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历史关头，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用社会主义救中国，最根本的，是要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纲领、方针、政策，即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简称毛主席路线）救中国。毛主席强调：“我们的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在当前这一从总危机中挽救党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更需要注意这个策略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这是网上盛传的，如果是真的，当然很对。当年，针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假乱真的情况，革命导师便把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以示区别。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强调：“要按照科学办事。”（毛泽东传，1256页）今天我们正是根据革命导师的论断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提出“科学改革”概念的。这既是为了与补课式改革、西化式改革以及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改革相区别，更是为了揭露假改革的欺骗性，争取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孤立少数，各个击破，以利于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挽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并且，对于“改革”和“革命”，毛主席有时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有时又是在把改革作为革命中一项任务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他既提过“土地革命”，又提过“土地改革”；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他提出的“斗、批、改”里的“改”，就是“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主张的改革，才是科学改革；我们所说的促进科学改革，毫无疑问是要促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革。这就是说，“促进科学改革”，正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策略原则和渡过总危机的客观形势需要提出来的。
“促进科学改革”必须解决的四大问题
促进科学改革，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以坚持真社会主义为前提。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这一本质，决定它必须以正确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前提。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可见，他从发展过程、政权性质、最终目标、根本任务等方面，既精辟又准确地讲清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本质特征。
“特别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页，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意思很明白，在中国还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之前，不是真搞社会主义，只能作为社会主义前的准备阶段，这就是所谓“初级阶段”。可见这种社会主义观是以生产水平的高低为标准的，而不是根据所有制关系的性质来判断的。正因这样，他们强调，反对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左”，从而导致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确实，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包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些话都对。问题在于，从全面、整体来看，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来看，它就是有片面性的了。并且，坚持用片面性取代全面性，用一些非本质的东西取代本质性的东西，就会得出错误结论，甚至犯原则性错误，造成重大损失。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尤其是这样。
社会主义作为一场彻底改造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必然是一个逐步深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首先指出不断革命，而决不片面地只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包括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前提和关键是什么？是政权在谁的手里，是保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接着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是什么？是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压迫，消灭旧风俗习惯、旧思想文化。唯其如此，马克思谈社会主义突出强调消灭“四个一切”，而决不片面、单纯的只讲一个共同富裕问题。这样一对比，便不难分清谁是谁非了。
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什么？
毛主席在谈到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时，提出了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主席在这里虽然不是专门谈区分“姓社姓资”问题的，但也在一定程度包括了这一点。
人所共知，“特别是”对“姓社姓资”提出的区分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并且特别强调生产力标准。
稍加对比便不难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是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在内的全面的实践标准，例如既讲了建设，又讲了革命（当时把革命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强调了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列宁是把是否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的。“三个有利于”回避这一点，显然不利于区分真假社会主义。不错，“三个有利于”在生产力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问题是这里正是讨论社会主义标准的，标准出了问题，前面加上的社会主义能还是真的吗？
毛主席所说的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等，实质上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或者说初级阶段，可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补充；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配为补充。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是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特区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最大的是非弄颠倒了吗？这就是说，“三个有利于”是从制度所起作用的角度区分两种制度的，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既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说“姓社”。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毛主席指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
“特别是”认为，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客观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即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决定这时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否则，则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毛主席强调：“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传，1063页）这是在于，阶级斗争的胜败，直接决定着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和财富的分配；直接决定着人民江山变不变颜色。这是个铁的事实，是个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生产同需要的矛盾，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种一般矛盾，因此不管二者谁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把它作为主要矛盾，自然不能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不仅单纯、始终地强调主要是防止“左”，违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更为荒谬，因为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并且，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经济情况更差的朝鲜、古巴却依然屹立，本身就说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搞社会主义应坚持什么样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特别是”把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按照毛主席路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背弃这条路线所导致的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工农大众由主人公沦为弱势群体的惨痛教训，以及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悲剧，都证明毛主席提出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否定“阶级斗争为纲”而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目即放在不仅服务而且服从的地位，必然导致以GDP为纲、金钱挂帅，导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这是通过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庸俗化、教条化，利用全党全国都急于尽快把国家搞富强的美好愿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之所以能推行，他们之所以能不仅搞“补课式改革”而且搞殖民地化改革，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数量相当多的人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水平有提高而对政治采取冷淡态度；邪改派则把这一点当作了自己的最大保护伞和打压马列毛派的最有利武器。阶级敌人利用人民的生产成绩来打击迫害人民，确属人间的最大悲剧之一。所以，不解决两条基本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毛主席路线，我们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甚至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什么是改革，怎样搞好改革？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诈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鞍钢宪法》中，他提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经他审改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党来领导。共产党员要成为“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
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本质特征，其一，是以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的，决上能改变这种制度；其二，是以肯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制度为前提的，否则改革就会失去政治保证和指导思想。其三，这里是把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正因为这样，文革的任务被概括为“一斗、二批、三改”，这就要求改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革命；其四，区分规章制度合理不合理的标准，或者说确定改革对象的标准，是适应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是隔着生产关系直接讲适应生产力。这样，就明确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手段的性质、目的、任务、标准。所以，它是一种科学改革观，以它为指导的改革才是科学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其实是搞倒退，是搞他们的小金库，把公共财富和国家资产变成他们的囊中物。这样的所谓改革，老百姓怎么会不骂娘，怎么可能不骂娘？而老百姓千呼万唤的那些改革举措，则迟迟无法制定，无法推行，更得不到落实，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不改革，而是要真正的改革，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能够进一步解放和提高生产力的改革。而最近这些年的所谓改革呢？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经济发展模式畸形、环境危机重重，是在竭泽而渔、饮鸩止渴了。”这也是网上传的，如果是真的，讲的确实很有针对性。
由于实行了“一斗、二批、三改”，文化大革命正如毛主席所说，确实犯了三分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说：“革命小将、红卫兵是赤胆忠心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奋不顾身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们对毛主席的话并不能完全听懂，毛主席的深意他们更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向毛主席提出他们的要求，甚至做出违反毛主席意愿的事情来，毛主席又不能给他们泼冷水。毛主席要革命群众团结，有些群众却闹派性、打派仗。毛主席要文斗，许多地方搞武斗，搞了‘全面内战’。毛主席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运动中却来个‘打倒一切’，伤害了许多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严重破坏，等等。”(大地微微暖气吹，2013年9月21日) 但是，毛主席同时肯定文革取得了七分成绩。这里把它归纳为十大功绩：
一是炮打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狠斗了一批走资派，并且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赵紫阳公开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八九风波”使中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与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显然有很大关系，这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事实。像赵紫阳这样的走资派，并不少见。当代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和赵紫阳相比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个客观现实，怎么能说毛主席的晚年思想是左倾僵化呢？怎么能说这种坚决反对苏东式和平演变的继续革命理论会使中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呢？朝鲜、古巴至今没有搞补资本主义课式的改革，几十年了不是并没有像一些人叫喊的那样出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局面吗？所以，认为补课式改革使中国得以避免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是违背基本事实的。胡耀邦、赵紫阳当时都挨了批斗，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却都作为总书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在走资问题上栽了跟斗。这显然证明文革有很强的预见性。“今夜雨夹雪微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胡耀邦》说：“美国布热津斯基的文章回忆道：有一次在马克西姆餐厅与胡耀邦共进晚餐，让我感到震惊的不是菜单和菜式，而是胡耀邦明确告诉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行多党制。我非常震惊和赞赏胡耀邦能够看得那么深远。”假如确有其事，也证明胡是走资派。网上还说：“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都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斗这样的走资派，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任务吗？
二是掀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潮。这对于维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旋律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根本性、历史性的作用。
三是使工农大众的民主权力不断得到扩大和提升。那时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0％以上；由于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相当高。
四是使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得到推进。例如，冲破苏联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通过对照搬苏联的“一长制”进行的改革，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三结合）；使鞍钢宪法得以产生并贯彻落实，便促进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是使我国成为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那时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几乎绝迹；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法律与生活》杂志2013年8月30日载文，说山东省蓬莱市公安局老民警刘铁成回忆道：“文革期间，刑事案件一年没有几起，若发生了杀人案就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是那时的十倍以上），警种齐全，二三十个科、室、所、队仍是杯水车薪，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
六是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都得到大发展。那时科技战线很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等等。这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几乎全部免费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都能入校上学，甚至在大学里也占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成为红色文化的主体，工农兵的形象通过文艺改革占领了舞台。在对城市老爷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形成了合作医疗体制，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使普通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加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促使中国人寿命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岁。2013年3月29日，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的马和励在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大部分是在1950到1980年间取得的。1980年以后，由于按服务收费模式的推行，农村和城市的医疗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很多穷人负担不起高质量的医疗。”台湾著名人士李敖说：“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多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会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会有1亿到1.5亿人饿死。”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据美国驻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称，整个民国时期每年饿死的人都在300万到700万之间，就是说民国时代饿死的人将近2亿。这些，比山东大学教授孙经先经过反复核实所证明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因灾死亡的200万人左右；比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所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材料，因缺粮致死的是103.9万人”，显然都多得多。
七是使经济建设得到极大促进。重庆木材厂的杨师傅在接受釆访时说： “我们八点钟上班，但是工人七点多钟就到了，没有谁是八点钟才走到工厂的。生产方面只要一声令下，大家拼命整。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没得哪个人去计较报酬的。中午12点下班回去吃饭，吃了饭马上就回到车间继续干。晚上我们是6点下班，下班后学习1个小时，7点回家吃饭。有很多同志7点回家吃完后又跑到车间参见义务劳动抢任务。我老婆当时就是这样，吃完饭碗都没得时间洗就跑去抢任务。这些都是义务的，是不记报酬的。甚至为了保证生产任务，女同志给小孩喂奶都是在车间喂。你问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因为我们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为了义务劳动而义务劳动，我们义务劳动是因为我们爱国、爱厂。那些教授说工人是懒汉，我告诉你，要是他们敢到工人中间来这么说，没得哪一个跑得脱！” (工人网络宣传队博客，2013年9月18日)那时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被全世界公认为经济奇迹。连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都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第一。”2012年12月16日向阳红网友在中华论坛说：“毛泽东时代28年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理，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的总和。”那时的投资效率也比现在高得多，在“三五”期间，每投资100元利润是26元，而到1992年，每投资100元利润仅2.7元。
八是使我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
九是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群众性的义务劳动能够经常、广泛地开展起来，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十是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主席创立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积极帮助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从此取代台湾的国民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同当时世界上130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创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大大改善了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提高了国际威望。
这些，足以证明文革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把文革这场全国绝大多数人参与的群众运动否定到“十年浩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文化沙漠”、“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程度，是不是最大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不是制造了最大的冤假错案；是不是暴露了极少数人最大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网络名士秋石客说：“抓纲还是抓目，这是判断左派是否成熟的标志。当前理论战线的纲就是重评文革和反思改革。文革和改革是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细节问题。汉奸卖国贼是因为否定了文革搞改革才大量出现的。文革是左右斗争的核心，文革不正本清源，左派就永远压在五行山下。” (红歌会网，2013年9月5日) 一枝清荷网友说：“我们的党以及一些群众曾经都在拥护的、参与的，被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上理解成那个样子，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吗？历史不是精英论断出来的历史，而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应当把是非对错，交给人民去判断，交给时间作结论。”（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5月22日）
对于文革的必要性，周恩来总理40多年前就讲清了。他在1971年同访华的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话时指出：“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美中友好协会会刊，1971年第3 期）
由此可见，右倾机会主义或者说修正主义确实是主要危险；走资派在阶级性上确实属于党内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确实不可避免；防止走资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确实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天大的事情；文革确实是一场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那种“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的结论是确实站不住脚的。
林伯野将军指出：“人们的立场不同，认识也不同。站在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文革，结论必定是糟得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有高度觉悟的人看文革，结论必定是好得很。同样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们，由于觉悟有高有低，其结论也会有差别。因为人们的阶级觉悟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过程。所以还要提高觉悟，才能认识正确。如果因为受到冲击、受到寃枉，从个人得失出发，就会不赞成文革。如果从个人所在的单位或地区这个局部出发，看到这个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会对文革不满意、不赞成。如果只从文革的某一时段出发，只看到缺点严重，看不到后来已被纠正，也会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只有从全局着眼，从长远着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才能对文革有正确认识。”（东方红网，2013年5月9日）这话是有道理的。
毛主席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话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象毛主席说的这样去看问题，自然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为什么象被刨了祖坟一样歇斯底里地反对肯定文革的成绩呢？要害就在于，肯定了文革10年也属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便意味着既毫不畄情地坚决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又使切切实实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保证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新型的、科学的文革或者说科学改革应运而生；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稳等问题很快都会得到解决；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更是随着高福利的恢复而自然消失；随着工人农民社会地位的大提高，平民百姓的收入马上便可大幅增加，特别是为新中国打家底做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将每月立即增加千元以上的补贴。这样，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搞了几十年的和平演变就会泡汤，他们自然会充满阶级仇恨。
毛主席在1966年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曾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根源。重新温习这段话，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错综复杂的斗争，就可以理清了。
当前这场改革由于背弃了毛主席路线，因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陷入了“补课式改革”甚至“附庸式改革”的陷阱。这就是说，它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站不脚的。我的探讨性意见是，对于当前这场搞了30多年的改革，也应当采取实事求是分析即科学的态度，即大致判断它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三分成绩，例如改革初期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基本发挥了私营经济的有益补充作用，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前提下，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胡耀邦、赵紫阳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一定程度的斗争；在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反和平演变的必要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对以物为本、金钱挂帅的倾向有一定范围的制约；吴邦国等对重庆道路有所肯定并提出“五不搞”等等。特别是当前，习总书记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确实比以前讲得多了，并且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主流媒体对西化派的宪政改革之类改旗易帜图谋，批判也多了一些，等等。
其七分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简称为十大错误：
其一，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家发改委干部俞卫国说：“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工业产值看，公有制经济占27.7%。非公有制经济占72.3%；从工业从业人数看，公有制经济占24.7%。非公有制经济占75.3%。……私有制或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高，自然歪风肆虐，怪象丛生；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高，社会主义正气才能得以弘扬。所以，目前表现出来的一个个个体的问题，实质是总量的问题，是总量的结构问题。不到28%的公有制基础，是绝对撑不起社会主义大厦的。有些人和有些部门，把土地和矿产等资源统统作为国有资产纳入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计算，认为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还相当高，这纯粹是见物不见人的错误计算。人在哪里，在干什么，在什么生产关系条件下干，这是最基本的度量指标。不妨想想，那些身价千万元的媒老板和身价亿万元的房地产老板，他们用大大小小的礼包买通官员，取得矿产和土地开采权和使用权，然后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极低，把大量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买豪宅，买豪华轿车，还要连人带车一起买，挥金如土，把自己的孩子送入贵族学校学习……这与公有制经济何干，与人民的利益何干!这种计算，完全是误导和欺骗!”（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8月5日）《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要求中国将国有企业的比重再降低63%，并主张让国有企业按更加商业化的模式运行，从而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国企存在的问题。这无疑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其二，造成了两极分化。“京华时报前不久的消息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凤凰网财经，2012年12月20日）中国90%的人，其中少数人生活保持在前三十年的水平，多数人比前三十年还要穷。尤其是如今的工人和农民，多数人苦不堪言。因为那时工人职员住房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孩子上大学不要钱，国家还包分配，一对夫妇工作，工资可以养活三四个儿女。农民看病有“二六医合”与“赤脚医生”等保障。“经济学家王小鲁测算，2009年中国的隐性收入大概超过10万亿元，2010年达到12万亿以上”（同上）。“一方面是全国有6、7千万套空置房，甚至出现如鄂尔多斯康巴新城、惠州大亚湾、营口鲅鱼圈等为代表的整城整城空置的‘鬼城’；另一方面，大多数适龄青年却望房兴叹。更可恶的是厉以宁竟说出这种话，‘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转引自黎阳文章，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
其三，培植了新资产阶级。在“打倒反党集团”、“三清查”中搞扩大化，打击党内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中毛主席路线培养成长的老中青马克思主义者，从组织上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扫清阻碍。解放地富反坏右、平反冤假错案时搞“一风吹”，为复辟资本主义打造社会基础。同时，从国外招来垄断资产阶级。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计算，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既然如此，大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更不要说官僚买办了。
其四，使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据中工网报道，中国的前1000名富豪中，有147位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2.6亿农民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占3位。随着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目前雇佣劳动者已占工人的75％以上。至于人们所说的童工像白菜、土豆那样任由老板挑选买卖；窑奴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成千万的妇女被迫卖淫等等，更使稍有良知特别是有无产阶级感情者无法容忍的。正因为这样，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据中国红十字会训练中心在2011年5月12日告示，除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国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逾800万。特别可恨的是，大富豪及其走狗们还把革命人民说成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例如茅于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
其五，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说，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工程管理是很有成绩的。1964年工业学大庆，对工厂要求非常严格，那时候工厂搞技术比赛，设备擦得发亮。”(转引自毛旗网，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230页)不但大庆经验不大力宣传，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也被基本否定了；对于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可以说是基本改掉了；比较有效的反腐倡廉机制，更是改得不灵了。在文化领域中，则排斥社会主义文化，恢复封资修文化，用孔孟之道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并把文化完全推向市场任其腐化堕落。党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大大削弱，于是社会道德普遍衰败，一切向钱看、自私自利、吃喝玩乐形成社会风气。随之而来的青少年犯罪和“黄赌毒”泛滥成灾。
其六，使经济建设受到巨大破坏。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一般是在事后，所以往往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损失。例如前些年绝大多数省市区都上彩电项目，结果便出现了彩电大量积压、开工率只有一半的恶果。至于蔬菜、水果等由于一哄而上导致供过于求而大量烂掉，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倡导追求短期行为和个人私利，科技领域经过市场化改革，大量具有前瞻性的科研项目被搁置，不少应有的多地区、多行业的大协作也很难搞起来。曹建海说，美国著名学者查诺斯并不在意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建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建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查诺斯的说法看似耸人听闻，但不无道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带有很大的虚饰性，如果去除各种拆迁、资源损失、环境破坏等因素影响，我国2009-2011年的实际增长是很难超过5%的“。（作者博客，2012年11月11日）
其七，使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成了“老大难”。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再说，一切商品化，自然会使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政治领域，使有钱者用钱卖权，有权者用权赚钱，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拿农村的直选来说，贿选便成了当村官的公开投资。所以老百姓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扫黄扫黄，越扫越黄。”
其八，使附庸地位难以摆脱。加入“世贸”后为了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接轨，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农产品包括美国转基因大豆、影片、书籍等等的进口，使群众深受多种毒害；进一步创造招商引资的“宽松环境”如在一些“改革家”关于应当不惜牺牲一代妇女来换取经济发展观点的影响下大搞色情服务，使数以千万计的妇女惨遭祸害；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原来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型成了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的“外向型经济”，早在2008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便达到70％以上，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