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为什么特别需要提出“促进科学改革”

思想文化上发生大危机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例如，“三信危机”特别严重。由于对“特别是”的基本理论观点，比方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新中国刚成立的19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之时，资产阶级便消灭了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观点；这时社会主义革命便结束了因而应当告别革命的观点；在现阶段决不会再产生两极分化的观点等等，明明已被30多年的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明知这些错误而为了阶级私利死不悔改，更大的问题是把如实指出这一点的马列毛派打成“左”，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动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打压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种荒谬绝伦的行为竟能在21世纪祖国大地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怎么能不导致人们对前途担忧，导致理想信念的动摇即产生信仰危机？！再比方说，表面上大讲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不准对文革一分为二，全盘否定到“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只是一场“浩劫”的程度；相反对30多年的改革工作，则不准谈任何错误，否则便当作极左加以打压；表面上大讲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搞好国有企业，实质上用多种手段搞垮、贱卖了大多数国企，同时采用以优惠政策扶持外资和私企等办法，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面上大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对袁腾飞这类骂天安门广场纪念的是“杀人犯”，甚至连茅于轼这类咒骂人民领袖毛主席是“人渣”，呼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叫嚣“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这类反毛反党反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五反分子”，也不仅“包容”而且捧成大红人，既上主流媒体而且到处由官方邀请作报告等等，这就容易导致对所走道路是否正确，是否应当增强道路自信的怀疑不断增多；导致对前途命运的信心危机。这些年农业部在不让自己的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严禁奥运会等所有外国人活动场所销售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批准进口和种植转基因主粮让全国人民吃，并把人民的质疑斥为“无知”。近期我国每年乃进口转基因大豆超过六千万吨，转基因玉米的进口每年也达上千万吨。并且，转基因利益集团不顾我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亚等)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严重摧毁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的恶劣后果，在继续一意孤行大规模全面迅速地推进转基因粮、油、菜、果等产业化。茅于轼在网上公开说：“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 ”“ 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 (回信北方狼至尊，2011年12月25日)这就导致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不断增多，导致对当权者产生信任危机。不言而喻，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即老百姓所说的“三信危机”持续恶化，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

例如，相当多的主流媒体在拨弄是非、制造混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说：“民主宪政是政治体制的基础性元素，英明绝伦的领袖替代不了民主宪政。”《中国青年报》宣扬“西方不再只是西方，中国也不再只是中国。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并将越来越拓展其广度和深度”（转引自黎阳文章，华岳论坛，2013年7月31日）。《炎黄春秋》鼓吹：“宪政既是治国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个国家与国民的脸面。”《凯迪网络》发表文章：“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同上）。斯诺登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仅仅是我国资讯业问题冰山之一角。美国人对我国相关系统的渗透与控制恐怕远远超出国人的想像力。大众老虎网友说：“网络媒体的情形确实如同一篇网文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去看看腾讯、网易、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站的时政版块及历史版块、历史专题，去看看各大微博的时政和历史话题，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南方报系的前员工们正在新的阵地上兢兢业业地刨中共的祖坟。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贺卫方、徐友渔、朱学勤、杨奎松、沈志华等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历史学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老左、新左文人根本上不了正式版面。”（红歌会网，2013年7月29日）相反，反映人民群众有限声音的红色杂志和绝大部分红色网站，则被强行停刊和关闭。乌有之乡网站经理范景刚说：“我当然在国内不能完全自由地讨论和分享我的观点，这不仅受到新自由主义官员势力的打压，而且受到掌握媒体资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排挤，例如他们掌握的媒体只发表歪曲和诋毁攻击我们的观点，而绝不发表我们澄清事实和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观点，甚至直接封杀或抹黑我们的网站和个人。不过这种现象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是一样，我绝不奢望在那些国家我们就能不受干扰地完全自由地讨论和分享我们的观点，在与西方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教很多了。中国右派(自由派)已经占据了非常强大的舆论资源，客观上是中国舆论场最强大的势力，即使偶尔受到些干扰也没有对他们的想法表达造成多少实际的影响。”(答英国《卫报》记者问，2013年9月25日)实践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

例如，封资修文化甚至殖民文化取代了红色文化的主旋律地位。曾经当过国营工厂厂长的李甲才指出：“汉奸卖国意识遍布在思想、舆论、媒体、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凡涉及西方，特别是美国，崇拜、称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凡说到中国，则讽刺、挖苦、嘲笑、诽谤得一无是处。”（东方红网，2013年8月15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恽仁祥说: “这30多年，最吃香的词汇就是一个“洋”字。洋人炸我使馆，说一声“误炸”了事；同洋人“合资”，可以白使土地、厂房，可减免税，还岀口免检。即便过了减免税期限，换个招牌继续减免;即便交税，也仅是国营企业的约35%。就这样保证了国营企业淘汰、垮台，工人被“买断工龄”大量失业。花千元买一条进口洋布条扣在脖子上算时髦，而大量还是“中国制造”。包括一些报纸，大量掺进了洋文，成了杂交文字；领导人岀国或接待外宾不讲中文讲洋文叫“文化水平高”; 洋文成了幼儿园娃娃的必修课。以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现在与时俱进到了外国人撒的尿比中国的牛奶香。“(红歌会网，2013年9月13日) 2011年在人民群众强烈批判和反对的情况下，孔子塑像还能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呆上100天，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里，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南海边的毛主席汉白玉伟像，却被该地段的开“挖”商打碎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在各种重要场合很少提及（有的从来不提）毛泽东思想，他们宁肯参拜中山陵、甘地墓乃至各地寺庙，也不愿到近在咫尺的毛主席纪念堂拜谒。大中小学教材将渗透了毛泽东思想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内容的课文大量删除。连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赛奇都说：“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陷，更有思想上的混乱。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将军近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一文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利用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现，每年邀请所谓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政府出资赞助学者到中国巡回讲学，传播美式文明、宣传美国文化，推销西方文化理念。资料显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其高新技术产品，也不是军火，而是流行文化，每年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法非常高明，有着很强的欺骗性、隐蔽性。这种‘文化殖民’如同‘温水煮青蛙’，很容易使青年一代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抵抗意志。”这无疑是对这些年过分重用、依赖“海归派”；过量组织干部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放纵青年一代把西化当作时髦潮流等的错误倾向和做法的批判。  

例如，教育和科技领域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近20多年来，公派留学人员40余万，只回来了8万，不归比例全球最高。2012年12月22日的中华论坛说：“森路透集团发布了全球顶尖材料科学家榜单，其中前6位都是华人（五位在美国，一位在台湾）。为美国效劳的前5名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与50年代的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在国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响应祖国召唤，积极回到当时极其贫穷落后的中国，为改变祖国落后面貌奉献一切的无私品格形成了鲜明对照。今天，也正是因为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先吃中国饭，在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知识基础之后，却离开祖国，去美国谋求名位和享受，使中国目前的科技、工业在世界排名竟远远落后于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这让大喊向外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正如知名学者谭伟东所说：“现如今，公知精英、欧美线人、大众媒体、体制内的叛徒，一股脑地协同鼓噪，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成了欧美大学的预科班。整个教育系统，成了钱理群概述的北大培养造就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孵化器。”（乌有日刊，2013年8月27日）

例如，道德滑坡和精神颓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2012年中国健康报告指出：“调查对象提供的答案显示：感觉快乐的不足三成，不快乐的近七成”（健康报，2013年6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强调：“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京华时报，2013年1月8日）青年网友晋源泉疾呼：“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堆八卦、广告和肥皂剧，把一切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国工业制成品。我们的眼中和耳中充斥着无聊的爱情、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温馨、暧昧的隐私、虚伪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滞的政客让我们一次次反胃。我们失去了历史，只剩下了新闻。我们听不到周围真实的声音，看不到真相。我们被剥夺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视野，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像白痴般幸福。我们发现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试。学校里只传授考试的秘技和钻营的手段，而再也学不到真理和智慧。为了考试，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无止的补课中昏天黑地，老师们却被我们父母的血汗滋润得脑满肠肥。”（大学网，2013年3月7日）“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弱势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京华时报，2013年1月8日）著名法学家巩献田说，现在“每年自杀人口30万，这是建国以后少有的年份；外出讨饭的有200万；每年新产生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100多万。社会治安案件，就在温某某当总理时期，由开始时的600多万件增长到去年的1300万件。两极分化越激烈，不公平越加剧，社会就越动荡。”（红歌会网，2013年8月26日）

在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的带动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发生政治危机的危险性必然迅速增大。

见微知著，从近期的一些迹象已不难看出这种危险性。它包括以下几点：

------西化派更加反动和疯狂。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胡耀邦的公子胡德华公开批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他气势汹汹地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质问：“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这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 在我国，作为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召开了和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的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极右分子、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毫无疑问，这是按照《2030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搞殖民地化和宪政改革即实行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多党制的变天动员。更令人震惊的是，没有听说当场任何一个人包括中高级干部站起来反驳。此类迹象清楚地表明我国也存在着发生苏联那种惨剧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叫嚣：“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华岳论坛，2013年7月31日) 陈子明最近在自己的微博中威胁道：“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老朱弟子悍然宣称：“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十年左右，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国。……渡过黎明前的黑暗，迎接那个临界点的到来。”(博讯，2013年4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汉奸窝点最近竟敢召开有相当多人参加的该所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大会，进行动员、组织、示威。房地产商任志强在会上叫嚷：“许多人工的堤坝阻挡了鱼类洄游，威胁到鱼类的生存。必须拆除那些堤坝，让江河自由，让江河奔向海洋，不单自然界如此。”日前中国“法律党党首”贺卫方公然在美国宣扬：“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他还公开煽动反革命暴乱：“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现实的实践已经无法找到理论的论证，而没有理论的实践就只能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8月4日）还有些人则妄图利用搞自由贸易区的机会，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使中国迅猛地进一步陷入殖民地化。可见，他们比瘟神还疯狂。这就不难看出，西化派依靠的是跨国资本，他们不在乎共产党的招牌，所以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尽早地改旗易帜，然后把一切历史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必要的话把和共产党招牌有联系的那部分人推出去做替罪羊，在宪政民主的华丽外衣下，使他们窃夺的人民财产合法化。不难看出，他们正准备以比一般资产阶级凶险百倍的最后疯狂，决一死战。

  ------西化派和补课派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公开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的西化派干将、原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和主张“特别是”的中信公司董事长孔丹异常激烈的争吵，就不难看出西化派和特色派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知名学者李民骐在分析这一点时说：“经过了08年到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上层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心开始发生一定的动摇。他们内部也开始部分分裂。因为上层中有一部分人的政治合法性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联系的。……咱们就说红二代吧，这个和中国革命历史有联系的部分虽然也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过程，也通过占有国有资产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如果说完全扔掉共产党这个招牌，完全割断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切联系，那么一旦发生重大的历史变故，就难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恐怕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成都同志非常了解的重庆的唱红打黑，这里面既有当时个人的考虑，也是综合了中国各方的背景变化所影响的客观结果。” （红歌会网，（2013年8月22日）这里边提出了部分原来的补课派逐步左转的问题。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重庆道路所实行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共同富裕，尤其是据说使公有制的比重提高18％以上，是一种左转或者说向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向科学改革回归的一种表现。邪改派特别是其中的西化派的首脑把重庆道路诬蔑为“文革遗毒，封建残余”，对它的代表人物极力打压，必欲置之于死地，无疑是一种阶级报复。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最近在《中国改革》月刊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联合主办的“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座谈会上说：“‘文革’的模式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重庆模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改革开放’，……在重庆问题暴露之前，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包括高级干部。”（转引自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这就是说，在他们眼里，重庆道路和文革是差不多的。由此可见，它是社会上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买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特定方面的一种反映；是一种特殊形势的路线斗争。由于重庆道路是我们通过和平方式挽救党的一条出路，是当前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包党员、干部赞同的摆脱困境、拨乱反正之举，因此支持它是必要的。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期刊《人民论坛》2012年初的调查显示，蛋糕论支持率仅2%，赞成或认同重庆道路的达90％以上，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对重庆道路及其代表人物的打压，从表面上看或者说从战术上看是暂时得了势，但从实质上看或者说从战略上看，则是一次大失败。因为这使他们进一步暴露了搞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搞垮中国的真面目，从而进一步丧失了党心民心。相反，对于前前后后始终支持重庆道路及其代表人物的马列毛派来说，则是一个战略上的胜利。这里所说的从战略上看，最根本的是看路线，看民心，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路线决定一切。前几年一部分马列毛派完全自发地力挺重庆道路的代表人物，有利于防止西化卖国集团在十八大前后搞乱中国，乱中夺权；有利于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济南事件的过程，更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重庆道路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当前力挺重庆道路的代表人物，对于破除邪改路线，用毛主席路线救中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现在再从民心和路线上回过头来看一看，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当年力挺重庆道路和它的代表人物，顺应了民心民意，扩大了重庆道路的影响，得到了相当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必要的；就会进一步认识到邪改派在这件事情上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战略上败得很惨。这一点，对今后的斗争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甚至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斗争焦点。同时，围绕重庆道路，也将使中间派甚至包括部分右派队伍进一步分化，使西化派和特色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邪改派和马列毛派的斗争正进一步尖锐化。著名经济学家赵磊等成都学者说：“你不是叫社会主义吗？你搞出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大的贫富差距，还有什么资格，还有什么脸面讲你是社会主义？阶级对立，经济形势、社会形势的恶化，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这样对改革三十多年的方向产生怀疑的人便越来越多了。这场改革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是进一步体会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体会到文革的正确，体会到资本主义不仅是让中国走向穷途末路，而且是让人类也走向穷途末路了。可见，改革开放的展开过程，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也在发展起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成都学者对话美国教授，2013年6月18日）河南青年工人王杰最近在他们的沙龙上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劳动人群趋向于左派？是因为他们切实感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命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则教育他们，中国没有自由竞争，他们没有平等向上层游动的机会。他们会思考，为什么社会不公平？同样具备能力，却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会得出答案，这不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有问题，这个社会规则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会，追求一种公平？这恰好构成他们左的思想。”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的时期，但18世纪农民的处境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这种所谓“繁荣”便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可见，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爆发暴力革命的重要原因，因为长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让人们思考财富分配方式的欺骗性与合法性问题，而总根子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保护这一经济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既然如此，毫无疑问靠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救不了中国。也就是说，靠通过大办自贸区之类用开放倒逼改革，靠西方多党制式政改即实施《2030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等等，都不仅救不了中国，相反却会带来大灾难。连贺卫方都不得不说：“很担心特别大的利益冲突最后导致转型过程中的不顺利甚至崩盘、革命。”（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