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八，使附庸地位难以摆脱。加入“世贸”后为了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接轨，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农产品包括美国转基因大豆、影片、书籍等等的进口，使群众深受多种毒害；进一步创造招商引资的“宽松环境”如在一些“改革家”关于应当不惜牺牲一代妇女来换取经济发展观点的影响下大搞色情服务，使数以千万计的妇女惨遭祸害；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原来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型成了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的“外向型经济”，早在2008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便达到70％以上，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被西方国家控制；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不会偿还却仍然坚持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买了它们的债券。西方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后，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欧洲就是救自己”的口号下，又大量增购了西方国家的债券，可得到的回报却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严厉封杀和欧盟对中国贸易的大规模制裁，目的是要引发中国经济的衰退和危机。“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乌有之乡网，2009年7月18日)。美国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他们通过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就是要使中国全面殖民地化。
其九，使党的建设遭受严重损害。不少网友说：“在中国，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不诚信的作为彻底动摇了。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被欺骗，被人均，被幸福，怎能不成为‘老不信’？！”当群众认为假共产党员越来越多、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完全绝望的时候，便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上演的日子。可悲的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直到今天仍然身在右不知右，可怕的是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而顽固不化，“至死方休”。而这正是党的建设不断削弱、党群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
其十，使兄弟国家越来越少。这些年一些人实质上不仅照搬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而且把他“三和一少”(对西方国家要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革命的支持要少)当作教条僵化保守地贯彻执行，一门心思搞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老百姓把这叫做“接鬼”，显然既形象又生动。
虽然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无法一一核对，但是作为基本事实，无疑是人所公认、铁证如山的。再反对纠正这些错误，实在是天理难容。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最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从来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公开承认、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不足。”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当然好。
杨思远教授尖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政治上的官员腐败、文化上的理想和信仰失落，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的丧失、农民阶级的破产、农民工的雇佣化、大学生的失业和大量妇女卖淫，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死不起人，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大量复活以及日益严峻的国际资本控制等等，这一切难道能够继续用改革不彻底搪塞过去吗？能够用“杀开一条血路”、“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获得解决吗？右派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全球的破产，难道还不需要痛苦反思吗？“（红歌会网 ，2013年6月1日）问题正在于邪改派根本不允许人民群众对长达30多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对的、纠正错的；在于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以反“文革复辟”为大棒，对改革搞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即认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律不许纠正。如果改革中做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正因为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张明澍，就他搞的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得出了“一些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结论”。他说：“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 另据报导：“腾讯在《今日话题》中，推出了如何防止‘怀念文革’的‘歪风’的专题，并以‘你怀念文革吗?’为题，发起投票，结果怀念的是50392票，占投票数的78%;不怀念的是14402票，占投票数的22%”。近百万人对文革投票，支持和反对的比率是85比15。这还是极右媒体凤凰网设置的投票，如果是一般网络或者网下群众选择，支持文革的比例会更高。这些，难道不正是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吗？
第二，必须以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为目的。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推进科学改革，必然要求把推进真正的科学发展作为基本目标。在现阶段，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坚持以民为本。“特别是”所说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对于纠正以物为本甚至以钱为本、以资为本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发展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讲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而且要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以民为本。习总书记最近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以民为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很对。而真正坚持以民为本，最根本的是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主人。这样，才是抓住了根本，把握了关键；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观即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统一。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为纲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具体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毛主席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防止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经济工作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总目标和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社会主义为纲是同义的。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提出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一面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讲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要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政治统帅业务，指的是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并不是要天天只搞政治运动。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再如，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毛泽东传，1254页）可见，毛主席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因为讲发展，最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所有制。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现阶段根本的一条是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包括口头上讲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际上使私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都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复辟倒退。
-----坚持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认为，只有保持贫富差距，才有利于调动和发挥精英们的聪明才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唯其如此，他们的代表人物如郑必坚才特别害怕搞共同富裕，斥之为“亡国之道”。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共同富裕，是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要坚持按劳分配，避免两极分化，从而使生活水平共同提高。所以，毛主席早在建国之初便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人民群众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和最大动力，不能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共同提高，而是极少数人非法暴富大多数人受穷，就会扼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长期分配不公，使两极分化恶性发展，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那就使改革走上了邪路，就是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要实现共同富裕，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根本性的一条，是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在于，收入分配主要是由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地位决定的。有的学者说，当前它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可见，离开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谈共同富裕，多半是句空话。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是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主张完全市场化，由市场决定一切的。因此，常海思指出：“它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场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发展成果”。同时，“它离开公有制、计划经济来谈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则认为在现阶段应实行陈云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当然，这要根据当前的新情况，有所创新。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认为，只有跟着美国走才能富起来；只有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只有两头在外，依赖外需和外资，才能实现现代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西方国家陷入资本主义大危机时喊出“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的口号，才使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则认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是直接决定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背弃自力更生原则，走附庸化的道路，是自寻死路。
由此可见，以实现这种真正的科学发展为基本目的，才能真正推进科学改革。
第三，必须以坚持真共产党的领导为保证。
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15页）。坚持真共产党领导，当前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正确理解和对待“特别是”所坚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林伯野将军说：“‘三个代表’思想实践的结果如何呢？一是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先进生产力，推动了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二是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先进文化，推动了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空前大泛滥；三是抛开阶级分析只讲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推动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的兴起，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老骥啸天录》，315页）这就是说，人们从后来大批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现实中；从官员的特权不断增多，人代会进一步成为“官代会”的现实中；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社会主义舞台的现实中，逐步认清了它的实质。老百姓说得既筒练又明确：“三个代表是‘代表大款、大官、大腕’”。
他们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提出“三个代表”呢？深层次的问题是，想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这实质上是使共产党、革命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告别社会主义革命。世人皆知，共产党是以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党，在这之前，它必然会一直坚持革命斗争。当然，革命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不同，但是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都是革命，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最普通的常识；一直都是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共识；一直都是几乎没有人提出过疑问的铁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我们党一直是禁止不放弃剥削行为的人入党的。例如1952年6月9日的中央文件强调：“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剥削行为，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1956年9月16日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 1989年8月28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强调：“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因为，“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不是全民党，在党的性质上不能有任何含糊。”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说：“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意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但是后来却大量吸收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入了党。“2004年资本家中的共产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到33.9％”（李成瑞，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章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且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了呢？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不少人同意这么改，是认为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把初级阶段当成了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这种观点之所以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绝对化，当作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认为既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阶段，既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那末表面上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实质上搞点补课也是有利的。
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决不应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毛主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建国后不失时机地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领导我们党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情况复杂的国家，实现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变革，不但社会秩序没有发生大动荡，而且生产还持续增长，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足以证明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正确的。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像俄罗斯这类国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狭谷”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并且，美国这类囯家，则是没有经历封建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彻底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开创了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
显然，坚持补资本主义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是假共产党，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者，才是真共产党。如果按照补课论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理，就会被看成过时的甚至左倾的东西；坚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就会被看成僵化、保守的极左分子；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则被当作真共产党，这无疑是最大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疑是制造最大的政治骗局，把所有人都当作傻瓜、笨蛋。所以，不驳倒这一谬论，分淸真假共产党，坚持真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谈不上促进科学改革的。
第四，必须以真正的群众路线为基础。
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简要说，它包括以下几点：
把群众运动作为群众路线的最高形式。
毛主席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一文中谈到，镇反运动的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接着具体指出了在走群众路线时怎样形成群众运动。他还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毛主席强调：“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毛泽东选集》第5卷，1468页) 可见，他历来把群众运动看作群众路线最高、最重要的形式和内容。因为，敢搞群众运动，才是真的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斗争。最近著名学者孔庆东在网上透露，习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质疑改革，就给人家扣帽子、抡棒子，说人家是要搞文革，说人家是反改革、是敌对势力。……如果一些人还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不知悔改，我看人民群众就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要声讨他们，要运动他们的。”如果这真是他讲的，我觉得讲得好，特别是说群众运动他们，很重要。在苏联和中国，都有人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民主，为什么在苏联得逞了，在中国却没得逞?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根本性的一条，是毛主席当年实行群众路线，搞了文革这场全国人民群众的反和平演变大演习，搞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革命运动。习总书记所说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群众路线确实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证明一个执政党，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有多数人的支持，特别是关键时刻群众街头政治的支持。
把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阶级斗争观点才能认清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目的。一方面，我们只有懂得人民群众所遭受的阶级剥削、压迫才能懂得革命，懂得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便会懂得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也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只有懂得了革命并且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把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手段或者说权宜之计，才能抓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因为人民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建立和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证人民群众更好地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正如毛主席所说：“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52页）这一点，对于抓好群众路线特别重要。林伯野将军说：“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是一致的。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我们要走群众路线，就要依靠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毛主席在1957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他后来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而党内的走资派不承认他们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坚决抵制、破坏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毛主席一去世，他们就把文化大革命斥责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因此，期望这些人会走真正的群众路线完全是白日作梦，不现实。要走真正的群众路线就必须站到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7月30日）
把人民群众真正当作“上帝”。
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愚公移山》中说过，我们象愚公移山那样挖山不止，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上帝呢？毛主席认为，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毛主席是怎样把人民作为“决定的因素”呢?这集中表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传，1121页）的论断上以及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早在延安时期，有人读到毛主席的著作，就不无担心地问道：“如果敌人读了这些书，也走群众路线，不就可以打败我们了么?”答曰：“走群众路线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我党的宗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而敌人是为了其利益集团帝封官的。故而，他们既不敢相信群众，也不敢依靠群众，更不能够充分发动群众——敌人是既不敢、也不可能走群众路线的!”
把群众路线作为挽救共产党的法宝。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强调：“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群众路线能够救共产党。”靠群众路线救共产党，无疑包括两个方面：党内健康力量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人民群众以主人公的姿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力。缺少哪个方面，都救不了共产党。当前的阶级斗争、道路斗争、路线斗争比以前更复杂、尖锐，因而也更需要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都重视和坚持群众路线。这样，我们便一定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
把群众路线作为真正实事求是的途径。
就实质而言，我们所说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我们所说的认识，是人民群众的认识。因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应当统一起来，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其核心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才能真正从实事中求出是来。
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国家机关改革的最根本任务。
毛主席明确强调：“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人民日报，1968年3月30日）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国家机关的宗旨；实行民众民主，即人民群众人人起来负责，人人都监督政府；深入实际，倾听群众呼声；转变干部作风，改造世界观，等等，都决定和要求国家机关的科学改革，必须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最根本的内容。
把“三进三同”作为群众路线的必修课。
毛主席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把它看作是区分知识分子革命和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标准。他还把干部参加劳动当作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来抓。重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实行的“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工厂、农村、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有利于改变干部作风，又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还有利于直接听到群众的心里话，实践群众路线，自然得到全国多数人民群众和干部的肯定。
因此，真正坚持群众路线或者说坚持真正的群众路线，包括真正搞好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只有做到以上几条，才能真正见到应有的实效；才能防止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用不正之风反对不正之风，做成夹生饭。
综上所述，可见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一般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即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打着全体人民的民主、自由的幌子，实质上搞资产阶级精英民主、自由的普世精英主义。这种主义的逻辑是，经济发展要靠私有制；搞私有制是因为私心私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私心私欲要充分发挥出来必须靠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即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实行丛林法则就要优胜劣汰，依靠强者驾驭弱者、淘汰弱者。因此只有资本精英才应当成为领导者、统治者，即享有实质上的民主、自由。这种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应在全世界推行，就是说应当在全世界以抽象民主、自由为幌子，推行普世精英主义。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以及帝国主义多次发动的侵略战争，包括《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要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都证明这种主义极其反动。
普世精英主义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坚持革命民本主义；斗争实践、基本理论则从正面要求我们坚持革命民本主义。苏联剧变时，有82％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苏联，而76％的高级干部却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由于这些精英握有大权，结果便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忽视革命民本主义就无力和普世精英主义作斗争。上世纪70年代，在谈到“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时，毛主席说，政治挂帅才是核心。因为，国营企业的主人是全国人民，国家经营企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企业只有把全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坚持政治挂帅，才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利润挂帅，实质上是把单位和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性质就变了。这就告诉我们，只有以民为本，才能保住企业及单位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他行业、单位也是这样。对于国家来说，则是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保住人民江山。“回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这个补课纲领和“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个西化纲领，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单纯依靠极少数精英，单纯为这些精英服务，因而自然会使工农大众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众拥护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民主是我们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实质上是提出并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必须象在国内战争时期坚持新民主主义那样，坚持新民本主义即革命民本主义。之所以叫做革命民本主义，在于它是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本主义的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民本主义。这就是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首先决定它是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次在于这里所说的民本，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和使命的民本，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反对民粹主义的民本。媒体名士郭松民多次提出要创新理论，探讨新社会主义的特征，并有不少具体建议，对我多有启发。这里也谈点粗浅意见。我以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叫做革命民本社会主义。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才是真的，其它则是假的。具体地说，在现阶段实行革命民本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民有、民生、民主、民力、民族“五民主义”。
民有，就是要确保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在当前这就意味着要通过科学改革，恢复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这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公有制就没有全面的平等、民主、公平、廉政。由于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按资分配是产生两极分化、腐败现象等等的根源，所以真正反对腐败变质，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釆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要接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国6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务必解决好怎样使人民群众非常具体、非常可靠、非常实在、非常持久地体现出生产资料主人的问题。例如，在全民所有的企业，要通过改革“一长制”、股份制，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问题；职代会切实发挥作用，使职工直接参与企业管理的问题；把全民所有制企业上交税赋中高于各种所有制企业整体的平均数部分，作为社会福利使全体人民群众公开享受到的问题；改变工人、农民特别是下岗工人的弱势群体地位，使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真正成为主人或者说强势群体的问题，等等。同时，应根据公有制的要求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如郭松民所说：“应该由社会共同体来统一支配生产资料，管理社会剩余，确保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对资源的消耗速度以及对生态的破坏速度，不超过大自然修复的速度。”(本人博客，2013年9月9日)把这类问题解决好，显然是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民生，就是要真正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强调和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重新强调和坚持“既要吃饭，又要建设”即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一般情况下年年有提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这实质上要求为使用价值生产。在近几年内要通过科学改革，逐步恢复建国前30年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招工等等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平民百姓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大学生毕业后应由国家统一分配，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便应象以前的招工那样随即转为城市户口，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在农村，逐步恢复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切实推进农村的机械化、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村的面貌有个大改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必须逐步恢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不能靠喊口号，要有行动，人民群众要的是结果。并且要长期让人民群众看到不断增加的真金白银，使收入真正多起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生活质量的提升。不是只让少数人高兴，必须让95%以上的人满意。
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通过科学改革，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众民主，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要把这一条落到实处，前提就是要把保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谈得上为了确保人民江山掌握在真正忠于人民的人即真共产党人手里，切实地扩大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例如使本身是普通工农兵学商的人大代表，恢复到建国前30年在各级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占60％以上的比例，并确保多数代表不仅有直接选举而且有直接罢免国家领导人之权；在国家主流媒体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西化卖国集团的权力；在政治运动中利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评和监督各级干部的权力，等等。用郭松民的话说，这是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民大众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管理活动的全面参与（作为文革宪法的《十六条》中即明确规定‘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同上)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例如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属于违反宪法的行为，人民群众有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通过罢工罢课、建立组织、自发游行、街头政治等等一切革命手段进行保卫的权力。这是因为，不落实此类举措，人民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人民江山不变色就无法保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要求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一方面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由于国内严重存在着旧习惯势力和国际上帝国主义仍占据不少优势地位等多种原因，资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大，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不坚持继续革命，人民政权马上就会丢掉。实行民众民主，还包括确保马列毛派办网站、报刊、出版社、书店的权利；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组、研究会、学院等等的权利。这样做，才是真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继续革命。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背弃这一条，就是对十八大所说的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的背叛。
民力，就是通过科学改革真正把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和决定性力量。正因为如此，毛主席突出强调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邪改派之所以坚持精英民主而不搞民众民主，之所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质上认为剥削阶级的精英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才是决定的因素，人民群众只不过是阿斗式的群氓，是干不成大事的乌合之众。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中是这样，建设中也是这样。革命民本主义的精髓和核心，一是要使先锋队觉悟，能够感动、带领人民群众前进；二是要把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把他们拥护不拥护，作为最高标准；三是要通过群众运动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正如毛主席在谈到党内走资派时所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毛泽东传，1470页）同时，在经济建设上，人民群众才是最基本、最强大的生产力。明确这一点，才能把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真正统一起来。把科技当作第一生产力而不讲人民群众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片面的，必须纠正。
民族，指的是坚持毛主席所论述的革命民族主义。在当前通过科学改革坚持好革命民族主义，包括逐步恢复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改变不断向资本主义世界输血的附庸资本主义经济性质；排除外来干涉，促进国家统一，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面对帝国主义的欺负、剥削、干涉、侵略，第三世界国家必须相互支持、配合、援助，并争取和第二世界国家建立反霸统一战线，才能维护住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就是说，只有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才是坚持革命民族主义。这就要求我们立即纠正“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和“战略机遇期还未结束”等等错误观点，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时代是霸权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时代，认识到战争与革命的新时期已经到来。我们一方面要收复失去的领土领海，以振奋国人，扬我国威；另一方面要坚决支持西方国家人民“99％反对1％”的斗争，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侵略的斗争，更要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这样就会大大增加毛主席所说的用革命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抓住美国霸权主义将在不到10年逐步衰落的战略机遇期，抓好今后几年的“转型备战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从低潮尽快转向高潮。
总之，革命民本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以全国人民利益为大局的商品经济；革命民本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根本保障，以“五大自由”（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为基本方式，以逐步推进人民直接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民众民主政治；革命民本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以为工农兵服务为首要任务的红色文化。实践已经证明并将会进一步证明，只有把革命民本社会主义作为初级阶段的最低纲领，才有利于战胜西化派以及补课派，有利于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为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怎样促进科学改革的具体落实？
（一）认清近期国内外形势突然恶化的危险性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知道他们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赶得上世界其他强国。他们的结论是，只要能维持现状，别惹怒现有强国，并跟所有国家做朋友，中国势必越来越强大”。他认为，这将让中国有空间去解决内部问题，并继续发展经济。这些中国人的想法是，“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才等到这个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何苦因为一时心急，而动摇渐进的崛起？”（参考消息，2013年8月）李光耀用直白的语言，说出了一些人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实质，说出了相当多干部甚至包括部分群众的心态。但这实际上是对近期国内外形势突然恶化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恰恰是当前的最大危险。因为由于认识不到危险而解除思想武装，再强的战斗力也会丧失，甚至会把认识到这种危险的人当作危险分子进行打压，从而自己扼杀自己的战斗力。这难道不特别危险吗？
把建党100周年甚至建国100周年之前都看作“战略机遇期”，就是说在未来10左右甚至30多年内都不用准备打仗，都应当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继续推进邪路改革，这种倾向之所以特别危险，不光如前面所说的国内即将发生的总危机不允许，而且国际形势也不允许。
这是在于，如果中国在国际上要继续坚持“三和一少”的方针；对于侵犯我国海岛主权的行为仍釆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去包容一些国家继续侵占我国的海岛、领海和领土，每年成千万吨地掠夺我国的石油资源等等，不仅会在国内引发动荡，而且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引发战争。战争还是和平，常常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占我国领土，准备发动各种战争时，如果我们不选择抵抗而选择退让，那实际上就是引火烧身。越退让人家越猖狂，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种种迹象表明，由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等多方面情况所决定，在今后10年内，中国被迫进行保卫领土、领海和反击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攻的自卫战；卷入抗美援朝式战争的反击战；粉碎民族分裂分子叛乱的平叛战；擦枪走火式冲突的遭遇战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不把从今往后的日子作为“转型备战期”是不行的。其主要根据，一是国际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经济上的大危机往往会引发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引发的。霸权帝国主义认为，它一开打，不仅美元就坚挺，资金就会向美国流动，而且会给全世界制造一个氛围，就是谁反对美国，谁就挨打；谁跟着美国走，谁就吃香的、喝辣的。这就容易形成一种政治威慑，就容易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而美国巩固了霸主地位，更会想打谁就打谁，使战争更多地发生。最近，中东爆发战争的危险性就在迅速增大。二是麻痹和畏惧恰恰会增加战争危险。例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伯格说，一些中国人“一味强调自身的弱点而畏惧对抗，这本身就是中了对手的讹诈之策。就保卫钓鱼岛战略而言，中国人并没有看清美日对中国的恐惧，处处强调韬光养晦，结果导致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财讯网，2012年8月19日）。这就是说，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
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鹰派将领戴旭指出：“韬光养晦的结局是事与愿违。西方人在极力克制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一把撕下伪装露出了狼外婆的狰狞嘴脸。炸馆撞机，杀气腾腾的美国佬率先打到中国人的家门口来了。不仅这样，美国还和他们的西方盟友们痛下杀手，挥刀斩断了中国伸向全世界获取能源的绝大部分触角。”所以，“2020至2030年中美必有一战” (四月网，2012年2月20日)。而在此之前，局部战争会更早。他还强调：“美国发现，网络战已成为大国和民族间博弈的决定性战场。而在这个领域，美国拥有远远超过核武器的绝对垄断性优势。通过网络控制，美国可以通过低成本绞杀反美的小国，还可以无声无息、无成本地瓦解、肢解军事实力强大的对手。值得忧虑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于国防安全的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陆海空军事平台对决的概念上，而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危险态势尚未觉察。中国必须像重视领土领海主权一样，重视网络空间的思想文化主权。” (环球时报，2013年2月25日) 再说，美国通过每年向中国出口几千万斤转基因大豆，以及千方百计在中国推广转基因玉米、大米等等，使大部分不知转基因危害的人至今几乎每天都吃进不少转基因，从而导致生育能力下降，疾病增多。这样用不了二三十年，中国就会面临人口大幅减少甚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各种突发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正因为这样，我们务必要把充分认识国内外形势突然恶化的危险性，作为防止和渡过危机的前提条件。
(二)靠毛主席路线挽救革命挽救党
毛主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毛泽东传，1082页）这条路线主要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毛主席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因此，当前特别需要我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只有毛主席路线才能挽救革命挽救党的道理。这包括：
由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用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