
卢麒元说：“激活存量货币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决使用税收手段。必须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了。……必须进行财产重新登记，这相当于公布财产，这就是反腐败。要将房地产年复式增殖水平控制在3%以下。如果征收8级超额累进物业税，收高额房地产投资所得税，房地产年复式增殖率控制在3%是毫无问题的。这就能将资本从房地产中迫出，大大加速资金周转效率(解决V的问题)，其他行业才能恢复正常发展。”（新浪微博，2013年6月24日）
经济学家李树泉认为：“当务之急是倡导班柯(一种超主权的统一的世界外汇货币)代替美元，终结美元霸权，逃出美元白条陷阱，通过法律程序，开征35％的托宾税(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 ，把热钱困住，关门打狗。修改银行法，夺回货币发行权，用主权财富基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造福中国人民。深化国企改革，从雇佣劳动桎梏下解放工人阶级，重建自主联合劳动基本经济制度，给下岗工人评反，给农民工落实政策，同工同酬同待遇，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造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死与共的阶级。”(《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的几点意见》，2页)
著名学者孙锡良强调：“我们天天谈论惠民生，而真正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还没有一项触及到这些核心问题，要触及也还是晴蜓点水一带而过。政策的着眼点还是做蛋糕，至于这些蛋糕是供哪个群体吃并不明确。今天的中国，真正的惠民生不是快，而是公平合理。否则，蛋糕无论做多大，最终还是要出现社会危机。真的出大问题了，想做蛋糕恐怕也做不成。”
（本人博客，2013年7月31日）
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指出：“改革必须遏止地方政府公司化”（乌有日刊，2013年8月13日）。这就是说，要改革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公司化竞争。房地产泡沫很大程度上和地方政府负债来催动金融与地产结合的“GDP竞争”有关。市场的恶性竞争就是完全把政府当成一个公司主体，这样恶性竞争产生的风险就会更大，但这个风险各级地方政府不会承担而都交给中央承担。不改革这种体制，便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弱，经济无政府主义更加严重。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写道：“不难理解，一个国有企业，想要形成和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如果没有行政权力机关和相关的法律、条令的支持与干预是很难想象的，或根本不可能。例如矿藏资源，如果没有国家法令规定为国有，并由国有企业去开采经营，而相反地任由私人开采，势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与不公平的局面。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一定的国企垄断或‘行政垄断’是完全必要的。因此，企图在反对‘行政垄断’的名义下来贬损和反对国企垄断的主张是不可取的。”（乌有日刊，2013年8月30日 ）
青年经济学家杨斌说：“中国应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视为鼓励公众参政议政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机会，应探索发挥公有制优势建立全民股代表直接参加监督管理的途径，改进公众对垄断性、公益性国企感到不满的任何问题，包括服务质量、红利分配、官僚主义、高管的特权待遇等等。这样不仅能让群众感到可以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还能亲身参与解决问题，建立‘民众点菜’的实惠民主。”（乌有之乡，2013年9月10 日）
大于网友认为：“实行‘五大福利’是最实在的群众路线。这些福利指的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分配住房，统一安排工作和养老制度。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拥护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干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实行这些福利是分不开的。”（强国论坛，2013年7月30日）
著名农学家蒋高明提出：“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就是恢复村集体，农民能够有自己的组织。……村集体消解之后，首先，村里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卫生也就无人负责和管理了，村庄的环境恶化也就成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其次，村里的集体意识淡漠或者说被破坏了，传统农村是宗族式的，村人之间有着互助互帮的集体意识，现在这种意识几乎没有了，很多事情都商业化了，这其实是破坏了乡村适宜的人文传统；再者，农民无法形成有效力的农协组织去参与市场竞争，农民在市场面前是弱势的，必须有自己的农协组织，才能与资本分利，有了合理的收入，农民才会留在乡村，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绿叶，2013年7月30日）
北京市农研所原所长张文茂说：“真正的要害在于谁主导城镇化。城镇化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以农民为主体。我们恰恰要反对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要研究和培育集体经济，特别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就是想办法加强乡镇的统筹功能，绝不能像某些自由化的学者所说，乡镇功能还得进一步弱化，共产党要从基层退出。加快发展镇域经济，包括在产业布局上，都不要集中到特大城市里来，要在县城和重点镇有计划地布置产业，这样才能更多的在本土吸纳农业转移的劳动力和人口。”（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4月2日）
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说：“目前要警惕以城镇化为突破口变相搞私有化。现在一些人提出经济主体经营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土地制度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的变相说法。以前一些人试图搞土地私有化，但是没有撼动，这次是以城镇化的形式乘机搞私有化。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都是作为综合配套措施来准备的，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同上）
秦的网友认为：“要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农村城镇化的前提。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它和集体化并不矛盾。中国现在有八千个左右村子搞集体化，它们本身就是城镇化。比如南街村、华西村，是不是个小城镇，是不是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河北省的周村人民公社更是这样。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的光辉灿烂前景在于农村的社队企业。这是因为它既搞工业又搞农业还搞农产品深加工，形成了产业化，使城镇化有了多方面的条件。“三农”问题的核心是集体化，有了这个，才能真正解决好有人办事、有钱办事的问题。有人办事，是指有一个好支部、好带头人为老百姓办事；有钱办事，是指一个村子有自己的企业，就有钱更好地解决村里的福利、教育、医疗等问题。所以，应当根据毛主席当年强调的先集体化、后机械化，把集体化放在城镇化前面。实践证明，这才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同上）
著名囯际共运史专家周新城写道：“必须警惕和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两张皮的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强调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在具体安排实际的经济改革工作时，却往往按照新自由主义办事。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允许存在了。” (中华魂，2013年9月15日)
昆仑岩将军建议：“要正确处理权力行使与权力约束的关系。政府出台重要的经济政策、法规和改革举措，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和投资，国有资产、资源和财富的变更与处理等，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党的经济方针政策，并提经党委集体研究同意，提交人大专题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政府的用权行为，必须接受党和人民监督，接受司法机关监督和裁处。”（环球时报，2013年5月17日）
施坚持网友说：“反腐败动真格的，就要建立全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全国统一的不动产数据库。事实证明，不动产数据库是让腐败干部落马的格外有效的工具。现在科技发达，建立全国不动产数据库，应该不是难事。抓好这一项改革，将给那些把财富化为不动产的贪官以沉重打击。”（红歌会网，2013年7月25日）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现在有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甚至歪曲马恩原著。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并予以对照，戳穿他们歪曲篡改原著的真面貌。还要同学习党史、国史紧密结合起来，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办得更好。要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毛主席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谬论。” (红旗文稿，2013年9月17 日)
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少将朱和平最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文化阵地是国家的核心阵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丢失，就会丢了老本，政亡人息。”
人民解放军鹰派将领、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强调，要“限制国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政治新闻类网站;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全面清理和扫荡，夺回网络舆论的主导权。条件成熟时，也要建立中国的自己网络战部队，反击外部反华势力网络进攻”。(红歌会网2013年9月24日)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韩德强说：“中国今天有无数问题，但是，根源却在于我们一百多年来接受了西方的原子论思维方式，拜倒在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裙下，无政府主义泛滥，欲望放纵，家庭破碎解体，社会两极分化，人心一盘散沙。所以，我更关心思想文化上的正本清源，更关心把颠倒了的世界观、历史观、是非观端正过来。“（大学网，2013年8月18日）
《解放军报》强调：“我军向来不怕跟‘看得见的敌人’交手，今后也要学会跟‘看不见的敌人’过招。对于抹黑、诋毁、污蔑军队形象的，不仅要及时回应，还要适时反击，坚决与错误的意识形态、腐朽的思想文化做斗争。”(2013年9月6日)
《北京日报》最近的文章直接地点明了当前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的目的，那便是从思想上维稳，进而救亡图存，因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
马宾、李波、恽仁祥等2993位同志的《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挽救国家和民族》呼吁书，对七个重大问题提出了认识和建议：国家和民族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有高度忧患意识；改旗易帜的严重错误，是产生深重危机的根本原因；重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克服危机的关键；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继承发扬优良革命传统，积极开展反腐倡廉斗争；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国际统一战线。(红歌会网，2013年7月11日)
尽管这些论者各自具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他们的建议也不是十全十美，但只要我们本着只要你批评得对，我们就改正；你提的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意见办的原则正确对待，对于我们防止和渡过可能发生的大危机，都是大有好处的。
(四)要彻底驳倒西化派的宪政改革谬论
西化派所要照搬的美国多党制民主的特点和实质是什么呢？
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党专政制。由于长期进行残酷镇压、重金收卖、灌输洗脑等等，美国逐步形成了确保民主党和共和党牢牢掌握政权的格局。连美国前总统杜鲁门都承认：“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实质就是一党制”[乌有之乡网，2010年8月9日]。这就是说，二者同属资产阶级，只是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组成的“民主共和党”。
它实质上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资本决定制。就拿上次总统选举来说，“美国政治阵营今年在联邦政府选战的花费将达60亿美元”（参考消息，2012年11月2日）没有大财团的支持，谁能玩得起？并且，万一当选的人不符合大财团的要求，他们还会采取其他手段换人。如总统肯尼迪便因为想把大财团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夺回政府手中，被打碎了脑袋。可见，直选制只不过是资本决定制的遮羞布。
它的选举史实质上是制度性腐败的恶性发展史。近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美国国会议员艾伦说：“这将使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合法化、制度化”（转引自司马南《民主胡同40条》，307页）。但在美国这些是根本不算作腐败的。即使这样，它的腐败也非常严重，例如涉及500多亿美元的世界上最大贪腐诈骗案即麦道夫案，就发生在美国。就是说，真正实事求是地进行评定，实行多党竞选制的美国恰恰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可见，他们宣传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防止腐败，是个用心阴险的特大骗局。
它推行宪政改革实质上是策动“颜色革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美国发表过一篇以“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为核心内容的演讲，认为在苏联瓦解过程中，美国及英国情报部门“观念上斩首”的行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观念上斩首”，就是指用西方通过宪政改革即用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权观。
由此看来，假如真搞宪政改革，用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那一套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肯定会加重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等，直至导致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灾难在中国重演。根据西班牙《起义报》2010年7月3日提供的数据，拿2010年和剧变前相比，俄罗斯人均消费热量减少1/3，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的收入之比从4：1扩大到41：1。1988年的平均工资可以买1250公斤土豆，1992年只能买172公斤。俄罗斯的GDP有一半都是石油创造的，靠着疯狂采油，俄罗斯才维持了今天的经济。普京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筋疲力尽……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由于国情特殊，如果中国象苏联那样剧变，内乱、内战的局面要比苏联严重得多，造成上千万甚至上亿人的伤亡都有可能。到那时列强甚至一些小邻国都会乘虚而入来瓜分一块领土，我们美丽可爱的神州大地，都将成为新型殖民地或者敌占区；那时的人民大众，将成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标示的那种被殖民者或者叫“黄奴”。
红色网友引述了这样一段历史资料：“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第三个月，570多名中国妇女不堪凌辱选择了集体上吊。《日本邮报》在刊发这起案件时，引用了弗兰克•布林克利的一段描述：‘联军占领北京后，见人就杀，甚至以杀人取乐竞赛。法军将中国人追进死胡同，用机枪扫射十分钟，直到不留一个活口。英军把中国人赶成一堆，然后用炮轰毙。德军遇到中国人，一律格杀勿论。枪杀，刺死，绞刑，烧死，棍击，勒死，奸杀无所不用其极。北京街头到处都是砍下的人头，一些房屋里悬有首级和被枝解的尸体。’事实上，那570多名妇女选择上吊自杀是一种残忍的解脱，因为活着的人更为凄惨。西方联军讨伐队不仅在北京郊区血洗无数村镇，而且将男子一律虐杀，妇女先奸后杀，手段残忍无人能及。老人被洋兵当作刺杀活靶，开膛儿童的尸体随处可见，联军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兽性，有一个女子被强奸之后下体还被塞入一枚小金佛取乐，而另外一名联军为了得到这个小金佛便将其当街活剖。日本人有很多更令人发指的事纯粹是为了取乐。比如说在手术摘除中国受害者的胃和小肠，把食道和大肠直接连接，让该中国受害者不断地吃东西也只能眼睁睁地饿死;比如砍下中国受害者的手和脚，然后用手术把手接在小腿上，把脚接在手臂上，还用‘高明的医术’把它们接活一段时间;比如不进行任何麻醉，只是把中国受害者绑在手术台上就活体解剖，中国受害者越是痛苦地挣扎越是引起哄堂大笑;还比如把中国受害者的血液全部抽干，然后向他身躯里注入马的血液，史料称由此引起的剧烈的抽搐和痉挛‘连几个壮汉也压制不住’”。(本人博客，2013年9月24日)请稍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都认真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情境。我们马列毛派拼死也不能让这种灾难再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五)把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斗争的重点
之所以在党内资产阶级前面加上“官僚”二字，是强调中高级干部中的党内资产阶级或者叫邪改派特别危险。毛主席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传，1782页）这是指哪些人说的呢？主要是指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说的，因为越到基层，越到普通群众，赞成的人越多。人民中间来的人网友说：“资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无形的包括拥有的权力因而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走资前是官僚，之后是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毛主席的论断当然正确。成分表现论是历史与国情的现实划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验证。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划分，一种是经济属性上的划分。也就是说，在公有制占主体的历史过渡时期，成分表现论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以及自我革命)的一种历史必由。”(旗帜网，2013年9月15日)
高级干部中多数人反对文革，这一点从他们赞成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的全盘否定结论上可以看出来，从他们直到今天这场改革的七分错误即犯了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产生了两极分化、培植出新资产阶等路线错误明显呈现之后，对它仍旧表现出拥护的人不少，反对的人不多上，也不难看出来。
这些高级干部为什么演变成这个样子呢？毛主席作了如下分析：
“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历害。”再加上由于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而在潜规则中得到的种种好处，他们确实成了实质上不仅有特权而且特别富有的利益集团，所以比一般的资本家更历害。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这些人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革资产阶级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自然不愿过。正因为如此，他们必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这些人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要打天下、坐天下的，决不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而限制自己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他们提出“三个代表”，用以代表的“大款、大官、大腕”，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代表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对马列毛派极力打压，对西化派尽力包容。
在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中，之所以应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斗争的重点，主要是因为：
这个阶级特别有实力。在这场改革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由于依附洋大人，自然暴富得既快又狠。“我国10年内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李成瑞，文化大革命网文摘编，204页）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双料货”，即既是汉奸又是腐败分子。看看人们所传的拥有二十七亿元美元的富翁，便可知道这一点。钢筋水泥网友说：“最大的腐败是卖国。中国人民首先要清除那极少数掌握国家大权，却干着卖国、反人民、反民族罪恶的奸贼。不错，他们是腐败分子，但他们的罪恶远比一般腐败分子更甚。揭露卖国贼的面目，更能帮助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更能唤起各阶层同胞的觉醒，更能团结正义的力量。因为汉奸卖国贼不仅是普通老百姓的敌人，也是政府公务员的敌人；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乌有之乡，2013年9月18日)说得很对。大众老虎指出：“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中国的普世价值派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媒体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控制力，并且组成了由经济的、政治的、媒体的、教育文化的各类精英组成的联合体，在国内完成了力量的整合（这方面搜索博源基金会，就可以借一斑略窥全豹）。另一方面，普世价值派跟国际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也实现了联合，建立了利益共同体。通过这种内部整合、内外勾结，普世价值派便具有了沉没中国的实力。”（求是理论网，2013年9月6 日）所以要说利益集团，他们是应当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
这个阶级特别反动。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场改革期间，他们为了避免将来被清算，不仅将中国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在明明知道会损失的情况下买了西方国家的债券；不仅明明知道按照美国政客佐利克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提出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大搞自贸区会使中国大大加快殖民地化的步伐，却千方百计拼命加以推进；在明明知道搞西方式多党制将使国家陷入苏联党垮台、国解体那样的内乱甚至分裂、内战的大灾难，却拼命以“宪政改革”的旗号极力加以兜售，这无疑是最反动的罪恶图谋。
这个集团特别狡滑。这些人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居于中央决策层，自然掌握很多内情包括我们的战略策略，所以既极善于耍两面派进行欺骗、引诱，例如对改革，开始时只讲改革体制，保证决不改变基本制度，可是后来却利用市场经济强调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加上采取给私企、外资优惠政策以及用多收税等办法卡国企，终于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改变了基本制度。同时，用戈尔巴乔夫集团重要成员雅可夫列夫所采取的“用共产党的极权打垮共产党的极权”的办法，通过强调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压制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包括公、检、法和军队，以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压制实际上最革命的马列毛派。几十年来的客观事实，难道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吗？
美国著名教授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说：“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这里所说的“精英集团”，指的就是中高级干部（包括中高级军官、高级企管人员、高级知识分子等）中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虽然大多数人民群众反对却仍然出现了大灾难，便证明这个集团是特别危险的敌人。在中国，由于采取的是渐进改革方式，并且逐步变成附庸资本主义即新型殖民地，便产生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最反动的汉奸卖国贼、最阴险狡诈的流氓政客，自然成为我们斗争的重点，成为我们打倒整个邪改派的突破口。
抓好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一重点，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一场对汉奸卖国贼的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对他们的具体罪行，要通过短信、邮箱、微博、复印邮寄、口头传播等各种形式，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是最重要的是抓住关键，击中要害。抓住关键，就是“擒贼先擒王”，搞“斩首行动”，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西化派的首脑即当代最大的汉奸、老虎。毛主席在谈到和走资派的斗争时指出：“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毛泽东传，1370页）。击中要害，就是要抓住《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和宪政纲领，揭批其妄图通过实行多党制搞乱大局、分裂中国的罪恶阴谋。
反对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他们往往以“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加以打压。毛主席在谈到十年国内战争时期的路线错误时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毛泽东传，1395页）这一点太重要了。不然的话，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吗？有的人搞普世价值的政改即西方式多党制，跟他保持一致，连共产党的领导权都要被否定，这难道不是使我们党在政治上自杀吗？再说，全党的任何组织包括中央，都要和党章、宪法保持一致。如果他们采取了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不和党章、宪法保持一致的错误行动，和他们保持一致不就成了违反党纪国法者了吗？
(六)要大力宣传和推广重庆模式
韩德强说：“我过去支持重庆模式，唱红打黑，走共同富裕道路，现在还继续支持。我认为，重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之路，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缩小两极分化、避免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唯一出路。”（正道网，2013年8月28日）韩德强、许会民、葛立英、钢筋水泥等一大批同志充分肯定重庆道路并力挺其代表人物，我还喊出了“喜来当总理，人民共富裕”的口号，确实会给他个人增加风险。但是从是否有利于扩大重庆道路的影响，是否有利于得党心民心，是否有利于推行毛主席路线的角度看，又是有必要性的，而这一点对于大局、整体、长远更重要。经过最近这次严峻考验甚至可以说是生死考验，使其得到了锤炼并进一步提高了威信，从“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大趋势上看，确实是马列毛派战略上的一个胜利。马列毛派看事物、看问题、看形势，最根本的是看民心、看路线、看大局。以前在重庆道路和广东道路的抉择中，大多数党员和群众选择了重庆道路，现是支持走重庆道路的人更多了，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党员干部，这就为我们拨乱反正提供了30多年来最有利的起步条件，或者说为我们创造了最有利的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务必要充分认识，拼命抓住。
重庆道路作为对30多年改革工作中“十大错误”的纠偏，作为科学改革的初步回归，既有对多年积累的体制弊端的改革，也有机制、体制的创新。例如：
在经济方面，他们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大量公租房，既不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又使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的投资、消费、就业的多嬴，使国有资产6年来增长了6倍，公有制经济占到了40％以上，成为重庆人所说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中“驾辕的经济”。建立健全这类机制、体制，便使公有制和市场机制多了一个结合点。市委、市政府坚定地承诺，十二五期间要将基尼系数从0.42降到0.35。提高初次分配的水平，将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40%提高到50%以上。
在政治方面，重庆在打黑反腐中，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举，结果80％以上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举报的。重庆人说这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把这一套规范化、制度化，便使社会主义的民众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重庆考核政绩打分，关键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由于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这就扩大了群众对干部的监督范围。
在文教方面，“唱读讲传”包括“红色卫视”的开办，使工农兵的形象逐步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红色文化逐步占领更多阵地，这本身就是对附庸资本主义文化的科学改革。重庆大学生坚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工农兵，并逐步形成制度，也是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冲击。
在社会管理方面，他们也进行了大胆创新。要通过城乡户籍制度改革，10年内让1000多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题，大量建设公租房，对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城市住房面积人均15平米以下的困难户实行低租分房，每平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满足中低收入家庭每人20平米的住房需求。3年内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让人人都能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实事上逐步获得大体均衡。2010年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重庆是4个直辖市中唯一当选的。在重庆生活的群众幸福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网络上甚至有人把重庆比作当年的延安。
由此可知，重庆道路的贡献，首先在于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以广东道路为代表的这场改革发展方式失误、弊端的存在；证明了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进行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改革的错误和危害；证明了我国正逐步变成“中美国”或者如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危险的存在。其次是在于它得到了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赞成、支持。再次是在于重庆道路和广东道路之争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因此，作为两种力量斗争的焦点，重庆道路已成为我们让邪改派既特别恨又特别怕的一个法宝；成为人民群众以较小风险、较小代价实现拨乱反正大转折的一大法宝。如果人民群众这样的一个殷切希望破灭了，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决不会容忍对重庆道路的全盘否定的，是决不会让自己的江山被邪改派夺去的。济南事件，使全国大多数人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前最怕的就是重庆道路影响的扩大，因为这条道路既最得民心又最难从正面公开否定；进一步认识到了反对和赞同重庆道路，实质上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一定范围的反映。《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共识网总编，著名右翼学者周志兴在济南事件后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攻击重庆道路代表人物的一篇文章，谈他当年在重庆曾向这位人物提问：“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这位代表人物回答：“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就此，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人物在政治思想上真诚地深切认同了毛主席路线。这就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懂得了鼓励走重庆道路，最有利于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最有利于揭露邪改派的丑恶嘴脸，最有利于用科学改革战胜邪路改革，最有利于为“科社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进入高潮）创造前提条件。
要支持走重庆道路，坚决同否定重庆道路的行为作斗争，我们当然要依靠党内的健康力量，但最根本的是依靠中下层干部尤其是革命群众。因此，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批判广东道路、支持走重庆道路的斗争，实现真共产党人的斗争和民众民主运动的结合，是使我们从生死危机中挽救党、挽救革命的有利举措，必须作为一件大事特别注意抓紧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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